《伤痕累累》［美］昆德伦（Quindlen·A）著；石雅芳译

　　伤痕累累／（美）昆德伦（Quindlen·A）著；石雅芳译

　　一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5

　　书　名　伤痕累累

　　作　者　［美国］安娜·昆德伦

　　译　者　石雅芳

　　原文出版　Random House，1998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

　　字　数　183千

　　版　次　2000年5月第1版　2000年5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5000册

　　书　号　ISBN　7—80657—052—7／1?048

　　定　价　14·50元

　　安娜·昆德伦和《伤痕累累》

　　石雅芳

　　关于安娜·昆德伦本人

　　对当今的美国人来说，安娜?昆德伦（AnnaQuindlen）并非是一个陌生的名字，这一方面源于她在新闻界针砭时弊的专栏文章以及她在电视上进行专题讨论时的风采，另一方面在于她在长篇小说创作上令人瞩目的成就。

　　安娜?昆德伦生于费城郊区。大学未毕业时母亲去世，父亲是企业顾问。她姐弟五个，有三个弟弟和一个妹妹。

　　她在哥伦比亚巴纳德（Barnard）女子学院完成大学学业，专业是英语文学。用她的话说，文学专业可提供读书机会，读书是她最大的快乐。对于她，读书就如“上天一般”。她现住新泽西，丈夫是律师，膝下有两儿一女。她一生印象最深的几件事是母亲去世和她几个孩子的相继出世。她说：“失去母亲，使我变得坚强；拥有孩子，使我变得完善。”寥寥数语，道出了生与死对人生的深刻影响。

　　她的记者生涯始于大学时代。作为《纽约邮报》（NewY0rk P0st）的纽约市采编记者，她有机会广泛接触社会生活，周旋于毒品团伙以及知名人士中间，在警察署听证会、市政厅和第五大道露面。一九七四年大学毕业后，她继续为这家报社工作了两年半。一九七七年，她到了《纽约时报》（New Y0rk?Fimes）。刚到《纽约时报》时，她还是写纽约市的报道。第二个儿子出生后，她开始写“三十几岁的人”专栏文章，一写就是三年。随着第三个孩子（女儿）的出生，她成了该报的专栏作家，负责“公众与个人”专栏，每周发稿两次。一九九二年，她的“公众与个人”专栏集一一《敞开思想》（Thinking Out L0ud：On the Personal，the PoIiti－cal，thC Public and thC Prirate）二荣获普利策奖。一九九四年，她离开了令人羡慕的《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岗位，全身心投入小说创作，此举曾令不少人感到不可思议。

　　作为记者和专栏作家，她通过自己的笔传达了同时代大多数人对社会、政府、公众及个人的思考，因此成为新闻界的明星。连续几年中，她时常被邀请就某个问题在电视上发表自己的看法。采访过她的记者常会说：“哦，今天‘黄金时间’上又见了安娜?昆德伦。”

　　二十多年在报界的耕耘使她赢得了大众的欢迎，而她在小说创作领域的努力也使她获得了不小的声誉。她的小说《一件真实的事》和《物体课》都是美国的畅销书，受到读者及社会的一致好评。根据最近的报道，《一件真实的事》已搬上了银幕。由此可见，这位作家的笔下功夫是令人瞩目的。美国著名作家爱丽丝·霍夫曼（Alice Hoffman）竟称她为“国宝”。她丈夫则常在早晨开玩笑地说：“我们的‘国宝’今天感觉怎么样？”昆德伦不无风趣地说，这样的赞誉有时让她非常尴尬。

　　昆德伦的专栏文章和小说都反映出她是自由思想者。

　　她正直而有思想，不喜欢陈规旧章，不恭维现存秩序。她认为，天主教思想对她世界观的形成有较大影响。她出身子一个爱尔兰天主教的大家庭，自幼就有很强的家庭观念。

　　不仅如此，她还在天主教会学校上了十年学。因此，她认为，除父母对她的影响外，就数宗教对她的影响最大。在她印象里，天主教灌输的思想是：对人要公正；对不幸的人要伸出援助之手；人与人都是邻居，相互间有职责与义务。她觉得，社会如同一个大家庭，人与人之间都是相互联系的。

　　可见，在她的世界观中，宗教留下了很深的烙印。

　　关于她的新作《伤痕累累》

　　安娜?昆德伦于一九九八年出版了她的长篇力作《伤痕累累》（Black and Blue）。这部小说出版后连续几个月一直位居美国畅销书行列，《新闻周刊》（Newsweek）、《出版商周刊》（PubIiShCr·S WeekIy）、《人民》（eopl e）、《纽约时报》（New Y0rk Times）、《时代》周刊（T1 me）、《柯克斯评论》（KirkusReviews）等报刊杂志纷纷发表评论文章。《时代》周刊（一九九八年二月二十三日）对这部小说的评价是：“如果这本书出得正是时候的话，那么它对家庭暴力的作用正如当时《汤姆叔叔的小屋》对蓄奴制的作用一样。”《柯克斯评论》上的评论认为，这本小说可能会像她的专栏一样，再次为她赢得普利策奖。

　　为何这部小说会引起这么大的轰动？笔者带着疑问与好奇打开了这本书。

　　一、跌宕起伏的故事

　　故事开始时，女主人公弗兰妮?安?弗林带着十岁的儿子罗伯特在费城的一个火车站。一个素不相识的人用车将他们从纽约的布鲁克林送到了这里。他们在焦急地等待着同样是素不相识的下一个接头人。这母子俩不是在搞什么地下工作，也不是因为他们犯有什么见不得人的罪行而在躲避警察的追捕。但他们目前的处境比上述两种情形好不了多少：他们是从自己的家里逃出来的，他们不想被当警察的丈夫、爸爸知道，因为一旦他知道了，其结果必然是凶多吉少，至少对女主人公来说是这样。前方的路扑朔迷离，人生的路该怎么走下去？全得由下一个接头人给他们指引，或只好任凭命运的安排了。他们怎么会陷入如此的两难境地呢？

　　弗兰妮是个护士，丈夫博比?贝尼代托是纽约市的警察。博比皮肤黝黑，带着一副深思的神情，极富魅力。他们有一个十岁的儿子，已上学。他们拥有自己的住房。十多年前，他们相爱结婚。从表面看，这是个较为圆满的家庭。

　　那么。女主人公为什么要带着儿子离家出走呢？而且是以如此隐蔽的办法？原来，她丈夫博比性情无常，几乎自他们相爱时起就动辄出手打她。小说开首句就是：“十九岁那年，丈夫第一次打了我。”从相爱时起，到离家出走，弗兰妮时常惴惴不安，因为她不知道博比的脾气什么时候会像火山一样突然爆发，因为爆发时的受害者必然是她。她时常被打得伤筋断骨、鼻青脸肿。自此，家不再给她以温暖，弗兰妮作为一个姑娘与女人的梦想成了泡影。

　　尽管夜半时分常发出殴打声与哭泣声，当着孩子罗伯特的面，他们却装得若无其事，即使留下殴打后的伤痕也会用“出了事故”来搪塞。他们这样做，目的是想保护孩子，其实没用。久而久之，孩子变了，变得少言寡语，变得冷漠，脸上没了可爱的笑容。孩子的一脸“小老头”表情让为母者心寒，这坚定了她要离家出走的决心。她要挽救自己的孩子，挽救孩子的童真。

　　几经周折，她与孩子来到佛罗里达中部一个名为莱克普拉塔的小镇。她生于纽约，长于纽约，而这个小镇在各方面都与纽约有着极大的区别。但有一点比较突出，这里的人都与初来乍到的女主人公一样，如浮萍一般，没有什么根基与社会关系，都是因“某种原因”来到这里。母子俩从此隐姓埋名，改头换面，开始了新的生活。一切都是新的，城镇、住房、邻居、学校、朋友以及他们两人的名字。弗兰妮的新名字是贝思?克伦肖。她将一头红发染成了金发。她的身份是刚离婚，从特拉华州来，原来的丈夫是会计。隐姓埋名与改头换面的目的是为了彻底摆脱以往生活中那些噩梦一一主要是丈夫的纠缠，如果无法摆脱，那么一切努力都是空的。在新的环境里，弗兰妮不仅遇到了适应新环境的许多挑战，而且还忍受着精神上的折磨：她内心深处始终忐忑不安，害怕博比什么时候会突然冒出来。但有一天，博比果真出现在她的客厅……

　　二、发人深省的主题：家庭暴力

　　小说围绕着一个越来越受到美国乃至全世界关注的问题：家庭暴力，特别是丈夫对妻子施暴的现象，揭露了家庭暴力的丑恶以及它所带来的不幸。最大的不幸者当然是受虐的一方，即小说中的弗兰妮。通过主人公弗兰妮，小说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个让人震慑的现象：一些妇女的生活并不如她们表面上看上去的那样，她们一直出没于真实生活与梦魇世界的更替之中。她们追求正常人的生活，可随时会被逼入梦魇世界，她们的内心时时受到噩梦般的家庭生活所困扰。

　　有位美国朋友告诉笔者，近二十年来，家庭暴力越来越引起美国社会的注意。以前，人们以为这并非普遍现象，可是一经揭露，令人大吃一惊。原来，这种现象有着一定的普遍性，而且无人群或受教育程度的区别，反而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比常人更善于掩饰。在常人眼里，美国的法律较为完善，然而在家庭暴力面前，美国法律也时时无能为力。于是，帮助受虐妇女的组织也就在全美各州应运而生，如始于一九九。年被称为“希望之门”的终止家庭暴力全美网络基金会（NNEDV，即Nat ional Network to End Domestic Vio—lence fund）就是一个这样的组织。

　　故事的主人公，一个是纽约市警察的丈夫，一个是医院护士的妻子。家庭暴力出现在这样一个家庭，出现在人人（无论男女）都追求个性解放、独立人格的当今世界上，更显其时代意义与讽刺性。一幕幕令人咋舌的家庭暴力画面在作者的笔下出现，一个活脱脱的不幸女人形象出现在读者的视野里。男人可以不问青红皂白，想出手时就出手，想抬脚时就抬脚。即便解除了婚约，许多女人还是逃不出前夫或男友的“魔掌”而丧命。生活中的女人如同惊弓之鸟。

　　美国人为之骄傲的法律保护不了成千上万的弗兰妮。中国人常强调家庭里的种种关系以“敬”与“爱”为前提，如果说“敬”具有很深的理性成分的话，那么“爱”应该是以感情为基础的。不能说博比不爱妻子和家庭，也不能说他们没有感情、不爱这个家庭。博比一再声称，自己非常爱妻子，但是这种爱多少是病态的，或者说，如许多现代人一样，他具有典型的分裂人格。你看他一边呼唤着妻子的名字，一边对她大施淫威，甚至将她打得皮开肉绽后还对她有性要求。

　　博比的这种爱与恨可以称为男性中心主义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变体或畸形儿。近百年来，妇女在自身解放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以美国本身而言，通过全国妇女的不懈努力，她们先后取得选举权及越来越多的与男性平等的社会地位。据报道，一九九二年克林顿就任总统后，美国妇女参加公职竞选以及当选的人数为历史之最。然而，在女性越来越得到尊重的同时，男性似乎显得有些难以适应，让他们产生了极大的失落感。他们一方面留恋男性独尊时代的荣耀与地位，一方面又不愿意放弃文明人的身份。而文明人的重要标志之一就是承认并倡导“人与人生而平等”，不论是男人还是女人，白人还是其他肤色的人。妇女地位的改善与男人的理解与承认分不开。然而，他们的理解与承认不是一种纯粹的理解与承认，而是一种慷慨，一种核心依然是男人至上的慷慨。我们将视角转向家庭中的男女时，情况也是如此。女人的世界不再只是家庭这一方小天地，她们开始看到并汇入了外面的广阔生活。可是，男人似乎还没有准备好，他们依恋着“幸福的家庭主妇”①型的妻子，对所谓的“职业妇女”虽表同情，在生活上却很难接受。如果他们的妻子在事业或经济上与他们完全平等，那他们就更加无法接受。因此，正当世界妇女一如既往地为自身解放奋斗的时候，男人也在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心理调整乃至其他多方面的调整。在此过程中，他们的心理是极其复杂的，有时甚至是扭曲的、分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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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幸福的家庭主妇”是美国社会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曾出现过的一种潮流。

　　弗兰妮的丈夫博比从他对妻子随意施暴中暴露了他扭曲和分裂的人格。他疯狂地爱着弗兰妮，却又在多方面无法忍受她。弗兰妮是职业妇女一一一个护士，护士是一个非常辛苦的职业，不可能整天在家守着孩子，恭候丈夫归来。相反，她要时时护理那些对她丈夫来说是素不相识、毫不相干的人。另外，她还有自己的生活，她要与朋友来往，与妹妹一起外出。所有这些都成了博比不满的原因。

　　博比追踪弗兰妮到佛罗里达时曾这样说过：“你他妈的要什么就得到什么。别人说：‘博比，你干吗还让她去工作？’可我随你的便，以为那样你会快活，就随你便。你有了房子。

　　你上班时或回家晚了，我妈就来给你看孩子……你随心所欲，跟你妹妹走，去医院，还要跟你搞同性恋的女朋友们出去，总是出去，出去，就不想呆在你该呆的家里。”博比的心理是极不平衡的，这种不平衡是他所在的那个男人至上的社会所决定的。他的大部分警察朋友的妻子都是家庭妇女，丈夫、孩子、服装以及飞短流长是她们的全部生活内容，就如美国五六十年代曾经提倡过妇女回家去当“幸福的家庭主妇”的妇女一样。博比表面上接受了妻子走出家庭、成为职业妇女这一现实，另一方面他又不能放弃男人在妻子面前至高无上的地位以及对“幸福的家庭主妇”的渴求。

　　这就是实实在在的美国社会现象，我们从中不难看出作者对社会生活以及对家庭暴力这一现实的透彻理解。

　　生活在受虐与惊恐中的女主人公是不幸的。然而，她为什么在这样的婚姻生活中忍受了那么久之后最终又放弃了这种持久的忍受呢？她甘愿忍受，难道这正如社会上不少人所认为的，是她自己招致了暴力、活该受到这样的虐待吗？①其实，受害者有时自己也会感到非常迷惑，弄不明白这一切是不是与自己有关，自己是不是招致受罪的罪魁祸首或同谋。因此，她想：“博比甚至使得我相信是我自己有过错，是我正与医院里的每个医生在睡觉。他滑倒了是我的错；他碰破膝盖是我的错。他打我是我招惹的，是我招惹他对我拳脚相加，招惹他揍我。”虽然这里流露出作者的嘲讽与挖苦，但这确实也是许多家庭暴力的受害者以及社会上不假思索者的心理。尽管弗兰妮在家里没有尊严可言，可是她苦苦忍受了十多年，这再次体现了作者对生活的理解。小说借人物的话道出了生活中朴素的真实：“我没有逃跑，因为我认为情况会好转，至少不会更糟。我没有逃跑，因为我希望我的独生子有个父亲，我有个家。我长期以来一直没有逃跑，因为我爱博比?贝内代托，因为没有人像他那样对待我。我想他清楚这一点。”于是，作者更深刻地看到，正因如此，“我使自己成为他所作所为的同谋”，至少受害者的忍让在某种程度上纵容了家庭暴力的继续。直到遭到她丈夫最后一次毒打，她“才知道我必须离开，才知道如果我告诉我儿子，说是我自己在黑暗中走进餐厅时摔破了鼻子，撞得眼睛青肿、嘴唇破裂，那一切将无可挽回。隐秘正在泯灭他的童真，泯灭我身上仅存的女性情感。我必须拯救孩子，也拯救我自己”。生活中的许多妇女，许多像弗兰妮一样受到虐待的妇女，许多对社会有所了解的人们读了这样的话，一定会因作者对生活的真切理解而发出共鸣。

　　不论她忍受这样的生活，还是最后选择逃离这样的生活，这都符合生活逻辑。从人物的忍受中，我们看到了受虐妇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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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S，K Jam，信春鹰：《荚汉妇女与法律词汇释义》，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出版，1995年，笫26页。

　　在肉体与心灵上受到了令人发指的折磨，同时也看到她们受虐乃至持续受虐的原因，看到了为妻者对家庭以及为母者对儿子的一片爱心。爱使她迟疑，迟疑是她痛苦的延续。

　　最后，当弗兰妮选择了出逃时，我们同样看到受虐妇女的一片母爱之心，也看到了女性被逼入绝境时奋起自救的精神。

　　这一方面体现了纯粹得不能再纯粹的女性美一一母爱之心，另一方面体现了人类得以生存与延续的精神一一凤凰涅槃。

　　这里不仅流露出作者对生活的深刻理解，同时也流露出作者对人类自身以及妇女的希望。小说本身流露了作者对全体妇女、对受虐妇女、对妇女家庭地位的真切关心与希望。如在弗兰妮经历了逃亡与失子的痛苦后，抱着寻子的希望来到了博比母亲门前，想起了自己在七八年前曾向婆婆提出过的一个问题。当时她问：“你丈夫是个什么样的人？”可是，她的婆婆没有正面回答她。弗兰妮又追问了一句：“他对你好吗？”对方的回答是：“他是我丈夫。”她再问：“他打不打你？”听到这话，婆婆厌恶地看着她，没有正面回答，而是说她的儿子人很好，还说大家都这么认为。一个是丈夫，一个是儿子，除此以外似乎没有值得她婆婆关心的。

　　至于打不打她，她似乎没放在心上，或者这是个不必回答或难以回答的问题。看来，在前一代人家庭中，这样的现象是不言而喻的。那么，后一代人会怎样呢？失去儿子的痛苦是刻骨铭心的，女主人公时时盼望儿子能回到她的身边。

　　小说最后一章女主人公有这么一段内心活动：“再过六个月罗伯特就十六岁了，可以坐飞机、打电话、独立行事了……

　　他会敲响那套公寓的门……开车到这幢房子，我打开门，他说，妈妈，放心吧，我汲取了你们两人身上的精华，舍弃了糟粕。那部分血脉流淌到你为止，没在我身上继续流淌。我天天祈祷，让梦幻成真。我有时想，为什么麦克迈克尔副巡官那天在警署说罗伯特不是贝尼代托。他是嘲弄他？还是祝愿他生活幸福？”小说中几次提到这位纽约中央公园里警官的话，说罗伯特不像他父亲家的人，这里包含着女主人公的期望与担心。她希望儿子长大后不会像其父亲那样在家里打妻子。通过对三代人同一内容的叙述，她希望今后的男人不像前辈的男人那样有打妻子的陋习，希望家庭暴力这一丑恶现象能得以遏止，不再延续。她把希望放在了罗伯特这代人身上，把希望寄托于未来。这也是作者自己对生活的希望。生活中的安娜?昆德伦知道，在这个世界上，女人要比男人艰难得多。因此，当她的第三个孩子即她的女儿出生后，面对充满凶杀、强奸、虐待的世界，她不无愤慨地喊道：“你（世界）不能对我的女儿造次。”她时常希望她女儿生活的世界将比她自己所生活的世界要更加美好。

　　三、“一流的头脑，宽广的胸怀”

　　凡是接触过安娜。昆德伦作品的人都会赞同美国当代作家苏珊?艾萨克（Susan Isaac）对这位作者的评价：她不仅具有一流的头脑，而且还有着宽广的胸怀。昆德伦以深邃和关切的目光看待生活，看待世界，看待生活中的每一个人与每一件事，并以她女性特有的博大胸怀给予理解和同情。

　　《伤痕累累》虽然围绕女主人公如何摆脱旧生活的缠绕以及新生活的创造而展开，但小说所展示的整个生活画卷充分显示了作者对生活的透彻理解，也体现了她作为一个妻子与母亲的宽广胸怀。

　　首先，在对待家庭暴力这个主题上，她态度非常公正、客观。她在关注妇女命运时没有走向极端，没有猛烈抨击与鞭挞男性，相反，她理解与同情他们。当博比在倾吐心中不满以及发脾气的原因时，读者会觉得他似乎有理由不满、有理由发脾气。在昆德伦看来，某个个人似乎无法为这样的邪恶现象负全部责任。她揭露丑的目的是要呼唤美，呼唤全社会的人们共同努力，因为只有这样，像家庭暴力这样的邪恶才会没有存在的空间。在作者笔下，博比是一个有魅力的丈夫与爸爸，他不满与发脾气，是因为他看到自己与整个男人世界的地位有差异，整个社会环境造就了他以及他的行为。造就了这样一个天使与魔鬼的混合体。因此，他的人格分裂是现代社会的产物。

　　同时，作者对妇女领袖般的人物也不是一味加以赞扬。

　　小说对组织并帮助弗兰妮逃跑的那个机构的负责人帕蒂。

　　班克罗夫特这个人物投了反对票。这一点可能会引起读者的反思。其实，这正说明这本小说不仅局限于妇女问题这一角度。作者对家庭暴力的抨击不是针对人或一种性别，而是抨击一种专制观念，抨击那种喜欢摆布别人的专横和强权。在弗兰妮听来，帕蒂?班克罗夫特“听上去像我的丈夫。”弗兰妮从帕蒂的谈话中感到，她热衷于组织与帮助受迫害的妇女，那是因为她为自己成为这群妇女的“公众脸面、代言人、领袖”，使自己“从家里的无权无势到影响世界”

　　而感到沾沾自喜。作者所抨击的是一切自我中心主义，其中包括男性至上、男性中心论，甚至在妇女人群中的自我至上与专权。

　　事实上，小说涉及的社会面非常广阔，它涉及了美国社会对非欧罗巴人种的歧视，如对拉美裔美国人的歧视问题；涉及了老年人以及病残者的生活；涉及了社会上多种多样的人际关系，其中在母子关系这一点上着墨较多。在母子关系的描写上，读者不仅看到作者身上同样的母爱之心，同时也看到了她对天下母亲的理解。弗兰妮虽然有丰富的情感，有热烈的向往，然而，为了孩子，她什么都可以舍弃。为了孩子不至于失去爸爸和完整的家庭，她可以不顾自己，继续忍受那灭绝自我、灭绝人格的受丈夫虐待的生活。为了孩子，她可以不顾一切地离开生养她的故土，来到一个陌生而偏僻的地方，迎接新生活的一切挑战。为了孩子，她可以将自己的真爱抛置一旁或深埋在心里。当孩子被博比抢走后，她作出了一切努力去找回失去的孩子。这一切读来都非常令人感动。更让人感动的是，她的亲子之情延伸到了对博比母亲的行为的理解。前面提到，当她问博比的母亲她丈夫是否打她时，她避而不答，反而说自己的儿子如何如何的好：母爱就是天平，丈夫的虐待似乎无关紧要，紧要的是她爱自己的儿子！当弗兰妮痛失儿子后，始终魂里梦里牵挂着儿子。小说中有这么一段话：“我想念罗伯特，想念那个也许存在的女孩，可谁能料得到，我一点也不在乎她，不在乎她遍体鳞伤、伤筋断骨。我本该很在乎。可我没有。

　　我爱我儿子。一直爱他，永远爱他。”也许人的情感就是这样复杂，你可以对家庭暴力充满憎恨，痛心疾首，可是当想到这一切是你心爱的人的行为时，你就会“不在乎”，生活也许就是这样，恨似乎在爱面前会消融，会化解。母爱是一片宽阔的海洋，能够包容一切。这里包涵着非常深刻、真切、复杂而又简单的人生哲理。

　　小说对生活中的人所拥有的“隐秘”费了不少笔墨，这一点同样体现出作者对人生的深刻理解。正如实际生活中的人一样，小说中不少人物心中都藏有“隐秘”。如女主人公受到丈夫的百般虐待，自结婚后一直胆战心惊地度日，隨时留意着丈夫的眼神与他的双手，惟恐无意中惹他生气，惟恐自己遭到毒打与折磨。然而，谁都不了解真情，即使她最亲近的人也不了解。“外表上看，我很不错，有工作，有房子，有孩子，有丈夫，有笑容。没人看到我挨打。”她把一切都深埋在自己的心里，逢人看到她的创伤，她便用“意外事故”加以掩饰，甚至对儿子、对她亲爱的妹妹以及对她亲密的朋友也不例外。

　　隐秘是一块巨石，压得女主人公无法喘息，压得孩子失去了童真。在没有离开纽约和丈夫时，她在家整天魂不守舍，可是到了外面，或与孩子在一起时，她从没有吐露半点真情。她与妹妹非常亲近，在某种程度上，这个妹妹是她带大的。小的时候，妹妹整天在她身旁转，长大了她们也几乎形影不离，无话不谈。可是，当博比在她十九岁第一次打她，给她的手臂上留下了“青月亮绕着黑太阳”般的手印时，她虽仍然与妹妹同居一室，却没有告诉她，而是用衣服将这一切遮盖起来。

　　这样掩饰的本意是保护自己，因为社会上人们对家庭暴力的了解以及同情程度是有限的，或者说人们对众多事情的理解与同情是有限的，所以受害者经常会被看做咎由自取。因此，隐秘的存在也就是必然的了。心中怀着一个隐秘必然是一种负担。弗兰妮为什么忍受这么多年也没有向别人透露自己生活的点滴真实呢？首先因为她将挨打看做一种耻辱。在这一点上，中西方是一致的：家丑不可外扬。她一方面觉得自己可能得为这样的局面负部分责任。

　　另一方面她又觉得，自己作为一个独立的女人却甘愿忍受这样的生活，本身就是一种人格自损，是一种人格萎缩。这些都构成了她深深的羞耻感。直到耻辱压得她近乎窒息的时候。直到羞耻变成了憎恨的时候，她才无所顾忌地出逃了。因为，从自己以及从其他受害者身上，她看到忍受不是出路，再忍受下去，她不仅毁了自己，而且也会毁了儿子。

　　她的儿子罗伯特年龄虽小。可是因为特殊的生活环境，他有副少年老成的神情：他没有童稚的欢颜，眼睛里一副冷漠，看到母亲的伤痛只当没看到，什么事都不会让他有半点大惊小怪，这与他心中早有某种秘不可宣的秘密有关。

　　在他还很小的时候，他听到父母吵架，出房门想看个究竟，却挨了父亲一顿臭骂。父亲规定他不准随意出房门，但他不可能听不到父母晚上的打骂声。等到了第二天，父母又装做若无其事的样子，即使他看到母亲伤痕累累，母亲也推说是因为“意外事故”引起的。在父母告诉他的与事实不相符的环境里长久地生活，在充满谎言的父母身边成长，他的心灵受到了极大的扭曲，不可能像其他在真诚中长大的孩子那样自然地成长。小说里写道，她的儿子“身上总是一副小老头的老成，开始成为一个活死人，睁着一双死者的眼睛”正是这一点才迫使她下了离开的决心，她要拯救自己，更要拯救孩子。

　　不难看出，隐秘对人格以及性格造成了极大的影响。

　　作者的视野没有局限于女主人公母子，而是延伸到了更广阔的社会。于是我们知道，生活中的人们并不像他们看上去的那么幸福，那么轻松愉快，那么无忧无虑。不少人的内心都有着隐秘，隐秘如十字架一样沉重地压在他们心上。

　　小说中的弗兰妮到佛罗里达后遇到的朋友辛迪以及她的护理病人莱维特太太。经过多次接触，弗兰妮与辛迪很快成了亲密无间的朋友，可是辛迪一直将自己的隐秘深埋在心里。她告诉弗兰妮，她离开父母所在的农场，那是因为她忍受不了那里的尘土与肮脏，甚至还编了一个初恋的故事，说明她如何受不了农场的生活。其实，这些都不是真实情况。

　　她出生时有个孪生姐姐，可是这个姐姐在年幼时就身遭不测，而姐姐的死与她有关。一天，正当她躲在一旁看书时，她妈妈喊她，要她去田里，叫正开着大型拖拉机的父亲回来吃饭。她装做没有听到。于是，母亲就让她孪生姐姐去。

　　由于人小，拖拉机的声音又响，父亲没有听到孩子的声音就开着拖拉机从孩子的身上碾了过去……她竭力回避过去，回避她的心病或隐秘，生活中的她努力打扮自己，看似生活得非常快活。

　　莱维特太太是个犹太人，她曾在德国人的集中营中呆过，是大屠杀的幸存者。战争硝烟早已消失，可是她手臂上在集中营时留下的编号烙印在她和许多人的眼里依然是一种耻辱。这是个值得深思的人物。作者对她着墨较多，在某种意义上说，她的身上体现出历史的概括性：二战中遭受巨大的灾难，奇迹般地幸免于难，一辈子带着耻辱的印记生活着。

　　作者通过女主人公之口道出人们深藏隐秘的个中缘由。弗兰妮说：“现在我眼中的莱维特太太是一个巨大的秘密：她手臂上的数字，她的婚姻，她从半个世纪前五月的一天以来的整个生命。我意识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隐秘。

　　我掩饰自己的伤疤，因为我感到羞愧，为博比感到羞愧，为跟他一起生活羞愧。现在我还知道，我还害怕被人看不起害怕所有认识我的人会在心里想那个可怜的女人常挨丈夫揍，或过去常挨揍。我开始把自己看做这样的一个人：一个过去常挨丈夫揍的女人。一个被揍得遍体鳞伤的女人现在正在获得新生。上帝，我讨厌这种话，讨厌那种将我们的伤痕降低到与可以进行定型号的眼睛或头发颜色一样的地位，沦落到杂志封面的标题地位。”可见，作者对生活中的隐秘，对人的生活以及人的自尊的了解是极其深刻的。人世间因为缺乏理解，人们不得不将自己的某些痛苦与折磨深藏不露，惟恐受到更深的伤害，可是怀着隐秘的生活又将是怎么样的一种生活啊？作者在给予理解的同时，也流露出了无限的同情。

　　人生充满着矛盾，人生充满着痛苦，人生有着许多似是而非，人生还有着无限的困惑与彷徨。小说中最让女主人公困惑与彷徨的是现代人的两难境地。没有离家前女主人公处于受害者的两难境地：是忍受还是逃离；离家后她依然是处于同样的境地：该不该逃离；在佛罗里达，她找到了新的归宿，有了新的家，但她心中还是充满着这种困惑与彷徨的悲剧感。在小说的最后，女主人公还在想：该不该离开？离开是不是正确？“我没有哪一天不在反思我离开博比究竟对不对……大家都说我做得对，说我不该回头看，说我别无选择。也许他们说得对：可我依然不清楚。”一切似乎都在告诉人们：“人的一切努力终归徒然，原本有着悲剧感。

　　人的生存本身充满歧义，没有本质的真，只有无止无休的提问与抉择。”①似乎哈姆雷特式的生存困惑（T0 be 0f not t0Lc）始终困惑着生活中的每一个人，似乎作者在小说的结尾提出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弗兰妮最后是得救了，还是在继续受着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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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唐逸：“生存的两难处境”，《读书》1998年第9期，第72页。

　　四、艺术特色

　　这部小说的语言简洁朴素，感情真挚，幽默与比喻恰当，充分展现了作者的智慧与非凡的创作力。作者自称是个“追求完美的人”，她希望自己写出的每一个句子都非常完美。这本小说可以成为她这种追求的证明。

　　小说开头就是个耐人寻味的例子。打开书，扑入读者眼帘的就是：“十九岁那年，丈夫第一次打了我。”作为一部长篇小说的开头，这不免让人有些突兀感。没有一句铺垫与暗示，没有半点景色或人物描写，作者什么话也没，有说，就将这么一句大白话扔了出来：它没有邪种“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朦胧美，但它来得实实在在，开门见山，容不得读者产生半点怀疑。这是一句平直得不能再平直的话，它单刀直入，切入主题，将大半个故事都包括在内，于是它成了全书的定音鼓，为全书的发展确定了方向。故事发展过程中，这句话反复出现，起到了交响乐中主题音乐的作用。它又如闷热的六月里的一声惊雷，将昏昏沉沉的人们惊醒，使不相信在“民主、自由”的美利坚合众国还会有像家庭暴力这样丑恶的人们睁眼见到了事实真相。这真可谓平直中见丰富，朴实处见智慧。

　　小说的行文以及谋篇也是让人印象非常深刻的。作者似乎对一切材料（不论时间的先后?，不论顺?叙的内容，不论倒叙的内容还是插叙的内容，不论初看似不相关、后又觉得实在是很妙的内容）十分娴熟，信手拈来，毫不费力，故事一气呵成。例如，第二章中关于女主人公为何走入佛罗里达的公寓时特别憎恨博比这一点就非常令人难忘。作者比较弗兰妮儿时的无根生活与现在又一次被逼入无根的生活：比较无根的生活与自己梦想中的生活，以及婚后的那种开始扎根的生活。读者忽而看到弗兰妮幼时搬来搬去的情景，忽而沉浸到她与博比有了自己的家时的那种快乐之中。

　　忽而又回到眼前的佛罗里达的小公寓里。事实种种，情感种种，人物心中感情的波澜迭起，读者的情绪深受感染。这里，作者语言天赋以及小说中细节的选用都起了很大的作用。

　　幽默风趣也是小说的一个特色。例如，罗伯特的小伙伴本尼的妹妹在院子里跑着时，被两个哥哥给绊倒了，哭喊起来。她母亲没有马上出来救她，而是等过了一会儿，喊了一声“冰淇淋”，小姑娘便破涕为笑。最后作者只用“这就是拯救”几个字加以评论，一方面起到了类似画龙点睛的作用，另一方面也免不了让人发出会意的微笑。独到的比喻是作者又一个难得的长处。例如，弗兰妮的儿子是个在压抑中长大的孩子，因此“我儿子很少哭，也难得笑，偶尔一笑就像是冬雪里明媚的阳光，令人目眩，难以适应。”读到这样的幽默与比喻，人们会情不自禁地想到斯威夫特在评说最佳文体时所用的话：“适当的地方，适当的词语。”我想，用斯威夫特的这句话来评论安娜?昆德伦的小说语言是不会过分的。

　　第　一　章

　　十九岁那年，丈夫第一次打了我。

　　这么一句话后，我就不知该怎么说了。这么一句话后，我的脑袋里就响起了他的声音。那黄油糖浆一般的声音，令当时年轻的我听了双臂顿起鸡皮疙瘩。那不紧不慢的咝音、拖着调儿的元音以及让人咋舌的摩擦音，使我浑身热乎乎的。他的声音常常像是耳语，说话的样子非常亲切，句句话似乎都进入你的五脏六腑，进入你的大脑、你的心脏。

　　“哎呀！博比，”有个朋友曾说，“你完全是个电台播音员的料，应该做广告播音之类的工作。”他的声音就像是神话故事中的魔仆，是神灯里飘然而至的紫色烟雾，是打开玻璃瓶塞后扑鼻而来的香气。

　　记得博比有一次在一个案子里作证人，我也去了法庭。

　　那是十一年前或十二年前的事，罗伯特还没有出生，我的锁骨和鼻子还没有断裂。鼻子断裂吋正值午夜吋分，我对着浴室镜子自己动手包扎，也就是在鼻子四周贴些胶布，将其固定，结果鼻子到现在也没有完全矫正。博比希望作证时我能到庭，因为那个案子当时很轰动。不过，纽约城里轰动的案子连续不断，一个接着一个，就跟污浊的哈得孙河上瑰丽的落日一样，消遁后又会光彩夺目，夜夜都有新景象。布鲁克林一个十五岁的男孩被指控用刀逼奸一个多明我会修女，完事后还要她为他祈祷。他的律师说这纯属谎言，说男孩不知道那个穿浅绿色双面针织裤及条纹衬衫的女人是修女，他们的性交是两厢情愿的。那个修女已六十二岁，当时在一个住所给地板打蜡。他们从男孩裤子的膝盖部取了点蜡，请生产这种蜡的制造商进行化验比较。

　　辩护律师年事已高，我记得他在一个糟糕的地段有家店铺。法律援助会本来已给男孩指定了一个黑人律师，但男孩的母亲却凑钱聘请了他。她相信，她儿子要取胜就必须请一个白人律师。男孩的律师一副睡眼惺忪、余醉未醒的样子，灰色西装的双肩布满雪花般的头皮屑。他傻乎乎地将男孩子称为证人，问孩子为何承认没有犯过的罪。

　　“房里的这个警察，”男孩说道，声音很低，宽大的额头向话筒倾斜，手指拨弄着下嘴唇，使得话音含混不清。“他啥都不问，就是使劲烦我，先生。他不停地说：‘告诉我们，你干了啥，蒂龙。告诉我们，你干了啥。’像是在给我催眠，先生。一个劲儿地重复这句话，我摆脱不了他。”

　　陪审团相信，蒂龙?比格斯强奸了那个修女，每个读小报、看新闻的纽约人也都相信这一点，法官也如此认为。犯这样的罪行得判八至十五年的刑，而他给这个男孩判最重的刑，并称他是“人类的脓包”。但是我觉得，蒂龙在胡诌强奸一事时对那个警官的描述却是真的，因为我每天都生活在那个声音中，一直受它的催眠。我知道它的作用，它听起来怎么样。它渗透你的灵魂，像忏悔者，像诱骗高手那样说“告诉我，告诉我。”弗兰妮，弗兰妮，弗兰①，他像吟，像唱，像呢喃。有时，博比甚至使得我相信是我自己有过错，是我正与医院里的每个医生在睡觉。他滑倒了是我的错；他碰破膝盖是我的错。他打我是我招惹的，是我招惹他对我拳脚相加，招惹他揍我。没命地揍。使劲地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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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弗兰，即弗兰妮。

　　他第一次打我时，我十九岁。

　　现在，我又听到了他的声音，循循善诱，低沉而有力，再次让我觉得，一切又都是我错了。他在说，弗兰妮，弗兰妮，弗兰。他就这样开始。弗兰妮，弗兰妮，弗兰。第一次时，我还不是你的丈夫。你当时已满二十岁，因为那是在我们去锡蒂岛为你过生日后的周末。我没有打你。你知道我没有打你。瞧，弗兰，你就是这样，歪曲事实。总是歪曲事实。

　　我的心里听到他在说话。而且，我知道他说得对。第一次时他没打我。他只是使劲地握着我的上臂，握出刺花一样的指痕，像一个黑色的太阳，周围绕着四个月亮。

　　当时是夏天，我连续一周无法穿裙子，也不能在与我同住一个房间的妹妹格雷斯面前脱去外衣。我们房间对面是塔尔诺夫斯基①公寓的一侧，中间是通风道。他这么做，是因为我与迪伊?斯坦普尔的哥哥跳舞，而当他邀我跳舞时，我大笑起来。他紧紧抓住我，说这样我就逃不掉了，假如我逃脱，他就完了，他爱我爱得发狂。第二天晚上，他捋起我衬衣袖子，吻遍了每个指痕，而他的泪水则浸湿了每个痕迹，似乎要将黑色洗白，洗得与我身上其他地方的皮肤一样洁白如雪，仿佛他的眼泪具有教会神职人员赦免可宽恕之罪那样的力量，能将黑色洗净。“哦，天哪，”他低声说，“太对不起了。”我也哭了。那些日子里，我总是为他的痛苦而哭，而不是为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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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塔尔诺夫斯基（1488一1561），波兰著作家和军队总司令，曾保卫波兰免受摩尔多瓦和莫斯科大公国的侵犯。

　　博比?贝内代托的声音如此深沉和具有说服力，他的痛苦和忏悔是如此彻底和明显。而他的怒火又是如此势不可挡。像旋风，黑压压的，强大无比。它骤然爆发，席卷而来，掀翻房顶。我闻到了啤酒味，闻到了波旁威士忌，闻到了汗臭味，我也嗅到了自己的恐惧，它比前三者更强烈。

　　此时此刻，在费城第三十大街车站的巨大候车室里，我能嗅到自己的恐惧。候车室里有长条木凳，我与儿子罗伯特挤在木凳的一个角落里。我们对面歪倒着一个人，一身流浪汉的破烂衣服，浑身散发着啤酒和呕吐物的混合味。

　　我在医院候诊室见过许多这样的人，这些人为了能有一张床过夜及一盘免费早餐，能杜撰出脚痛、失明等各种疾病。

　　第三十大街车站的长凳坚实、朴素、实用，像圣斯坦尼斯拉斯教堂里的靠背长椅。圣波拉克教堂到博比的嘴里就成了圣斯坦尼，但他还是希望我们在那里举行婚礼，因为他是在那里接受了洗礼，他父亲也是在那里被颂为警中精英而受奖。我从没在哪儿久住，也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家庭教区，因此我同意了。我俩一同从我的花束中取出一朵玫瑰放在侧圣坛上，放在约瑟夫雕像前，纪念博比的父亲。这是我与博比唯一的一次一起纪念他的父亲。

　　火车站巨大的拱顶有四层楼高，拱顶下是我、罗伯特和一只装了我们全部家当的小旅行袋。全部家当就是牙刷、替换衣服、几盒游戏盘和一本书，一本爱情小说，愚蠢，浅薄，然而，我过够了天天接触的真实生活，它们足以使我终身难忘了。车站镀着金边，富丽堂皇，我以前心目中的法庭就是这般模样。那天我去了法庭，当时我丈夫出庭作了证。

　　姓名。

　　罗伯特?安东尼?贝内代托。

　　职业？

　　我是纽约市警官。

　　州最高法院的法庭一点也不像三十大街车站。它的屋顶低，黑乎乎的，镶着深色木头，吞噬了从低矮窗口进来的光线?窗口面向警察局广场。那个法庭似乎更像娱乐室。

　　费城火车站看上去一直是我想像中的法庭模样，或是人们在梦中自当法官或被告时所梦见的法庭模样。罗伯特盯着屋顶。屋顶很高，因此我们散坐在下面显得很小，显得微不足道。巨大的拱顶一端有一尊黑色天使雕像，手扶一个已死的或垂死的人。我想那是一尊战争纪念像。正常情况下，我会走到雕像前，读一下天使光脚趾下的基石上雕刻的文字。如果要说什么叫非正常情况，那天就是。室内开着空调，我穿着七月的衣服，冷得浑身发抖，室温低至四月里一般，而我内心则冷如一月。

　　雕像比我们在布鲁克林湾附近街区的小屋高，比我婆婆家的房子高，也比我最后一次与父母同住时的房子高。

　　那时的房子在本森赫斯特，又小又拥挤，我就是在那儿穿上了婚纱，磨损的地板翘出钉子，挂破了拖裙边。车站的雄伟气势使我感到自己很渺小，渺小得几乎隐没了。也就很安全。我的眼睛不时从街道一头的双层玻璃门转向另一头的双层玻璃门。等待着，注视着。等待博比从门里进来，攥紧的拳头插在裤袋里，黑沉着脸。他生气时就这副模样。他经常不高兴，经常黑沉着脸。我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等博比进门。等待着，注视着，揣摩他的心情，调节我的情绪。

　　一股汗水顺着脊梁流到我的内裤腰部。裤裆里棉布湿乎乎的，是炎热与恐惧。我经历过无数次恐惧，我以为我很清楚恐惧是怎样一种感觉，但这次情形不同，其差别就像水与冰。冰在我肚里、在我胸口、在双乳下、在双眼间，犹如在烈日炎炎时匆匆一口喝干一杯冰柠檬水。罗伯特与朋友们遇到这种情况吋?称其为“大脑冷冻”，他们会抱着头在厨房里转圈：

　　“在咖啡亭旁的长凳上等着，”那个人说。他像个训练有素的私人司机，在送我们从纽约到费城的整个路上都一言不发。我们在火车站前爬出那辆旧的普利茅斯产沃莱尔车时，他趴在前座上，透过下客门抬头看我。他浑身散发出英国皮衣味。我们年轻时，博比穿过这种皮衣，当时我们还没有结婚。博比第一次穿英国皮衣的时候我刚十九岁。也许是二十岁，我想没错，我头里响起博比的声音，我想，第一次时我刚二十岁。也许当时他在考验我，看我有多大承受力。也许他每次都在考验我，直至他认为我能承受一切为止。承受一切。

　　不知那个开沃莱尔车的人是谁，在他启程回出发地时，罗伯特仰头问我：“什么？他说什么？我们现在去哪儿？我们去哪儿？”

　　那是咖啡亭，这是长凳，我们，我和我十岁的儿子到了这里，等待着一一等待什么呢？逃跑，远走高飞，从此消失，让博比永远找不到我们。我想，罗伯特那天上午见到我便明白了一切。当时，我正对着药柜镜子剪头发，悄声地打电话，解开绷带，将它们扔进垃圾筒，将所有的近期照片装进一只信封，写上我妹妹格雷斯的地址，这样博比寻找我们时就没有合适的照片给别人辨认了。“我们去哪里？”罗伯特问我。“外出。”我这么回答。如果罗伯特是个平常的十岁大的男孩，他就会缠着我，又哭又闹，问个没完没了，非到我生气地叫他闭嘴为止。可是，他根本不是个平常的孩子。

　　在我们俩的记忆中，他内心一直揣着一个秘密，始终深藏不露。他一定听到过巴掌的啪啪声、拳头的嘭嘭声，还有当我在给自己包扎、用药棉擦洗伤口、重新修整自己时所发出的小鸟鸣叫般的低泣声。事后，他见到过我青一块、紫一块的样子；他抱紧我碰到我的痛处时听到过我的急促呼吸声。

　　但他掉过头，只当没听到。他知道，我们两人都希望他这样，我丈夫有他的理由，我有我的理由。

　　就说最后一次吧。他放学回家，我从厨房柜子旁转过身，手里拿着一盘给他的苹果片、一杯牛奶，我的脸浮肿得不成样子，像是罩了一层夜幕降临前的五色残阳。嘴唇裂了，一笑肉就抽搐，难看得像小丑。他没法扭开头，躲上楼，装做没看见。“妈，哦，妈，”他说，眼睛睁得圆圆的。没等他说下去，我就应道：“别担心，我能应付一切。”

　　“妈，”他又叫了一声。接着，他也许想起了什么，想起了他的秘密，想起了听到可怕的声响及叫声的一个个早晨。

　　想起他父亲坐在桌旁拿着“巡警慈善协会”杯喝咖啡，想起我从外面跑回家，上楼冲淋浴，想起每个人都装作似乎一切正常。于是，他眼睛里发狂的火焰短暂地闪烁了一会儿便熄灭了。然后他会说：“意外事故？”

　　我年复一年都这么掩饰。是意外事故。我出了意外事故。所谓意外事故，那就是我在酒吧里遇见了博比?贝内代托，又疯狂地爱上了他。自那以后，我又陷得一年比一年深。如果你认识我，你会注意到情况并非这样，只不过事实上根本没有人注意到这种情况。外表上看，我很不错，有工作，有房子，有孩子，有丈夫，有笑容。没人看到我挨打。挨打确实是一种耻辱，它变成了仇恨。不只恨博比，也恨我自己，恨那个畏畏缩缩的我，居然连咖啡台上的遥控器也不敢拿，惟恐这又成他大发脾气的导火索。我记得，几年前的《每日新闻》里登有这样一则故事：有幢大楼的管理员用铁链将一个女人锁在大楼地下室里，然后什么时候愿意怎么她，就走下水泥台阶怎么她。我也一半生活在地牢里，时时留神台阶上的脚步声：我不需用铁链：我没有逃跑，因为我认为情况会好转，至少不会更糟。我没有逃跑，因为我希望我的独生子有个父亲，我有个家。我长期以来一直没有逃跑，因为我爱博比?贝内代托，没有人像他那样对待我。

　　我想他清楚这一点。我使自己成了他所作所为的同谋，使罗伯特成了我的同谋。直到最后一次，我才知道我必须离开，才知道如果我告诉儿子，是我自己在黑暗中走进餐厅摔断了鼻梁，撞得眼睛青肿、嘴唇破裂，那一切将无可挽回。

　　隐秘正在泯灭他的童真，泯灭我身上仅存的女性情感。我必须拯救孩子，也拯救我自己。

　　“我们去哪里，妈？”在车站，他带着哭腔问。听到他没将自己严严实实地封闭起来、一声不吭，而是像其他长途旅行的孩子一样正常，我既想笑，又想哭。其实他很清楚，我们在逃离他的父亲，要逃得远远的。我真想说，罗伯特，宝贝儿，心肝，我在救你出地牢，带你到不再需要有隐秘的地方去；也不能完全这么说。那时又会有不同的隐秘了。

　　在美国，有人什么都愿做，给你刷房子、染脚指甲，为你挑衣服、看孩子。甚至在曼哈顿最好的私立学校里，如果你孩子有头虱，可以雇人抓蚤。有人能帮你逃离你丈夫，给你安排一处新房、一份新的工作、一种新生活、甚至新姓名。

　　他们搞得很神秘，还说必须那么做才能保证你的安全。他们的头是个女的，名叫帕蒂?班克罗夫特。她常在电视上说：“我们连自己的名称也没有。”也许正是因为如此，虽然博比早已出门了，我仍觉得，跟她打电话时应悄悄地说，这是为了给她和我自己保密。帕蒂。班克罗夫特说过，有人会来帮你，你只要知道这个就行了。

　　我低头看罗伯特，他弓身坐在长凳上，身子几乎一折为二，在玩随身带着的小电子游戏机。穿亮绿色衣服的日本武士向前冲，一脚踢向戴黑色面具的人，黑面人像锯断的树那样向后倒下。武士鞠了个躬。屏幕一角的得分在增加?罗伯特的呼吸像是刚跑过步，我捋捋他的黑发。他的头发剪得很长，而他的头却是窄窄的、尖尖的。他烦我这么做，头向一旁稍稍一侧，身子又倾向前去对付日本武士，短兵相接，将他们击倒。他是玩这些游戏的高手，他喜欢沉浸在这些尖细的电子声和闪亮的画面里。我妹妹格雷斯说，现在的孩子都这样。可我不得其解。我朝车站望去，看到一个穿套衫的小女孩，蹒跚着面带微笑对一个个陌生人摇手，她母亲跟在她身后五六步远处。罗伯特即使在小时候，也从没这样。格雷斯说，孩子生来就存在个性差异，罗伯特正如，他的名字那样严肃老成。可我不得其解。罗伯特三岁吋，有时会坐着，呆呆地看着前方，身体稍稍前后摇摆。我担心他患了孤僻症。当然，医生说他没有。“天哪，什么空穴来风！”博比曾这么说，伸手将孩子拎起，根本没注意那副小肩膀在抖动，像准备飞翔、准备逃亡的鸟的翅膀一样。

　　“我们要出远门。”那天早晨我告诉罗伯特。

　　“去哪里？”他说。

　　“你会吃惊的。”

　　“爸爸去吗？”

　　如果我们运气不错的话，他不去，我心中有个声音在这么说，但嘴上却大声说：“他得上班。”

　　罗伯特的脸上一片死灰色。这种死灰色时常出现，在经过一个糟糕的夜晚后的第二天早晨尤其可能出现，而头天晚上我与博比的声音一定很响。“难道因为这个你就要戴眼镜？”他说。

　　“是的。”

　　“样子很滑稽。”

　　在车站，他的眼睛离开游戏机，抬头盯着我看，似乎竭力在想我是谁，因为我剪着陌生的发型，戴着眼镜，穿着飘逸的长裙。日本武士全死了。他贏了。他的眼睛很明亮。

　　“告诉我，我们去哪里？”他又说了一遍。

　　“过一会儿。会告诉你的。”我说道，好像我知道似的。

　　“可以买口香糖吗？”

　　“现在不行。”

　　车站四周全是小商店、咖啡亭、廉价的首饰、快餐、报纸、书籍，像教堂里摆开了叫喊的杂货铺。车站播音员的声音有点英国口音。车站与机场不同，色彩过于庄严，过道过于简陋，灯光过于明亮。帕蒂?班克罗夫特两周前首次与我打电话时就说不要坐飞机。坐飞机容易被查出行踪。由她帮助逃跑的女人从不乘坐飞机：她们不是飞禽，是爬行动物，是求助者，是受难者。火车，公交车，轿车。还有就是保密。

　　帕蒂?班克罗夫特到过我工作的医院，那是我初次见她。她当时说，她在全国有好几百志愿者，他们只熟悉彼此在电话上的声音，他们的共同点是出于各自的原因想帮助那些遭男人殴打的女人逃跑，为这些女人在新地方安排新生活，帮助她们隐姓埋名，在美国没有明显差别的广阔天地里重新开始生活。

　　“那些被妻子殴打的男人怎么办？”那天曾有一个年轻的医生这样问。

　　“别逗人发笑了。”帕蒂?班克罗夫特懒洋洋地说，她不愿理睬这样的问话。

　　那天，她将自己的名片给了我，以防我在急救室里遇上不只是需要缝伤口和冰块，还需要逃跑、需要销声匿迹、需要永远离开家庭以挽救自己的女人。“护士是我最得力的一类介绍人。”她说。她握着我的手，神情严肃地看着我的眼睛。这是一张纯粹的名片，上而只有姓名和电话号码。没有头衔和地址，就几个孤零零的黑字。我将名片放在医院的存物柜里。我曾无数次拿起这张名片，但直到六个月以后，我才拨了上面的电话号码。她马上想起了我。“请把病人情况告诉我。”帕蒂?班克罗夫特说。“是我自己。”我的声音顿住了，带着羞愧的细语与悄悄声，“是我自己。”

　　“上哪儿？”我曾在电话上问过她。两天后，有人开着沃莱尔到上曼哈顿地铁站接走了我们，而两周前博比又最后一次殴打了我。我的声音听上去陌生又僵硬。鼻子和下巴已差不多愈合，所以，只要嘴部动作不大，我感到的疼痛只不过是脸部中央有轻微的抽搐痛。

　　“到了目的地你就知道了。”帕蒂?班克罗夫特说。

　　“不知道去哪里我就不走。”我说。

　　“那你就只好维持现状，原地不动了。”她说，“我们这样做是行之有效的方法。”我的手悄悄伸上去，捂了捂鼻梁，似乎在测试自己的决心。我感到磨牙处、后脑勺、整个脊梁都在疼痛。我感觉两腿间的血还在慢慢地流，就如我曾强迫自己忘却的东西又在涌现。“一周左右后出血就会停止。”

　　诊所里的人说。多带些干净内裤吧，我心想。无论生活有多少可怕，归根结底也就是这些了。一把牙刷。电池。干净的内裤。这些小东西使你无法思考重大问题。遮瑕膏。

　　泰诺①。自开始计划逃跑，我的脸色就有点黄中泛绿。博比大多夜里上班，我们很少碰面。

　　“你走后再被你丈夫找到，将会发生什么情况？”帕蒂?班克罗夫特问道。

　　“他会杀了我的。”我回答。

　　“如果你按我们说的去做，他就找不到你。”说完，她挂断了电话。

　　车站有线广播在嘟嘟嘟、呜呜呜地叫。“妈，我想喝杯可乐。”罗伯特用孩子们提出请求时使用的慢吞吞的口气说道，好像大人喜欢他们这么说话似的。他把两手和游戏机放在膝部，斜仰着头，看着屋顶。

　　“现在不行。”我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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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泰诺。一种治感冒的药片。

　　一群穿公务装的人在通向铁轨的一个楼梯口排队。其中两人在用手机打电话。一个手拉漂亮拉杆拖轮皮箱的女人离开队列，朝咖啡亭走来，鞋跟在石头地板上发出敲击声。“Cafeau 1ait①，请。”那个女人对站在柜台后的女售货员说。

　　她看了看手表，然后转过身，对我笑笑，低头看看地面，又抬起头。“你丢了车票。”她说道。她将她弯腰从地上拾起的一个信封递给我。

　　“哦，不，我一一”

　　“你把票丢了。”她又说了一遍，笑了笑，语气很肯定，我能摸到信封的一角，一个尖头碰到了我湿乎乎的手心。

　　“高速列车！”站在楼梯口的一个穿制服的人在喊。于是，女人拿起咖啡，转过箱子，头也不回地朝楼梯走去。我沉重地跌坐在长凳上，打开信封。

　　“天哪！”罗伯特嘀咕了一声。又弯腰开始玩他的游戏机。

　　“什么？”

　　“没什么。”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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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法语，意思是“来杯牛奶咖啡”。

　　信封里有两张下午四点到巴尔的摩的高速列车车票。

　　我看了看巨大的电子钟和墙上的时刻表。三点十二分，下一班高速列车就要到了。信封里还有其他东西：公共汽车票，驾驶执照，社会安全卡。我感到一阵迷茫，过了片刻才看到姓名：伊丽莎白?克伦肖，罗伯特?克伦肖。

　　当帕蒂?班克罗夫特在电话里对我指手画脚时，我很不舒服，但此刻我的感激之情油然而生。她至少有一件事照我意志办了：罗伯特必须保留自己的名字。

　　而我成了伊丽莎白·丽莎·贝思·丽白·①伊丽莎白?克伦肖。面对自己在咖啡亭玻璃中的身影，我几乎相信了。

　　那就是她，伊丽莎白·克伦肖?她有一头金色短发，一头顽童式女孩子的短发，是我在太阳快升起时，听到博比刚关门出去上班，用厨房里的剪刀和染发油在浴室里创造出来的。

　　她戴着从药店货架上买的金边眼镜，清玻璃使镜片带上廉价的光泽，将镜片后的眼睛变成两团穿不透的眩光。伊丽莎白?克伦肖削瘦，骨架修长，肌肉坚实，因为弗兰妮?贝内代托十多年坚持跑步，因为恐惧使她在以往几年里吃不香睡不稳，一句话、一个声响、一个眼神都会使她不由自主地翻胃。“一身鸡骨头。”博比在我光着身子向我伸出手时常会这么说。

　　那天上午，我费了点时间挑选该穿的衣服，习惯地想到常穿的衣服。我不很在乎衣服，不像博比母亲，她始终关注有没有减价的丝织物和毛衣。她身材很小，裤子做得非常贴身，讲究上衣和裙子的衬里和品牌。我大部分时间穿护士服，白色抵消了我消瘦、有雀斑的皮肤。我又把头发染成耀眼的橙色。可一旦换上紧身的、短的或领子低的衣服，我就不难看到博比眯起眼睛，眨了起来。我总是很难说得清哪儿得罪了他，只有等他歪着头上下打量我，看得我白皮肤变红我才明白。“我的天，”他用他那特别的嗓音说，“你穿那个东西？”于是，我一一普普通通的弗兰妮?贝内代托一一会觉得自己成了妓女，可她大半个夜晚没有睡觉，陪着她犯胃病的儿子；白天要拿着注射器、纱布垫、写字夹板和药片马不停蹄，要让醉汉和疯子安静，要停下来与孩子说话，还要不时安抚大夫们。弗兰?贝内代托除了与丈夫，从没与别的男人来往过。但只要她穿一件透出吊带内衣的衬衫，哪怕就一丁点儿，她便马上成了荡妇。吊带内衣下当然是胸罩吊带，要是让我像博比的母亲也那样穿，穿短裙时里面不穿长吊带衬裙，那就不知道博比会做出什么事来。可笑的是，我想一下就能说出博比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什么会使他暴跳如雷，程度如何。可是至于我自己喜欢什么、讨厌什么，我就不那么清楚了。大都情况下我只是随博比的心思行事，至少最终总是如此。我的衣着、化妆品或多或少都是按他的意思置办的。当然，都是我自己买下的，但买时总是一只眼睛留意着博比的脸色。还有他的那双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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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丽莎、贝思、丽白均为伊丽莎白的昵称。

　　但贝思?克伦肖，我将塑造自己，不再参考博比的意见。

　　甚至在没到三十大街车站候车室得知她姓名以前就开始塑造了。贝思?克伦肖穿一条宽松长花裙，两个夏天前穿的衣服，在衣橱深处找到的。博比曾说，穿那裙子的女人看上去像老奶奶。

　　博比自己的奶奶，他父亲的妈妈，总穿黑衣服，甚至去野餐和逛街也不例外。“过来，弗兰。”她在孙媳妇雪白的客厅里大喊。她坐在沙发里，活像沙发上沾了一大滴墨水。

　　她用身子裹紧我，将我裹在黑色里，令我觉得渺小而安全。

　　“哦，天哪，你太瘦了。”她总这么说，“博比，她太瘦了。你得让她好好吃饭。”博比的奶奶在罗伯特即将出生时去世了。

　　我很想念她。虽然这也许是不可避免的事，但我觉得，打那以后博比变得生硬，变得刻薄了。

　　“你勾引我，”年轻时我有一次对博比说，“是因为我的红发白肤与你的黑发褐肤很相称。”

　　“某种程度上是这样。”他说。那天天气很好。我们在威斯切斯特玩了微型高尔夫球，球场主人曾贩过毒，现在洗手不干了。我们在佩汉的意大利餐馆吃了饭。我们在锯木厂河公园路停车处的车里亲昵接吻。我俩都与父母住，他在警察学院，我在护士学校，我们没地方可去。我们第一次发生性关系是在肮脏的沙滩俱乐部的一个小屋里。他母亲喜欢那个俱乐部。他的一个中学朋友在那里清扫游泳池，他让我们打烊后留在里面。没有疼痛，没有出血。我喜欢那个。我喜欢看房事时他那一副无可奈何的模样。褐色皮肤、肌肉发达、人高马大的博比。贝内代托张着嘴，翻着眼白，真令我想终身坐在他的腿上不下来。

　　他说，他想在肩膀上做文身，文朵玫瑰及弗兰妮这个名字。我说，我要在大腿上刺约塞米蒂?萨姆①。“见你的鬼。”他说。其实我不用文身，博比用他那双手给我做了文身。“红头发太引人注目。”帕蒂?班克罗夫特在电话上说。

　　可那是我这些年来唯一引人注目的地方。好看，不过分；事业心强，不过度；热情友好，恰如其分。这样的女孩子能成护士，却成不了医生。这样的护士能成护理主任，却当不了护士长。这样的妻子，哎，不知道会成什么。

　　博比在朋友来时会说：“她这朵花没几年好开了。”听到这里他们就会哈哈大笑。他们总这么议论自己的妻子。看他们红光满面，一副友善相，我却心想，他们是否在算计着我哪些骨头还没打断，哪些地方还没被打得青一块紫一块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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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约塞米蒂?萨姆（Yosemite Sam）是个著名的动画人物，常以牛仔形象出现，其行为举止非常可笑。

　　在他们眼里，我与其他女性一样，是个幸福的妻子和母亲，也像众多女性一样，是个职业妇女。弗兰?弗林，一个在南湾医院急诊室工作的瘦骨嶙峋的红发女人。弗兰妮?贝内代托，住在沙滩十二大街警察的妻子，有个长着罗圈腿的男孩。那天上午，她彻底离开了。在加州金发素爱心二十七号的帮助下，变了样了，也许永久变了。隐藏在眼镜后面，躲在飘动的长褶裙里。加州金发素下的伊丽莎白。克伦肖只有一身乳白色的薄皮与脸上群星般的淡雀斑能将她与弗兰妮?安?弗林?贝内代托联系起来。右脸颊上的一块青紫痂已褪成黄色，鼻梁上有一个包。罗伯特是那幢整洁房子里唯一值得带着走的东西。博比喜欢光着脚在地毯上走动，我趁血迹还洗得掉时用苏打水和清洁剂除掉了血迹。

　　贝思。我喜欢贝思这个名字。我走了，我要一切从头开始，我要挽救我的生命，我厌倦恐惧和拳头。我也要让儿子得到安全，并不是因为他父亲打他。他从没打过他，但我们家的那个隐秘正在吞噬罗伯特的活力。那个隐秘只在夜里发生。他父亲酗酒，自暴自弃，讨厌周围的一切。他还是娃娃时，常轻轻碰碰我的青紫块，嘴里说：“你呼呼，妈妈？”长大一点后，他有时将黑色大眼睛眯成一条缝说：“妈妈，你怎么弄伤的？”

　　现在。他只是看在眼里。他似乎懂得沉默，以为生活就是这个样。我儿子总显得一副少年老成模样，睁着一双死人眼，简直像个活死人。世上有各种各样的死亡，有些死亡使人成了行尸走肉。看看我父亲和我丈夫你就能明白这些。我不想让这样的死亡出现在儿子身上。

　　弗兰妮不能这么做。贝思不会这么做。那就是现在的我。弗兰妮?安?弗林?贝内代托总是提心吊胆地等待着。

　　她被丈夫吓得魂不附体，她害怕他会扑向她、打她、打得她永远昏死过去。她害怕丢下儿子，使得孩子没有母亲，只剩一个父亲，而这个父亲所谓的爱就是打断你的锁骨，然后给你送上一碗汤。弗兰妮?弗林一去不复返了。我亲手将她杀了。我现在是贝思?克伦肖。

　　当车站播音员洪亮地报告车次时，我感到飘动的裙子里两条腿在颤抖，但我能感觉那是我的腿，那是自由的腿：没衬裙。我没穿讨厌的长衬裙。

　　尽管我的法定姓氏是贝内代托，但我仍想到自己的名字一一弗兰妮?弗林。我的支票、执照、护士服凸出的塑料胸卡上应用法定姓氏一一弗兰妮?F?贝内代托。然而，在我心中，我已回到了弗兰妮?弗林年代。博比也许知道这一点。也许知道我的心思。也许这就是出问题的部分原因：他知道我的心思，而我却丝毫也揣摸不出他的心思。

　　弗兰妮，弗兰妮，弗兰妮听到他叫我名字的声音，这声音犹如在俱乐部大厅的昏暗角落他伸出巴掌使劲打在我头部一侧时出现的耳鸣。那一次是个退职聚会，为了该不该留下再喝一轮啤酒，我在他朋友面前与他争了起来。弗兰妮的火车沿着铁轨朝南开去，在隆隆声里我听到了他的声音。我来了，弗兰妮。你逃不了。你是我的，弗兰。你们两人都是我的。

　　第　二　章

　　我至今都弄不明白，纽约人谈起佛罗里达时，似乎佛罗里达就是巴黎与卢尔德①之间的复合体。到迪斯尼乐园去朝拜，劳德戴尔神奇的退休公寓大厦。“莫伊拉?多尔蒂，她现在真过上好日子了。”在一次烧烤野餐时一个警察的妻子说，“凯文现在过得很舒服，他们还没到五十岁就到了那里，在博卡②，两人半天工作。她将她的兔皮上衣给了我。

　　她说，我用不着了，亲爱的。这里温暖如春，即便是寒冬腊月也不例外。太舒服了。’’

　　莫伊拉此时也许正躺在躺椅上，观赏着水面上的太阳。

　　可我与罗伯特结果来到了一座花园公寓大院，它坐落在一个叫莱克普拉塔小镇，那里尘土飞扬，离海边坐车大约一小时。别人告诉我的，我没车，当然不知道有多远。听起来你会觉得好笑：我从布鲁克林到佛罗里达，结果做了笔亏本买卖。布鲁克林的那幢房子所在街区的末梢说是大西洋，粼粼波光闪动在两排相连的海滨仿砖建筑物之间，像是海市蜃楼，而现在换来了一方沙砾地，上面密布着弯弯扭扭的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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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卢尔德，法国西南部城市、朝拜胜地。

　　②　　博卡，佛罗里达州东南部的博卡拉顿城。

　　树木，看不到大海，唯有公路边汽车旅馆外的水池。佛罗里达平坦，单调，至少这个地区如此。我觉得自己像进了恐怖电影里的那些房间，屋顶在压下来、压下来，地面在向上抬升。你被夹在中间，快被夹扁了。虽然仔细想来，我的这种感觉由来已久。不管什么时候，一听到博比那辆“跨美”车驶入放着长沙发及铺着地毯的地板下面的车库里时，客厅里的我就会有这样的感觉。

　　当我与罗伯特来到佛罗里达，步人帕蒂?班克罗夫特的人早已为我们安排好的公寓，我想起了我孩提时代曾住过的那些公寓房。我几乎能闻到那种淡而无味的热气味，那是我娘家烧饭的味道；几乎能听到父亲戴着黑橡胶面具如饥似渴地吸氧时的“呼嘶”声；几乎能看到母亲放在火炉旁留给我的一张张便条，上面留着她有棱有角的字迹。自她让我去和平皇后学校攻读秘书专业后，她便用上了格雷格①速记语：粉刷，火腿心，杂货店。弗兰妮的“做事”单。

　　在我记忆里，母亲总是在上班。所以，我必须做家务。

　　一走进住所，环顾昏暗的L形客厅以及在L形短臂处的木纹面小餐厅，罗伯特就知道情况很糟。他看到了结子花呢面的长沙发，这面料的本意是防止斑迹明显，然而，当上面沾上一两个斑点后，看上去却再糟糕不过了。他想拉起窗帘，我呵叱他离开窗子。“我们是去迪斯尼乐园吗？”他问。当时，我们正乘坐从曼哈顿到布鲁克林的高速地铁，接着再坐车从布鲁克林往南到费城，那辆旧沃莱尔车的司机一路上从未开口说话。现在他有了答案。

　　从费城到巴尔的摩的火车上，他睡了一觉，张着嘴，窗玻璃映着他的脸蛋。在巴尔的摩到亚特兰大的公共汽车上，他又睡着了。公共汽车票也放在了信封里，塞在了火车票的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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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格雷格（1867—1948），爱尔兰人，格雷格速记法的发明者，所创的速记字母为十三种语言所采用。

　　“妈，我们在哪儿？”在亚特兰大小公共汽车上，罗伯特问我，他一副睡眼惺忪的样子。

　　“你们一定是克伦肖一家吧？”一个矮个子妇人将车停在道旁问。她开的是一辆小货车，里面全是童车座。“是的。”我说道?而罗伯特却看着我，仿佛我大脑出了毛病。

　　“我们上哪儿？”他又问了一遍，语气更加迫切。那妇人没理他，不露声色地岔开了他的问话，这在她似乎早就习以为常。“车后部有我为你们准备的快餐，挺不错的。”她快乐地说。

　　她一一那个妇人一一很善良，不过，她足足用了三个小时大谈特谈她养的那些表演犬一一威尔士矮腿犬，就是英国女王拥有的那种犬。她很紧张，但她早已为罗伯特买了一些果汁、饼干，还有一只苹果，谢天谢地，也给我准备了一水瓶的咖啡。罗伯特一路上晕了两次车。他在公路路肩处呕吐起来，我揉擦着他的肩胛骨间的穴道，而那个养犬妇人却对我们喊：“快点，快点！”

　　罗伯特又一次睡着了。妇人给我讲了与我的新姓名相仿的伪造生平，往我脑子里灌满了杜撰出来的我和大罗伯特。克伦肖在特拉华州威尔明顿的生活情况，说我分居的丈夫大罗伯特。克伦肖是个会计。“你是怎么开始干这活的？”

　　我问道，“你是怎么认识帕蒂。班克罗夫特的？”

　　她打开了收音机。“他们没告诉你不要谈这些吗？”她说。

　　“没告诉我。”

　　“那最好。”妇人说，“车后有盒炸面圈。这是家门钥匙。”

　　我不知道自己打开波伊斯蒂道七号的门时心里期盼着什么。铝合金门漆成深褐色，门上发亮的猫眼像只玻璃眼睛。只觉得很高兴：可以稳稳地站下来了，不用再颠簸了，不用再东奔西跑了。“我们到哪儿了，妈？”罗伯特问道。他好像已问过不下一百遍了，可我又怎么答复他呢？到家了？他的家在布鲁克林的海湾。他的卧室铺着蓝色的地毯，又厚又软，走在上面有一种腾云驾雾的感觉。他的架子上和抽屉里满是他喜欢的东西：绒毛熊、带电池的机器人、塑料超人、电子游戏，他可以几个钟头坐在里面不出来，以躲避外面的吓人场面。到外面街上去，他父亲说。我内心却说，到外面厨房来，这里可以听到大嗓门、尖叫声，有时还有哭泣声。

　　我脑中响起了一串数字声：l53 49 515l。那是伊丽莎白?M?克伦肖的社会安全号。一千二百五十六元。那是我们俩共有的存款账户上的钱，其中一半卷塞在我皮夹底下。

　　还有格雷斯的电话号码。要是能与我妹妹说话，那该多好。

　　就像我们姑娘吋那样，就着卧室半明半暗的光线说话。街灯照在我俩的双人床上，洒下一片像黄草皮那样的金色。

　　街头的车轮发出轻微的声响。我对格雷斯从没隐瞒什么，至少结婚前是这样。她比我小六岁，是我母亲的、也是我的小宝贝儿，也许我更宝贝她。她不会走路那阵子，我用我曾坐过的童车推她在附近到处跑，还教她认物，唱“老麦克唐纳”，但人们对她烈焰般的鬈发评头论足，打断我们的歌唱。

　　她的头发跟我的一样，但比我的更亮、更狂乱。但愿能像长大后那样与格雷斯说话，躺在黑暗里，听她提问题，尽我所能给予解答。为什么修女不能结婚？你来初潮时年龄多大？一码有多少英尺，一英里有多少码？我们现在的地址是什么？我二十一岁时与博比结婚，结婚前与父母一共住过八处公寓。其中有六处我与格雷斯同住一间卧室。每次搬家都没有特别的原因。搬的地方比前一处既不好也不差，搬来搬去都在布鲁克林，而且始终是两居室公寓。我们的家就如六月天孩子脸，说变就变，某个月第一周的星期六，我们穿好衣服，将睡椅、安乐椅和父亲的氧气袋装进一辆“自运”货车①，当晚就睡在几条街之外的新家了。母亲常说，挂画有什么用？父亲的喘息声与电视机的声音遥相呼应。镜子总在她的梳妆台上，靠在墙上。

　　搬来搬去，所有的地方都没有给我带来多大希望。我希望有一个像家的屋子，里面有相称的家具、干净的地毯和我喜欢的色彩。我想有自己的房间，可以坐在大椅子里，脚搁在软垫凳上，眼看着四周，心中想：这就是我的家。我想三十年后能在同一间房里给自己照张相，身边有我已成年的孩子、孙子，还有大家都非常熟悉，因此没人再会注意的烧饭的味道。这样的要求好像并不过分。与博比生活在一起时，我有过一阵子这样的渴望，我以为自己已经扎下了根。那时，有个邻居曾替我保留着我家的钥匙，以防我把自己锁在外面；还有一个卖肉的，他知道我喜欢买剔去骨头的肋条肉；街的尽头还有一所学校，墙上是攀墙月季，爬到了后面伸出的支撑平台上。我有了根。我知道它们扎得很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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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英语是U—luul，可读作“Y0u haul”，这是一家很大的联营公司，其最大的业务就是出租货车，供人搬家或搬货，但租者得自己驾驶。

　　我们一一我与我的儿子一一跨进那个逃亡者寓所时，我强烈地感受到了这一点。我站在门口，双眼在冒火。这座公寓并不是无名无姓，它是座窄小的双联式公寓，位于佛罗里达中部，离海边有不少英里。这座公寓与我嫁给博比前住过的那些公寓一样，充塞过一批批陌生人吸烟、炸鸡、冲淋浴、晚睡早起的生活气息。这是一种临时住房，疤痕累累的不锈钢水槽不停地响着水龙头的滴水声。一走进这座公寓，我对博比。贝内代托的憎恨愈加强烈。与他在一起生活时，我从没有如此强烈地恨过他。我为已逝去的生活恨他，为我的床单和掸帚恨他，为睡椅上方的风景画和化妆室里的客人毛巾恨他。结婚时我以为告别了无根的生活，而现在却被迫重新过这种无根的生活。此时此刻，我真对他恨之入骨，假如再遇见他，我可能会像他对我一样。杀了他。

　　但两周后，这种感情便淡薄了。我不时想，自己该多往好的方面想。父亲不就常躺在躺椅里一边咳嗽一边这样说的吗？我曾抱怨因看管格雷斯而无法上大学，夏天无法像我的女友们一样到海边去打工。多想些好的事情吧。我的鼻子不再疼痛了。血也不流了。在我们小公寓的马蹄形院子里，走过四个门住着一家姓卡斯特罗的人家。这家人有五个孩子，其中一个十岁的男孩对“双龙”六级头头是道。

　　我们到那儿的第三天早晨，天气格外晴朗，本尼?卡斯特罗问罗伯特：“你知道最后一步吗？”两个孩子都爱玩游戏机，因此罗伯特不是呆在楼上，便是坐在门前台阶上，与本尼并肩弯着腰，盯着闪烁的屏幕。本尼有两个姐妹，一个十二岁，一个四岁；两个弟弟，一个七岁，一个五岁。能自由自在，不管弟妹，不理会他们的玩具，这对他来说便是极大的快乐。所以，他现在每天来我们家，与罗伯特呆在楼上，日本武士不停地在那里相互厮杀。卡斯特罗太太只是笑笑，点点头，用一口洋泾浜英语说我人不错，似乎没有注意到我脸上那么多正在消褪的青紫块。她圆圆的脸蛋，头发往后梳成一条马尾辫，穿一件袋装T恤衫，膝盖肉陷下去，看上去好像比她的任何一个孩子都小。“是个好孩子。”她说，朝我儿子点了点头。

　　两个男孩有时也到室外，围绕长着小草的水泥方院做跳弹游戏。我站在旁边看，留神他们的每一个动作。佛罗里达天气炎热，他俩玩得满脸通红，大汗淋漓。桑迪是卡斯特罗家最小的孩子，像格雷斯曾是我的影子一样，她成了他俩的影子，在坑坑洼洼的路面上来回奔跑。这条路呈宽U字形，围绕花园公寓楼。有时，她会被树根旁凸出的混凝土墩绊倒。一见黄褐色的膝盖上出现细长的血色针眼，她就哭叫，长长的睫毛下硬挤出许多泪水，喊着要妈妈，好像她快要被淹没了一般，而母亲就在船上。过一小会儿，只听闷热的空气里传来细细的银铃声：“冰淇淋。”小姑娘脸上便会带着闪烁的泪花，快活地尖叫，手舞足蹈。这就是拯救。

　　我儿子很少哭，也难得笑，偶尔一笑就像是雪天里明媚的阳光那样令人目眩、难以适应。在我记忆里，他始终是这个样子。“罗伯特少年老成。”格雷斯过去常这样说，也许她觉得我需要听这样的话，我该认为罗伯特的沉默寡言、超常冷静是与生俱来的，不是后天的，与充耳不闻、视而不见并不是一回事。但当本尼的小妹妹抱住罗伯特的双腿时，他总会低下头，朝她笑笑。我曾经遇到过一个昏迷的孩子，当时我在外科，不在急诊室。那孩子持续昏迷了足足一个月的时间，几近死亡。当他眨着眼睛，含糊不清地说“水”字时，他母亲脸上的表情令我至今难忘。看到罗伯特朝着桑迪?卡斯特罗那闪亮、乌黑的脑袋微笑时，我脸上的表情一定也是如此，那是母亲看到自己的孩子起死回生的表情。[致纯书苑]

　　“这不是度假。”我们一踏进公寓，罗伯特便颤巍巍地低声说道。他一定看到了我脸上的神情，因为他顺着狭窄的楼梯上楼后，再也没下来。我精疲力竭，躺在长沙发上，廉价的布面碰得我的脸发痛。我一会儿就睡着了，这一觉像是昏死过去一般。醒来时，大半天已过去。公寓里静得出奇，简直不像有人居住。我两级并作一级地上了楼梯，来到卧室，喊着罗伯特的名字，发现他也睡着了。我站在他身旁，低头看着他。他双腿分开，两手松开，不再是习惯地半握着拳头。他下嘴唇很大，像他父亲，皮肤是淡咖啡色的。

　　“谁会想得到，你这样瘦小。”我婆婆曾这样说，眼睛看着他袒露的胸脯，一脸不快的样子。在夏日的星期天，我们来到海滩上，我慢慢地给他涂防晒剂，手指摸着他的脊椎骨末梢，抚摸着一节节脊椎。仅间，我在他的房里给他读《一条鱼，两条鱼》。他蜷曲在我身体形成的半弧形内。“你宠坏了孩子。”博比说，有时带着甜甜的笑脸，一只手摸着我的手臂，有时讥笑一声，哼哼鼻子。

　　“嘿，大小伙子。”博比总这样招呼罗伯特。他会开玩笑地、轻轻地给孩子戴上手铐，似乎要证明罗伯特不怕父亲的拳头?有一次，一位警察的妻子问我，博比为何不戴婚戒，那语气似乎暗示我丈夫在曼哈顿的酒吧及俱乐部里消磨时间时冒充单身汉。也许她说得没错。不过，他不再戴婚戒并不是这样的原因。有一次，他一拳打在我的肩膀上，结果戒指弄破了他的皮肤。或许别人会认为他想得周到，他不愿再来一次。但这当然也暗示着还有下一次。总会有下一次。

　　到达佛罗里达的第二天，罗伯特仍未开口说话。夜渐渐深了，我坐在他的床沿上，抚摸着他的背，说着话。

　　“我们要在这儿住上一阵子。也许住很长时间。”

　　他蜷曲着身子，侧身躺着，修长的双手合在一起放在膝间。“这不是度假。”他又说道，但这一次却带着木已成舟的无奈和低落情绪。

　　“宝贝儿，我们是在躲避。”我说，“没人知道我们在这儿。这里没人知道我们是谁。”

　　“躲避谁？”他问道。其实我知道他清楚得很。“为什么要躲？”

　　“什么？”

　　“我们在躲避谁？我们为什么要躲起来？”

　　我吸了口气，看看我的手指。指甲K长了，护士的指甲不该长得这样长。

　　近两个星期我没法上班，脸上五颜六色的，紫的、黄的、绿的。像我们在急诊室里处理的那些脸蛋。面对这样的脸蛋我们只能耸耸肩，在记录表上慢慢地写上意见。可能家暴。可能是家庭暴力。为别的女人做这样的记录时，我总感到头昏目眩，手脚发软。我应该清楚。

　　“躲避爸爸，我们在躲避爸爸。你很清楚。你知道，他伤害我。你看我的脸。我知道你很难接受，但爸爸打了我，宝贝儿。他确实伤害了我。不只是一次，远远不止一次。

　　你是清楚的。你看到过我的样子。你看到过我被他打成什么样子。许多次了。最近一次很厉害。真的，实在太厉害了。”

　　这时，他突然起身看我，睁大了黑眼睛，满脸通红。我缩了缩身子，但看到他脸上泪干时留下的五花脸时，又想向他伸出手去。

　　“没有，他没有。你说过，他没有。我听到你告诉上班的人，说你是摔成那样的。你还告诉过格雷斯姨。还有外婆。你说，你是摔成那样的。还有，是因为病了。诸如此类。我听到你打电话这么说的。”

　　“宝贝儿。”我说，那是他小娃娃时的称呼，“黑羊宝贝儿”压缩成了“宝贝儿”，其中满载着我的爱。我伸出手，但他缩了回去，蜷起身，转开去，耸起的肩膀，像鱼鳍，像刀片，像一堵墙。多少回，在夜间，他就这样躺在床上，听着击打肉体的声响、肩撞墙壁的声响、争吵声。争吵的起因是晚饭、失礼、通奸、出门去多尼公园、洗车液、没有了垃圾袋、没有了燕麦面包、芥末种类买错了。

　　“我那是撒谎。”我说，“我撒谎是不想让人家知道。我感到难为情。而且我害怕。我害怕你爸爸。”我深深地吸了口气。“我现在还怕他。”

　　他抽泣得很厉害，他、我，还有床，全在颤抖。床就像帆布床，不坚固，不如家里的那张高架床。家里的高架床下是写字台和电脑，记事板上贴着美国节日表。要是我在外面找张美国节日表贴到墙上，是不是太危险？外面是不是有人早已在找我们？找一个在七月里买美国节日表的女人？这一年已过去一半。三十八年了，她已度过了半世人生，其中大部分时间用于包扎和掩饰伤口，但从未治愈伤口。我以前只希望做一个平常的女人、一个平常的妻子和母亲，现在只希望能平平常常地离婚。离婚是一件既悲惨又让人羞愧的事，孩子会在为了抚养费而起的争吵中背着露营包，从这家流浪到那家。而我连离婚也做不到。“你什么地方也不准去，弗兰。”博比不止一次这样说。他说得出就做得到。

　　“妈咪，我们为什么不回家？”罗伯特哭着，转过身，向我伸出手。我不知道他伤心的原因是不是因为失去了他熟悉的房间，失去了他少年棒球联合会的球队，失去了他在幼儿园里结交的朋友安东尼，失去了他奶奶星期日下午为他做的肉汁、他熟悉的老学校、街道、公园、汽车，还有他亲爱的父亲。或者说，他是否希望得到别的东西，得到那些具有安全感的东西。我从未成功地使他得到安全感，我逃跑就是想努力为他找到安全感。也为我自己。

　　“我知道，宝贝儿。”我说，将他抱在怀里，将他温暖的身体紧贴着自己。我用手捋着他的头发。我哭了。“我爱你，宝贝儿。非常爱你。你是最好的孩子。”

　　第二天早晨，他见到了本尼，一切如故。之后，我没再提起此事。我必须让他逐渐适应新城镇、新学校和新朋友。

　　不再发生意外了。不必再假装是意外事故了。对他父亲的行为，你自己往往都难以相信，又怎么告诉你儿子呢？有时，我会回想起博比将我推向墙壁或在车里突然反手打我的情景。有时我又觉得自己一定夸张了，博比就希望我这么想。但我再次尝到了口中的血腥味，知道事实正如我记忆中的那样。我甚至开始用一种软牙刷，这样就不必像以前那样常常感到血腥味了。对一个爱爸爸的孩子，你怎能对他说这些呢？

　　到达佛罗里达两周后的一个晚上，我吻了吻罗伯特，跟他道晚安。他向上伸出手，碰碰我的脸。旧棉被单盖至他的下巴处，空调给闷热潮湿的空气带来轻微的凉意和霉味。

　　他头发长了，盖住一只黑眼睛。借着小窗口透进的昏暗光线，他比任何时候看起来都像博比，但这是个我始终爱着的博比，一个温柔的、带着稚气的博比。我吻了吻他的前额，将他的头发向后捋去?这一次他没有挺直身子，也没有逃开，而是笑了笑。

　　“你的脸现在看起来好多了。”他说，“我们找个时间去看场电影好吗？”

　　我走进浴室，这是公寓里唯一有镜子的地方。我想这并非是出于偶然。到这个特殊地方来的住户都不愿照镜子，不愿看到青紫、红肿、伤疤、眼中的悲哀和羞辱。小时候，趁格雷斯在房里小睡，我曾用鞋柜垫脚，站在母亲的梳妆台前，盯着镜子里自己的眼睛看。那是一面红木框镜子。

　　我不知道当时为什么要这么做，也许只是想看看自己，看个究竟，是谁在用淡褐色的眼睛回视着我。如果能看到自己的脸，而不只是在脸后行走，似乎会觉得自己更真实。也许正是这种原因，过去两三年中我一直避开镜子，因为脸上始终是一副警觉与空荡的表情，像伸出双手的盲人走在一条充满危险的走廊上。我自己都觉得这种表情非常陌生。

　　我也并非整天这副表情。在医院里就不这样，即使那里有鲜血、尖叫声、发狂的人，但在那里我不害怕。单独与罗伯特在一起也不害怕，我陪他从学校回家，或带他上电影院，那时只有我们两人。然而，其他时间我很害怕。在自己家里。与丈夫在一起。想想自己带着一张面具生活，想想作为一个人却带着那样一副神情，真是羞愧难当。我离开，就是要始终如此、天天如此、夜夜如此地活得像个人。像孩子们常说的，一天二十四小时、一周七天都如此。

　　呆在那儿是糟，而离开也是糟。我丢下了所有我爱的人。楼下收音机里在播放乡村音乐。这个地方令人憎恶，到处是矮树木和陌生人。在我们来到前，收音机的电台早已锁定。乡村音乐的好处在于，你听的时候可以流泪，可以假装是因为听了音乐而流泪。

　　从罗伯特的房间下来，我检查了窗锁。天天检查。窗都锁着。我在大衣柜里找到两箱衣服，女用的尺码是八号，男孩的尺码是十二号，大部分是T恤衫和牛仔服。食品柜里有用剩的糖袋、面粉袋、茶叶袋和一罐花生酱。我心想帕蒂－班克罗夫特的手下最近安排谁在这儿住过，不知那女人去了哪里，是不是她丈夫找到了她，劝她回去了，回自己家了。那里有她自己的衣橱。也许她丈夫像博比一样，也是个难以捉摸的丈夫，他死死抓住幸福家庭这个概念不放，即使已被他——用双手、言语、深色的双眼——毁了也在所不惜。“我要离开你，博比。”一次，在他抓过我的头发后，我这么说。又有一次，他将我推倒在地后，我再次对他这么说。

　　“不，不行，弗兰。”他说，毫无余地。罗伯特有时也如此。有其父，必有其子。有一次在集市上，我没让罗伯特买一种游戏卡，他便将我一把推开，用力很猛，从那双小手上我感到了他父亲那双大手的影响。在坐车回家的路上，罗伯特说，对不起。而博比也常说，对不起。

　　软百叶帘紧闭着。邻居一定会认为我们是夜魔。要么他们早已习以为常。也许这座公寓里所有小住的女人都紧闭百叶窗。

　　我已将装有全家合影的信封塞进曼哈顿一个街角的邮箱，信是寄给格雷斯的。里面还夹了一张草草的便条：“别担心。我们会很好的。”她现在一定已收到了。我站在小厨房里，脑中想起了她的电话号码，似乎我仍被锁在某处的地下室里，只是这一次我将永远留在这里，孑然一身。我感到很孤单，因此即使此时向窗外望去，看到四周漆黑一片，我也不会感到意外。儿子在楼上睡觉，脸上带着宁静，嘴角露出安详，这正是我曾经希望的。我一直希望，将来有一天这能成为我留给他的遗产。为了使他得到这样的遗产，我准备每天都忍受下去。我一只手从盒子里抓陈腐的食品吃，另一只手抚摸着脸。不管还有没有青紫块，骨头深处依然疼痛，只有手指才能触摸到痛处。这时我心中想，要是那个晚上我没去那家布鲁克林酒吧，就不会有目前的处境。当时，自己只是个孩子，对男人、婚姻、耻辱、痛苦这些方面几乎是一无所知。但如果这样，我也就没有了罗伯特。而罗伯特是我的所有，是我的命根子。

　　第　三　章

　　我没开启新生活，是新生活启动了我。我收到一封信，信里告诉我说，罗伯特已人了当地的小学，上5一C班，第一天需用二号铅笔，还有活页本。

　　我们一起步行，穿过单调、沉闷的莱克普拉塔街道，来到小学前，停下来看着学校大楼。我与罗伯特谈话时，我称这所学校为他的学校，但在我俩眼里，它非常陌生。学校的房屋是陌生的，植物及矮树也是陌生的，因此，除我们自己以外，没有一样东西会使我们联想起以前的生活。站在学校对面的街上时，罗伯特甚至还握住了我的手。学校离我们公寓有十分钟远，是一幢低矮的灰泥建筑——米色的灰泥与红色的顶瓦，四个角上种着低矮的棕榈树。我内心称它是庄园式的公校。快餐式公校，从幼儿班到六年级。我给校长办公室去电话时，秘书说已收到罗伯特原来学校寄去的材料。我最好别问那些材料是从哪儿来的、他以前是不是个好学生。帕蒂·班克罗夫特在医院就告诉过我们，她手下有人能伪造文件资料。职业史、学校成绩、护照，都可以伪造。“再具体的事就无法说了。”她说。

　　开学前几天，罗伯特拿出他那黑白色大理石花纹的作文本，坐在小餐桌旁。

　　小餐桌成一定角度，放在厨房与客厅之间。我站在他身后，看着他在“姓名”小方块里写上“罗伯特·克伦肖”。我曾逼他抄写了满满一页的“罗伯特·克伦肖”，直到我意识到这像是一种惩罚才停止?这简直与我和格雷斯小时候那些修女罚我们抄写一百遍“我以后上课不再讲话”没什么两样。但他太听话了：我有时想，罗伯特太乖，叫他上床，他就上床：我常让他破常规睡晚些，陪陪我，以减轻四壁给我的压迫感，减轻飞蛾扑打玻璃时发出的嗡嗡声。我看得出，他以为只要听话，我就会带他回家。也许这就是他一直保持做个安静干净的孩子的原因？也许他想，如果他听话，他父亲就不会再打我。

　　“有点不适应，对不，宝贝儿？”我从他宿舍望去。“新学校，新朋友。还有姓名，以及有关你生平等一切编造的内容。但愿我能有其他办法。但是，对不起，我没有。”

　　罗伯特将作文本默默地放进新书包。学习用品、背包、新的马球衫：塞在我皮包底部的那小卷钱变小了。孩子与我仿佛在演一个虚构的电视剧。一切都让人觉得不真实。

　　我走进厨房，倒了杯水，在厨房里呆了一会儿，竭力想自己是否能挺得住：电话就在墙上。格雷斯会在晚饭前准备好机票，在坦帕等着我。要不是我绊了一下，我真不知自己会于出什么事来。可当时，杯子撞到了门牙上，发出了响声，产生了一种感觉。我永远也不要听到这样的响声，永远也不想有那样的感觉。如果罗伯特不认为目前发生的一切是合适的，不认为今后将发生的是情理之中的事，那么我现在还不能回到博比那里去。他心中过去的那些隐秘虽由新的隐秘取代，但新隐秘与过去的完全不同。

　　“注意发音，克伦肖。”我说，递给他一块饼干。“你还是发出声，还有，你记住没有？爸爸不是警官，谈家里的事时不要谈到纽约、奶奶等等。我们是特拉华州人。你肯定记住了？地图卜看是个很小的州，新泽西州下面的那个。”

　　“妈，”罗伯特说，“孩子不怎么谈那些事。他们不怎么谈姓什么、从哪里搬来的。只有大人才谈那样的事。”

　　每逢此时，我确实感谢上苍保佑。到这儿才三周，学校就开学了：儿子在这个依然还陌生的地方只过了三周无聊空洞的夏季时间，而那三周里，他整天与本尼在一起。本尼将与罗伯特上同一班。我时常觉得，这一切的后面有一个人，他或她在这种陌生的流亡生活的棋盘上巧妙地摆布着我们。为此，我很感激他。

　　孩子需要条理。自我给格雷斯规定了讲故事、去公园、上床前洗澡的时问起，我就信这个，尽管当时我自己也还是个孩子，母亲是市工会主席秘书，父亲每月第三天签取残疾人支票。我与格雷斯每天同一时间离家。弗林家两个红发姐妹，红得像卡通人，大点儿的姑娘头发深些。每逢星期五上午考试前，我就拼读单词。“知识，”我念道，“忧伤……神秘。”逢星期二定时间表。每个下午我俩就在街角会面，我开口就会问：“得了多少分？”

　　“一百分。”格雷斯几乎总那样说。学生超过了老师。

　　条理性。有了条理，就没有余地疑惑、犯错、悲伤和孤独。

　　我只是夜深人静从格雷斯的鼻息中知道她已进人梦乡时，偶尔才会有那样的情感。哦，博比，当我初次遇见你，看到你像寒夜里的一团火，在那个布鲁克林酒吧的黑暗里发光时，我已足够成熟了。

　　罗伯特每天将有条理地生活，除去上学、做作业的时间，没剩多少时间去苦思冥想。每天他与本尼同去坐校车。

　　楼上他那张不坚固的小床上方贴着一张棒球明星的画像。

　　他加入运动队，训练要占去时间：现在只有我自己的时间摆在了面前，这与其说是一种生活，不如说更像生活的断裂，它跳过老的那部分，一遍遍地重播着和谐曲。本尼与罗伯特在楼上玩，我则坐在电视机前看肥皂剧，一小时的家庭恩怨、富丽堂皇的婚礼、隐晦的性生活。带着孩子们去五金木材店，步行－二十分钟，就为买开罐器或锅夹。一天至少要清点两遍钱。我非常担心会花得身无分文，因此有一天在超市里拿起了一份工作申请表，放进厨房抽屉，心里纳闷，不知如何填写工作经历这一栏。我买了一包索引卡，想将它们贴在超市的布告板上：愿做清洁工。

　　但与本尼和罗伯特一块去散步时，看着用空心煤渣砖砌的单调的农场式平房、建在街侧的铝合金包边混凝土板活动房，我心想，不知莱克普拉塔人是否雇得起清洁工。查看客厅电话时，发现上面没标号码，我意识到无法在索引卡上填电话号码，没号码就无法与我联系。下次与帕蒂·班克罗夫特谈话时我得向她要我的电话号码。

　　我有一件奢侈品，那是厚厚一本阿加莎·克里斯蒂①的推理小说集，是我从杂货店的存货桌上买的。我边看小说，边听电台下午脱口秀主持人动听的声音。那个主持人似乎憎恨西班牙裔美国人，讨厌民主党人，讨厌同性恋者，且得意于这种憎恨，让人听了觉得快活。他常用“influx”这个词，好像它是口香糖，而他在磨牙间玩味着那个X发音。

　　他名叫大约翰·菲尼。孩子们下楼时，我常将收音机关掉。

　　从家里带来的钱还剩四百零二美元。从家里。我什么时候不再那样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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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阿加莎·克里斯蒂（1890—1976），英国女侦探小说家，塑造比利时侦探波洛形象，主要作品有小说集《罗杰·阿克洛埃谋杀案》、《尼罗河上的惨案》等。

　　开学前的那个星期五，罗伯特与本尼吃了布立姆普斯三明治，那是我款待他们的一顿特别午餐，而且还让他们在公路边带状市场的拱廊商店里逛了一个小时。“假如新学校的校长长着长颈鹿的脖子怎么办……”我说道。

　　“……她走进教室时头总是碰撞……”罗伯特应道。

　　“……她得整天戴着橄榄球头盔……”

　　“……在球队里当四分卫，这支球队就常胜不败……”

　　本尼目瞪口呆地看着我们。“这是我们的游戏，”罗伯特说，“妈妈以前编出来的。游戏的名称是‘假如……怎么办’。”

　　格雷斯·安妮荡秋千时，我曾问她：“假如我们在乡间有幢房子……”

　　“……我会有一匹马，你也有一匹马，爸爸有一辆没顶的大汽车……”

　　“人们说那叫‘敞篷汽车’。假如我们有家庭教师，就不用上学了……”

　　“……她会强迫我们吃虫子的！”

　　或者，长大后，我们步行去汽车站，她到和平皇后去，我去护校。“假如我在医院里爱上了一个金发碧眼的医生……”

　　“而你却爱上了一个住乡村公寓的作家……”

　　“你与丈夫住我们隔壁的公寓，你俩都在圣文森特医院工作……”

　　“而你却成了纽约大学的正教授……”

　　“假如，”上学的第一天，罗伯特吃早饭时，我说道，“你今天上学……”

　　“坐本尼旁边……”他答道。

　　“有一个真正的好老师，他非常喜欢你……”

　　“选进足球队……”

　　“假如后来你真正喜欢这里的生活……”

　　“我得去叫本尼了，否则我们就坐不上车了。”罗伯特边说边拿起了书包。

　　以前，每逢开学第一天我都陪他前去，抱着还在呜呜哭泣的他上幼儿园，牵着他的小于去上小学一年级。不要让任何人告诉你纽约是个大城市。去圣斯坦尼的路上，我们经过希泊斯赫德湾135公立学校大门，门口的警察招呼说：“我认识你，跟你爸长得一模一样。”

　　?“我知道。”罗伯特说，声音轻得几乎听不见。圣斯坦尼学校的砖墙是红色的，躲在旁边哥特式教堂的阴影中，一幢不起眼的盒形建筑，所有的装饰、边饰、有色玻璃、雕花半圆形后殿都跟教堂差不多。学校里唯一惹眼的是通向门口的长长的砖道。罗伯特向奇韦洛太太的一年级教室走去。他穿着礼服衬衫，使得脸上呈现出陌生无助的神情。他转过身，向我跑来，紧紧抱住我的腿，脸紧贴着我的腹部，然后再转身跑了进去，海军服领带飘绕到他细脖子后面。其他的孩子有些还是满身的娃娃肉，身穿教会学校花格呢裙，下面露出圆滚滚的小腿。他们圆鼓鼓的脸蛋，咧嘴露牙一笑，齿缝很宽。而罗伯特始终浑身是骨头，细细的，骨瘦如柴，胸脯像只小鸟的胸脯，一双眼睛占去了半张脸。

　　上三年级时，他要我离他半条街远，而他与安东尼、肖恩、保罗以及其他朋友一块走。在莱克普拉塔上五年级的第一天我非常想送他，以前可不这样。但公交车停在街角处，父母不可以上车。罗伯特将本尼推到靠窗的位置，这样，他与我中间不只是相隔一层薄薄的黄色金属与玻璃了。

　　“该是母亲休假了。”司机喊了一声，声音盖过了马达声与孩子们的喧哗声。

　　“再见，克伦肖太太。”本尼喊了一声，然后掉过头去与罗伯特说话。

　　我比汽车早了近十分钟来到学校大楼，查看了一下。

　　停车场上无人在留神学校。我朝门厅看去，还沿走廊看看四角，除偶尔有教师匆匆走过外，没见其他人。我又来到外面，站在街对面一辆微型货车后，等待接送罗伯特的车子到达。司机是个胖女人，戴一顶海豚帽。孩子们走下踏脚时，她大声地点人数。罗伯特是第十九个。一片颜色深淡各异的孩子头向校门拥去，他很快就淹没在这片人头中。“二十七个，一个不少。”我听到司机说。车子开走后，我看见学校门口处，一个穿粉红裙子的小姑娘被一个男人从她母亲身边拉走，哭喊着进了大楼。那男人下穿卡其短裤，上穿马球衫，脖子里套着一只哨子。“她不会有事的。”他回头向那个母亲喊道，那母亲正在擦眼睛。另一个小男孩站在门口，回头看他父亲，父亲拿着摄像机站在旁边的小路上。孩子斜视着，一只眼睛紧闭，脸歪向一边，一副我所见过的中风病人的怪相。匆匆往大楼里赶的人群不时碰撞着他。

　　“我现在该做什么？”他问父亲。

　　“挥手说‘再见！”’他父亲说。

　　“再见！”孩子说道，但没挥手。他拿了一只形状像米老鼠头的午饭盒。我知道学校供应午饭。我问过本尼十多次，后来又在当地报纸上看到了菜单，这才满意。今天吃金色鸡块、绿豆，还有木薯粉布丁。

　　“贾森现在正式上三年级了。”拿着摄像机的父亲说，调子怪怪的，像气象预报员。他旁边站着的一群母亲正议论纷纷，说是幼儿班过分拥挤。

　　“可怜的贾森。”有个女人站在我旁边说，手遮在眼睛上方。

　　“他们应该禁止那个拿摄像机的笨蛋进入学校。”那女人说。她穿着粉红色亚麻短裤和配套的衬衫，戴着白色太阳镜，涂着粉红色指甲油。听她的口气，她活像穿夏装演布兰奇·杜波依斯①的演员。她的着装与香水味都告诉你，为今天上午她精心打扮了一番，就像我出嫁的那天上午。

　　带着南方人的拖腔，散发出迪奥里西莫香水味，或者是与其相似的香水。

　　“一年级时，第一次野外旅行他只拍贾森：贾森给全班讲述鳄鱼的情景，贾森参加矮队员足球队的选拔。说真的，其实他并不擅长足球。去年他还想拍摄贾森参加学校标准化阅读测验。那真令人忍无可忍。从此以后，人家就再也不允许拿着摄像机进入学校了。听说他差点去上诉，说是侵犯了宪法赋予他的权利。宪法难道保证你成为讨厌鬼的权利吗？”

　　我俩看着学校方向。太阳照在窗子上，光彩耀眼，以致窗子就像镜子。里面什么也看不见。但我能感觉到罗伯特在里面，感觉到他坐在新桌子旁，悄悄地环顾教室，努力适应它，掂量谁是重要人物，谁不是，谁可以安全接触，谁会因一句话或一个眼神惹怒了就反手抽人。我感觉到他在看老师，努力留意伯恩森太太说的话，而他身上的每一根毫毛都在随教室里空气的流动而颤动。新来的孩子都这样。至少我当新生时就这样。而且，除这些外，他还得记住自己的姓，把它当做分数、除法或从未接触过的难题来记忆。我能看到罗伯特在考试，草草地写了姓首“贝”，又见他将“贝”擦掉，门牙咬着舌头，重写成“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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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布兰奇·杜波依斯，美著名影片《欲望号街车》（Astreetcar NarnedDesire）中的一个人物。

　　也许不是这样。也许作为一个孩子，他对自己没有太大的把握，以为新学年是一切都重新开始的时候。也许只有成年人最傻，以为自己完全知道自己是谁。有时在早晨沏咖啡，或傍晚做吐司和鸡蛋、准备晚饭时，我在心里一遍遍说：“喂，我是贝思?克伦肖。”像曾在护士笔记本的空白处练习书写“罗伯特?贝尼代托太太”那样，我练习书写名字。

　　“如果有人来学校，自称罗伯特的父亲，那你们必须马上给我打电话。”我曾在电话上关照过学校秘书。

　　“我们早知道了，克伦肖太太。”她懒洋洋地说道，似乎她生活的全部内容就是处理监护权争执或家长偏执狂。我再次感到有一只无形的手在操纵。这只手让我不要提问，这在一个母亲说来就古怪了，她不知道谁善意提醒学校，她要问人家她儿子的学籍资料从哪儿来、谁寄的，她对校办公室说：“顺便问一下，你们知道我们的电话号码吗？”“保护天使”帕蒂?班克罗夫特总给她看不见的、无名氏的网络成员打电话，我当然很感激。但有时想到别人比我更了解自己时，心里与其说觉得神奇，不如说觉得受到了侵犯，这让人产生窒息感。我似乎只在别人的想像中存在。瞥了一眼身边那个同站在停车场上的窄臀部、窄肩膀的女人，我心想，与她的对话不知是否纯属偶然，或许我每天穿的衣服一一那些施舍的八号衣服一一以前就是她的。

　　“贝思?克伦肖。”我有点不快地说，伸出手，注意着对方的反应。

　　“哦，”她说，“对不起。辛迪?勒尔巴克。你新来吧？”

　　我点点头。

　　“你孩子几年级？”

　　“五年级。”

　　“哪个班？”

　　“伯恩森太太的班。”

　　“真妙。伯恩森是白痴。世上最好的女人，可我两岁的孩子都能教她社会学。”

　　“你家的呢？”

　　“四年级。”她叹了口气。“她名叫切尔西。小的叫查德。”

　　“你丈夫叫查利？”

　　“克雷格。”她说，“是不是太糟了？我当时意乱情迷，现在脱不了身了。如果再生个姑娘，我会给她起名凯特琳。”

　　那个曾将哭叫的孩子拉进学校的男人从两扇前门里山来，走到一半又朝路两头看看。他依然挂着那个哨子，手里拿着记录板，他的脸像我的脸一样红红的。

　　“副校长，”辛迪说，她双手合抱在胸前，“赖尔顿先生，人很好。就是有点……”她在空中摇晃着一只纤细的手，像只飞鸟。“也许不是。我说不清。”

　　“谁又说得清呢？”我说道，咧嘴笑了笑。记得在医院里，有一天我将一个助手拉进备用品大橱，臭骂了她一通，因为她在卸午饭盒时对一个朋友说西尔弗斯坦医生身上有股“娘子①”真味。“天哪，”之后我对朋友温妮说，“如果男人穿着考究，又没寻花问柳的事，大家就会把他看做同性恋而加以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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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此处原文是faiW，意指一对男性同性恋中充当妻子角色的人。

　　温妮拍拍我的手。她手指很短，指甲方方的。“弗兰，我很喜欢你，”她说，“但西弗斯坦医生自从进入医学院起就一直与一个叫比尔的建筑师同居。你要吵架得找准对象。”

　　我想念温妮，她是南湾医院急救室的护士长，能使任何人心平气和。有次为寻找证据，我用梳子细查一位被强奸的女人的阴毛，温妮则抚摸那个女人的手背，使她平静下来。过后我在浴室里哭了起来，温妮又设法使我觉得，我这么做是为那个女人好，不是在伤害她。我想念平托太太，我们的邻居，每逢八九月她就在我们台阶上放满满一袋熟透了的西红柿。她叫罗伯特“帅小伙”，这个称呼使罗伯特那橄榄色的皮肤变成了难看的红褐色。上帝，我多想念格雷斯啊，想念在每一个快乐的日子里与她在电话里的谈话。

　　我们谈她的学生，谈我们的父母，谈废话，谈什么地方可以买到便宜的运动鞋，谈什么样的染眉油不会使眼睛难受。

　　“你去了哪里？”如果在上午没有与我通上话，她就会这么问。上帝，她一定非常想念我。

　　但愿我更加想念我母亲。但是，在我妹妹离家上大学、在我父亲去世后，她就搬到她妹妹费伊那里，跟她一块住，脱离我们的生活，进入了一种整天来往于工厂与大西洋城的生活，过上了一种吃圣餐、玩宾戈赌博游戏的生活。仿佛她的婚姻以及孩子只是她真实生命中一段短暂的插曲。玛吉与费伊姐妹俩一起看气象节目，为孩提时代的事的真假争吵。我以前每周与母亲通一次话，但说的内容比我刚才与这个叫辛迪一一不管她叫什么一一的女人说的还少，而这个在酷热的阳光下看手表的女人则纯粹是个陌生人。

　　“你上班吗？”她问。

　　我摇摇头。“你呢？”

　　“不上班，从今天下午才开始。”她说，“卖雅芳化妆品，是临时工。这种天气下，多半时间口红会融化。有时我’就把东西全放进冰箱，可他们不赞成这样做。真气人，难道要我卖像漆一样的糊状面油不成？”她低头嗅了嗅胸前的衬衫。“老天，但愿我能进雅芳化妆品公司。切尔西上学的第一年，我得在幼儿园一坐半天，等她上音乐课了才悄悄溜出来。弄得我只能半天卖雅芳化妆品。上一年级了，我们想让她完全脱离我们，可她又伤心地哭，我只好呆在外面的大厅，这样，除了小组活动时间，她都能看得到我。二三年级时，我在外面呆上一个小时，一直呆到一月，还自愿在图书馆帮忙什么的。今年，我说，切尔西，宝贝儿，该结束了。可她还要我第一天在外面呆半小时，让她能从窗里看到我。

　　克雷格说，先是半小时，接着便是呆到吃午饭。谁知道。”她耸耸肩。“你觉得我是不是有点傻？”

　　“没有，”我说，“做孩子的不容易，更不要说做母亲了。

　　我就一直没有弄明白，我所做的一切究竟是为了他好，还是为了自己心情好受些。”

　　“你可说到了点子上。”她说道，一边用手给自己打着扇。“我仍然想不明白她哪来那些恐惧。譬如，她会问你购物中心的自动扶梯会不会夹住鞋带。见到电视上播放地震或龙卷风，她就想知道该站哪儿或该怎么躲避。”她用手搭了一个凉棚，朝学校方向看去。“我们家曾遭雷击过，当时切尔西三岁。雷击只烧黑了烟囱的一侧。天晓得孩子们心里在想些什么？你儿子像其他男孩一样天不怕地不怕吗？”

　　我耸耸肩。“他倒是个男孩。他将恐惧深埋在心底。”

　　她点点头。“男孩嘛。”她说道。我看看她，她黑发乌亮，指甲涂油。我心想，若我说“对”又该怎样呢？事实上，在他父亲将我打得死去活来时，孩子想的是最好保持安静、做个好孩子，否则会发生世界大战。如果我回答说，你孩子爱看自然灾害，本该让她看看我最后一次遭打后的脸，不知她又会说些什么。

　　我内心寻思着，假如我的余生只能自言自语，那会怎么样呢？假如我再也不能对人倾吐我的心里话怎么办？我回头看看那幢学校大楼，猛地抓住辛迪的手臂。“怎么啦？”她说道，转身看着两辆巡逻车一一红白色和蓝色一一开到学校门口停下。车里钻出穿警服的人，大步迈向大楼，在门口站住，与穿卡其裤的那个男人谈了起来。正在告诉他，正在告诉他。接下来，警察就该从贴胸的口袋里拿出一张照片，罗伯特去年在圣斯坦尼拍的一张照片，坐在圣母像下的台阶上，穿着马球衫，就是从纽约到莱克普拉塔时穿的那什。

　　我曾给了我婆婆一张，她把照片夹在烫金框里，放在床头柜上，床头柜里有餐巾纸和安眠药。我似乎看到她将照片递给博比，他拿到照相馆去加印，手指点着下唇，琢磨着找到我们时对付我的最佳办法。

　　那几个人开始往里走。我似乎看到他们三个在办公室里弯腰看一扎马尼拉纸文件夹。我想像着他们翻看新生档案，向五年级教室走去，看到罗伯特后与老师耳语几句，将他带出教室。我觉得这一切像罗伯特圣诞节得到一本活动翻转书，所有的小画面动得很快，立即形成一个故事，那是我生命终结故事的序幕。

　　“那两个警察到学校里去干什么？”我一一见到这情景全美国唯一慌了神的女人一一说道。

　　“开学第一天他们都来，”辛迪说，“给孩子们讲话，告诉他们不要与陌生人谈话，不要乘任何人的车，只与认识的人在一起，都是些常规。”她斜眼看看停车场。“我看那人是布赖恩特警官。虽然我与你不熟，但我还要说，我不愿结识比我年轻的警察。”

　　“是吗？”

　　“没错，”她说，“他足足比我小十岁或十二岁。另一个我始终记不住他的名字，但他更年轻。”她看看我。“你没事吧？想要一杯咖啡吗？”

　　说出当时的感受好像有点傻。也许这感受纯属化学释放，肚子里的胀气跑了，头里的嗡嗡声也消失了。也许纯粹是因为知道在警官眼里，我孩子不过是与众多孩子没啥两样的一张脸而已；在那女人眼里，我只是个不起眼的某个孩子的母亲而已。也许因为贝迪谈论自己女儿的那种口气混合着害怕、自尊与怜爱，善良的母亲在孩子年幼时流露这种感情犹如出汗一样自然，而这种混合物就是我十年来的燃料，燃烧着我这个炉子里的火焰。或许是因为她用粉红色布块擦去白色太阳镜后面、蓝眼睛下涂成浣熊眼圈式的染眉油的动作。或许是那口与我不同的纯南方口音。或许是在知道警察到学校去只是关照孩子要小心之后所产生的轻松感。不过，一个陌生人正在注意我孩子，它让我产生的恐惧不亚于看到他父亲开车来找我们：一辆租来的车停在拐角处，他父亲的手臂曲肘搁在驾驶座窗外，用他浓厚、有说服力的声音招呼道：“嘿，伙计。”

　　或许我想起了女性间的友情，想起了与温妮、与格雷斯之间既是姐妹又是朋友的感情；想起了小学里与布里奇特?福利的友情，这种友情延续到她父母搬到岛上为止；想起了高中里与迪伊?斯坦普尔的友情。对我而言，友情多多益善，我一贯不是那种背着丁零当啷大背包旅行的姑娘。也许正是因为这一点，博比才对我有如此大的吸引力，因为总有一群入围在他身边，面对他，听他说，看着他，哈哈大笑。

　　我总有干不完的活：在面包房给炸面圈填果冻，赚钱读护校，帮格雷斯写论文，坐出租车送父亲去医生办公室，寒冬腊月停止供应暖气时等修理工来修理管道。可我身旁总有亲密的女友。看看辛迪，听她轻松地倾吐，使我想起友情曾经对我是非常重要的，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坐在公园长凳上，在双人床上横躺，站在女厕所的水池旁，将电话拉进厕所间，张开嘴，一吐为快，将那些半数时间里得用性格粘在一起的零零碎碎的、感觉不到的自我吐出来。可后来，博比毁了我的友情天地。他不喜欢我的女友，骂迪伊“荡妇”，骂温妮“相公”，骂格雷斯“一脸苦相”。他向我公开了一个大秘密，这个秘密就像野兽一样占据在友情天地的中心位置，随时准备将友谊撕得粉碎。

　　“那么，博比本人怎么样呢？”有人会说。

　　“不错，不错，好极了。你知道，他很忙。”

　　“一切正常吧？”

　　“正常，一切正常。”

　　我这多半生就像鲠喉鱼刺，永远也吐不出。但我已习惯了。博比说了一个秘密，说我究竟是什么人，而我现在有了另一个秘密。或者说是弗兰，贝内代托有了件不能说的事，喝啤酒、吃肉末夹饼、喝咖啡时不能说的事。但贝思?克伦肖对自己的生活可以随心所欲地说。谎言比真话容易得多。也许我已擅长说谎话了。

　　几分钟后我就知道，我们只是偶遇，辛迪不是帕蒂?班克罗夫特机构的成员。在微型货车里，她说她最好的朋友夏天去了加利福尼亚，她同情我离婚后的艰难，见我座位下放着果汁箱和饼干包装纸向我表示歉意。她在厨房里将咖啡脱去咖啡因，端上一盘小松饼。她谈笑时的表情、不时盯着移门外平台及水池的神态使我明白，她也像我，需要伙伴。她的生活有条不紊，不那么随心所欲，每周两个上午陪查德上玩具城，周三给洗礼教教堂的前辈做午饭，陪切尔西上芭蕾及体操课，还要上主日学校，卖雅芳化妆品。她一旦回到自己厨房的桌旁时，时间似乎成了拉长的块状物。

　　“我有一些旧东西，克雷格的母亲搬到公寓大楼后，我从她那里清理出来的。”她说，“在我地下室里闲放着，你缺什么就随便拿。窗帘啦，椅子啦，什么都有，我有一个中学时的女朋友，急着买了大件，大衣橱，装饰了娱乐室，等丈夫跑了才发现自己连买张椅子的钱都没存。她足足在家里傻站了大半个星期。”

　　“没错。”我说。

　　“现在要吗？”辛迪说，“下面堆得乱七八糟。愿意的话去看看。有些还很好看。不是真好看，是拿得出手。而且干净。克雷格的母亲真爱清洁。”

　　我想，是我们的孩子给了我们勇气。罗伯特上一年级时的第一天，我是靠想像他那副坚定的肩膀度过的。足球比赛时，教练冲着他喊叫，他却昂起瘦骨嶙峋蚵尖下巴，露出自尊不容侵犯的神态，使我没从座位上站起来。我想起了他曾想方设法不让我披露他对新学校、新名字、新生活的恐惧，想起了他如何决心独自遨游在那天上午我见到的孩子们中间，只剩本尼和他的书包作为救生衣。他正开始一种生活，一种属于罗伯特。克伦肖的生活，他要给自己确立位置。我也是如此。都是该死的博比?贝内代托，我也是如此。也许我应该藏在窗帘后隐身。也许帕蒂?班克罗夫特认为那里最安全。也许许多女人会这么做。但我不会。为了生活，为了真正的生活，我改变了发型，改变了服饰：改变了姓名和住址。我需要工作，需要朋友，需要立刻改变封闭的、只有薄地毯与褪色长沙发的小公寓，我要将它变成一个有生气的地方，使那里的住户过上普通而平静的生活。

　　“我确实，”我说，“需要一些窗帘。”

　　“好啊，”辛迪?勒尔巴克将其南方口音拖得更长、更深沉，眼睛更亮，笑得更开心，牙齿上还沾着一抹口红。“朋友，我们来装修一下吧。”

　　第　四　章

　　罗伯特第二周的学校生活开始了，他喜欢他的同学，喜欢他的老师，睡眠少了，话儿多了，只是还不像别的孩子那样多。于是，作为我们到莱克普拉塔一个月的标志，我破费买了一加仑奶黄色油漆。一个月来，恐惧从我肩上紧张的肌肉中渐渐释放。一加仑的油漆绰绰有余，可见公寓的客厅有多小。我在厨房里挂了一幅从辛迪地下室里找到的刺绣，上面用交叉针绣着一句话：“愿你入天堂后魔鬼才得到你仙逝的消息。”长沙发靠背的上方挂了勒尔巴克太太的旧阿富汗彩色挂毯，长沙发两端竖着几个靠垫。我在辛迪的地下室里还拿了一把旧橡木摇椅、一幅带枫木框的海景画、一床蓝黄大丽花雪尼尔床单、一套樱桃图案的半截窗帘、一些眩目的亮丽的条子垂帘。“你拿定主意要这些东西吗？”

　　我们把这些东西装进微型货车后部时，辛迪说道。她帮我把这些东西搬进波伊斯蒂道的公寓，脸上并没有露出施舍者的神态。她只环顾了一下居所，点点头，似乎离婚或婚姻错位后也只能这样。她就是这样的人：现实，但并不残酷无情。“你可用这个来漆。”她说道。油漆不用花多少时间，因为地方实在太小。当我将楼下漆好时，看上去还真带点妇女杂志里经济装饰的味道。只是百叶窗还紧闭着。顶灯也整天亮着。

　　“这儿变样了。”罗伯特放学回家时说道，同时将书包往桌上一扔。

　　“你不喜欢？”

　　“变样了。”晚饭时，他一边低头吃拌黄油的意大利面条，一边咕哝着。学校很好，本尼很好，伯恩森太太很好，面条很好。孩子说“很好”，意思是他不想说话。我曾在急诊室里注意过父母亲疏忽了这一点。孩子在说很好，很好，很好，而爸爸妈妈则会无休止地追问，像那些拿着尖尖的银制小仪器的牙科医生。孩子们将“很好”作为奴佛卡因麻醉药使用。

　　“满屋子都是油漆味儿。”罗伯特说。

　　“一两天后味道就会消失的。”

　　“你刷了油漆，看样子我们得长住了。”他最后含糊不清地说。他的声音空洞沉闷，带点微颤的哭腔。

　　“会好的，宝贝儿。你会明白的。你会交更多的朋友，参加体育活动，发现周围好玩的事儿。等我找到工作，我们也许再找大一点的地方住。”

　　“我可以给安东尼写信吗？”

　　“不可以。”我说。我抚摸着他的手臂。我皮肤上有黄色油漆，像淡淡的秋月。“我知道你确实难受。你近来乖多了。也许某天情况会发生变化。现在我还说不清。”

　　“我有家庭作业。”他说。

　　“我知道，宝贝儿，但我想说一会儿话。”

　　“我想先做作业。”

　　晚饭后，我们一起坐在长沙发上看情景喜剧，是几个家庭之间的争斗，半小时后和解，无论人物说什么、做什么，画面外的观众都会哈哈大笑。与罗伯特谈话从来不能正面谈，我总要在沉默中等待他的话语游向我。就像我与博比在巴哈马群岛度过的一星期所见到的情景，当我们潜泳离开一块陡峭的暗礁时，大海深色的阴影里出现亮丽的鱼，急速游过，转瞬消失。罗伯特的话语就像游向我的漂亮的小鱼，然后消失在大海深处。我们将碗一一两只不值钱的瓷碟、两把叉子、一只平底锅一一放进水池后，罗伯特坐到我身旁，我搂着他。从他还是小娃娃起，只要我们坐在一起，他就会捧一缕我的头发来摩挲他的脸颊。与吮拇指或咬指甲一样，这是一种不自觉的行为，一种习惯。博比看到就生气。“弗兰，这他妈太怪异了。”他说。现在，我头发剪短了，罗伯特无法再摩挲，但我可以低下头，靠近他，至少头发可以离他近些，他可以闻到它，感觉到它。只要不影响安全，我打算留长点。

　　“贝尼的父母是从古巴来的。”他说道，眼睛在电视亮光里闪闪发光。

　　“许多人到这儿来都因政府对他们不好。多数到了佛罗里达。这是美国的最南端，再往南就到古巴了。”

　　“他母亲不怎么会讲英语，就像平托太太主要说意大利语一样。”

　　“年龄大了再重新学一门语言不容易。”

　　“班里的乔纳森说，在美国的人只能讲英语。真蠢。布鲁克林的人都讲另外一种语言。至少多数人是这样。”

　　“但愿本尼能教你一些西班牙语。”

　　“你怎么不懂意大利语？”

　　我耸耸肩。“我会说‘多漂亮的脸蛋儿’。你还是婴儿的时候，街上每个见到你的太太都这么说你。”他没在看我。

　　但我看到他脸上有了淡淡的笑意。

　　“乔纳森说他家后院有个游泳池。”

　　“前几天与我一起喝咖啡的太太，记得我告诉过你她有个女儿在读四年级。她们家也有一个游泳池。”

　　“在地面上还是在地里的？”

　　“什么？”

　　“乔纳森说，他家的游泳池是在地里的。他说地面上的游泳池不值钱。”

　　“我遇到的那位太太，勒尔巴克太太，她家的游泳池可以说是两者兼而有之。因为她家的游泳池建在后房的平台里，比院子高。你会看到的。她希望你去游泳。”

　　“乔纳森有点古怪。”罗伯特说。他靠在我的肩膀上，眼睛半闭着，黑玛瑙般的眼睛在眼皮与浓睫毛下闪烁着。

　　我听到他的呼吸加深了，听到厨房的老钟秒针在一颤一颤地踱圈，听到外面波伊斯蒂道上轻微的汽车声。我们两人开始瞌睡起来。梦乡是避风港，在那里，至少有几个小时世界会变得不那么让人难以确定：我们两人就都能想像着，我们还在我们原本所属的地方。或者曾经所属的地方。

　　也许罗伯特会梦见日常生活；梦见早晨的那些情景一一他下楼走进布鲁克林的蓝白色的厨房，油毡上洒满阳光；梦见一天早晨他父亲在吃咸肉和鸡蛋，用半片吐司推着盘子里的食物绕圈，妈妈站在炉子旁，身上没有半点伤痕。

　　“别生气，妈，”罗伯特已说过几次，他极力想恢复事态的原状。“你不戴眼镜更好看。”

　　电话铃响了，我们吓得直往后缩。铃声在寂静的房间内显得很响，很陌生。我们俩停下来，似乎我们在玩“红绿灯游戏”。不论此人是谁，这人还是费尽周折找到了我们的行踪。我吓坏了，不是因为声音太响。而是因为罗伯特脸上的表情。那表情混合着强烈而又陌生的希望与恐惧，令我极想扭开头，就像你扭开头不愿看别人哭泣一样。我不知道谁来的电话，但我知道罗伯特心中想到的是谁。

　　“接电话，妈妈。”他最后说道。

　　背景有噪音一一有线广播的啸叫声和喇叭声、硬币掉进付费电话机内的清脆的“叮铃”声、电话辨认并接受付款的轻微的“喀喀”声。当当，当当，喀喀。我知道电话的另一端是谁了。帕蒂。班克罗夫特常说，她害怕出现任何追踪她的女人的企图。她将她们称为她的女人，似乎她在督管着一群婆婆妈妈，或者说她像妓院里的鸨母。听到这些噪音后，我一定全身松弛了下来，因为当我抬头看罗伯特时，他的脸色又是一片空白，他知道了，打电话的不是他父亲。

　　“我的上帝，这孩子能看出你的心思。”博比有时这样说。他说这话时心里很嫉妒。

　　“伊丽莎白，我们给你安排了一个工作。”帕蒂?班克罗夫特说，背景处有人在呼班机。

　　“贝思。”我回答道。

　　“对不起，你说什么？”帕蒂。班克罗夫特说。

　　“贝思。贝思?克伦肖。”

　　一阵沉默。“好吧，嗯，”她说，“贝思，我们给你安排了一个工作。当家庭健康护理。遗憾的是，你没有护士执照，不能当护士，而且有也很难安排。这是我们找到的性质最接近的工作了。工资不错。很遗憾，没津贴，只能这样了。

　　他们明天会给你打电话的。”

　　“谢谢。”我说，“我刚在想，整天无所事事，真快疯了。”

　　“你得有耐心，”她说，“我们清楚该怎么处理。”

　　“我甚至连自己的电话号码都不知道。”我又说道。

　　“哦，那是个疏忽。”她慢慢地把电话号码念给我听。

　　“不要把电话号码告诉不该告诉的人。”她补充了一句。

　　帕蒂?班克罗夫特曾来医院讲话时说过，保密是她的组织的标志。她的组织鼓励女人走出家庭，到我与罗伯特现在生活的那种无名之地去，这样，碎纸片、电话号码和剪报之类的东西就不会出卖她们。在莱克普拉塔，不是坐在车里，而是沿着主公路段走去，我能见到一家“夹饼王”快餐店、一个库房、一家汽车银行、一家墨西哥式煎饼店、一个薄烤饼店、一家自动门里面有个色拉自助柜的大超市、一家“美国玩具”连锁店、一个K超市以及一家五金木材店。能让我确定自己在佛罗里达的只有汽车牌照，除此之外，我会觉得自己是在九月的科罗拉多州或者加州，或是南北卡罗来纳中的一个。全美国都是华氏九十七度，阳光灿烂。“谢谢您光临‘夹饼王’。”每逢星期六，我都带着罗伯特出去吃午饭，都会碰见一个带西班牙口音的老人这么说。我希望，同样的圆饼、同样的夹心饼、同样的装饰、同样的标识和同样的问候可以使这种陌生的生活变得不那么陌生，使这种不熟悉的生活变得熟悉起来。

　　“住在佛罗里达的人有没有真正是佛罗里达土生土长的？”与辛迪喝脱去咖啡因的咖啡时，我问道。

　　“其实我就是。”她歉意地说，好像这是一种性格缺陷。

　　帕蒂?班克罗夫特在医院里时告诉我，保密是她成功的秘诀。我对保密知道得很清楚。这个世上就没人知道我遍体鳞伤，没人知道我身体上隐藏的秘密，没人知道我丈夫扭过我的手腕，曾将我推下楼梯，折断了我的锁骨，还打断过我的鼻子。我母亲不知道，她自我结婚后似乎对我毫无兴趣，仿佛在将我移交给别人前，我是她的负担。我妹妹也不知道，因为只有在我的安排下她才能见我。我在能拿起一块三明治而不至于痛歪了脸时才会安排与她见面。我的朋友温妮也不知道，虽然她治疗过许多像我一样的女人，多得我与她也无法数得清。只有博比知道得最清楚，但他总说我言过其实，小题大做。他就喜欢用这些字眼。

　　我的儿子知道一些，可也只是从他古怪的视角、完全封闭的心灵去理解。我担心，在过去的岁月里，他患上了一种奇特的色盲症。在某种程度上，他不再看得清青色与紫色。

　　保密，保密。一听到她在电话里的声音，我便想起帕蒂?班克罗夫特摆弄三串式珍珠项链的样子。她上电视时戴，来医院的那天也戴，项链遮盖了她脖子上的皱纹，与她白里透红的漂亮肤色很相配。温妮邀请她二月份到南湾医院给资深工作人员讲话。一年中，我们急诊室里死了三个女人。一个女人是从窗子里摔出而死的，她男友当时正拿着一把开箱刀朝她走去；另一个女人的丈夫在她头上敲碎了一只瓶子；第三个女人是被她年前离婚的男人用小口径手枪打死的。三个女人都有针对那些男人的限制令①，法律文件规定那些男人必须保持距离，而他们最后还是将她们杀死了。限制令只是个玩笑，制订的目的就是让人去违令。所有急诊室的护士都清楚这一点，警察的妻子也知道，此外，在纽约市就只有那死去的三个女人知道了有一份小报就这三个女人、医院、医院为她们所做的一切以及没能做到的一切大做了一番文章。

　　“这里有篇关于医院的文章，”博比说，边说边将鸡蛋往嘴里塞，他急着出门去执行暗捕吸毒犯的任务。他喝了口咖啡，抬头一看，看到我脸上的表情，扔掉报纸，扔掉叉子，叉子在瓷盘上跳了一下，尖齿落在了桌布上。“你们也太认真了，弗兰妮。”边说边穿上伪装服，伪装成吸毒犯。“你过去不是那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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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限制令，美国的一种法令，它规定，在未颁发禁令前被告不得为改变现状采取任何行为。

　　天哪，我在脑子里不知与博比?贝内代托说过多少回话，许多话在碰撞、挣扎，渴望着要蹦出来，却消遁了，像他小后院里藤上结着的菜瓜，在黑臭虫的侵袭下枯萎了。我过去不那样，因为你博比过去并不这样毒打我，我默默地说。我过去不那样，因为我不必打电话请病假；我不会躲着我妹妹，以逃避她锐利的双眸和敏锐的思维；我不会看见我儿子盯着我手臂上的伤痕一一那是一个巴掌印，看到他心里产生疑问，不会见他将这些疑问埋进内心深处，那里还埋着他对父亲的恐惧、对母亲的担心以及他自己的害怕。

　　自言自语，总是自言自语。博比，我年轻时并不那样。

　　二十一二岁充满憧憬、设想和爱，因为美好时光掩饰了不愉快的日子，你的手也经常是轻柔的，而不是使劲地推或狠命地打。你会带我去锡蒂岛，与我聊天，没什么重要的事，只是把我当做朋友那样聊天。你告诉我，你曾遇到过一位赤身裸体站着的太太，她体重足有三百二十磅。在一个炎热的下午，在纽约城她家的厨房里，一个年轻人带着作案工具想从窗户爬进她家。你让她穿上衣服，她却说：“哦，我以为我不能碰犯罪现场的任何东西。”我们当时笑出了眼泪，泪水滴进我们的虾菜碟里。你对我描述如何将流氓使劲推到墙边。那个流氓还只是个孩子，他抢了一个老犹太人的电视机。犹太人说，决不将他的电器商店搬离老街道，你告诉我，你发现有足够的理由将这个流氓关起来，有的时候，当你写完现场报告就去执行其他巡逻任务时，会看见刚抓过的那人正坐在消防水喉旁，冲着你笑。我看着你一一深色皮肤，深色眼睛，浓眉，厚下唇，红葡萄色内唇一一想着初次相识时自己对你的看法。在护校读一年级时，我十九岁，汤米?多兰在河边的酒吧介绍我们认识。汤米对你说：“你得见见弗兰妮。弗林。大家都喜欢她。”我当时觉得，你是我见到的最英俊的男人。

　　也许你从我的眼神中看出了我的心思，看见了你自己的形象：高大强壮，充满自信，酒吧里的人总围着他一一博比?贝尼代托，听他讲故事，给他买酒。看到我眼中你自己那样的形象，你从桌上伸过手来，握住了我的手。你甚至还愿意听我讲故事。但没过多久就终止了，你渐渐不再爱听，以致到最后几年，我就完全不讲了。那时，你从偶尔生气变得常常生气。几次晋升都与你无缘；家里再也没添孩子；你撞毁过一辆车，曾为自己的酒后驾驶开脱，还是两个年轻的警察看了你的警徽后让你搭了他们的便车。大失望有几次，小失望则数也数不清。你已不再谈论住宅区里的人如何努力使他们的儿子不再惹事生非，少年女子如何细心照顾她们的婴儿，而总是谈论那些美籍西班牙人和黑人，那些人们想抓就抓、想放就放的人。你说他们像牲畜一样生活着。你环顾我们家的花沙发、花窗帘、厨房柜子上整齐摆放的花罐。花罐里面是生粉、糖、咖啡和茶叶。你一直喜欢整洁，就像你母亲那里那样整洁。有个星期天上午，你的朋友就要来玩橄榄球、吃卤面条了，你急得上楼大喊大叫：“孩子弄得咖啡桌上到处都是指印！”“你知道玻璃窗洁净剂放在哪里！”我也对他喊道。

　　我哪来的胆量？等朋友走了之后，我不知哪来的豹子胆，竟开口说道：“隔墙都能听见杰基?费林嚼东西的声音。”

　　“杰基是个好人。”你说。

　　“可吃起来像头猪。”

　　“是啊，上帝不允许有人玷污你的耳朵，嗬，弗兰？还有，他时不时在身上抓痒，对不对？不错，我们将他从客人名单上划去好了。杰基。费林获得的勇敢勋章简直数都数不清了，可惜他要挠睾丸，吃饭时还张嘴嚼东西。”

　　“我上床了。”我说，“碗放着我早晨洗。”

　　“他妈的厨房里到处是蟑螂。买了新地毯就没钱再买灭蟑器了。’’

　　他开始没完没了，但又说不出个内容。到后来，他猛地把我?推，将我撞在厨房桌上。我摔倒在地，还摔断了锁骨。“上帝，弗兰，我是有点喝醉了。”他第二天这么说，只是不再搂着我。我的眼里已看不到那个英俊的博比了。我的眼睛成了娱乐室的哈哈镜，映出的尽是奇形怪状。他有足足两个星期没沾一滴啤酒，下班早早回家，他甚至几次带罗伯特出去玩。“男子汉们上公园，让妈妈休息。”他说。好景持续了将近一年时间。这是我第一次断骨，大概他吓坏了。

　　可我当时就知道，他会一而再、再而二地这样做，他要驱除我脸上的那种神情，消除我眼中他的那个映象。

　　“发生此事的女人应该明白，家庭暴力与她们无关，与她们所做的或没做的事无关。”帕蒂?班克罗夫特在坐满了医生与护士的医院礼堂里说，她教他们如何对待病人、如何帮助他们。简直像晚期癌症患者听肿瘤专家讲病例。有那么多夜晚，我在黑暗中听着博比的鼻息声，竭力想弄明白究竟出了什么问题。是不是因为他母亲或他父亲？罗伯特的出生或对别人晋级的嫉妒？是喝多了酒？或是因为我晋了级，每年比他多赚九百美元？医院可以扣回那900个臭钱，我才不在乎呢！

　　“嘿，弗兰尼?安妮，你钱比我赚得多。”他说，一边在小工作间的桌上计算我们纳了多少税。我全身一阵冷颤。我能识读X光片，也能识读他的声音。

　　我想，正是在那个晚上我才意识到，我根本不能像其他女人那样离开丈夫，离婚，一走了之。我知道，他决不会让我走。当时，我在准备罗伯特上学带的午餐，做一个没果冻的花生酱三明治，把一只苹果切成四块，而他却坐在厨房的餐桌旁喝啤酒。

　　“怎么，这孩子不能像别人一样吃整个儿的苹果？”他看着我说。

　　“他喜欢切成小块。”

　　“你把他惯坏了。”博比老是这样说罗伯特。“你惯坏他了。”

　　我记得，这吋响起了电话铃声，他叹了口气，以为是哪个当班的人打来的，是当班的，却是找我的，不是找他的。

　　“嗨，护士！”本?塞缪尔斯说。他总是那样招呼我，当然是在医院里。嗨，护士！嗨，医生！他是个好医生。他对病人说话时，总能说到他们心里去。他总是注视他们的眼睛。

　　“你好！”我说，眼睛看着博比。

　　“还记得几星期之前我们说的那本关于精神愈合的书吗了”本?塞缪尔斯问，“公共广播公司今晚将播放有关这本书的记录片。大约半小时。我觉得你可能想看看。”

　　“谢谢，”我说，“明天见。”我能从他的沉默里感到，他对我匆忙挂断电话很茫然。挂电话时，我背对着博比。从那个时候开始，我每次接电话都好像在搞间谍工作。

　　“是温妮。”我说，“她说，电视上十点钟要播映精神愈合方面的记录片。”

　　“精神愈合是他娘的什么东西？”

　　“讲的是精神力量在战胜疾病方面与药物治疗一样有效。我们医院的人一直在谈论此事。”

　　“听起来全是狗屎。”博比说。他走到冰箱前面，又开了一瓶啤酒，回到桌旁重新坐下时与我擦了一下，然后以博比?贝内代托特有的举杯姿势举起杯子，狠命地喝了一口。

　　晚上，他的汗水和呼吸都散发着啤酒味。他抬头看看我。“你刚才说那是谁？”

　　“温妮。”

　　“从我坐的地方听起来，不像是温妮。”

　　到了十点，我打开电视机，坐在沙发上。博比也陷进沙发椅里。“把遥控器给我，弗兰。”他说，手里拿着一杯啤酒。

　　两分钟后他便摇头。“人脑能控制人的肉体？”电视里在说，而博比则将画面调到了体育频道。嗬，我们真是少见的一对。

　　“我睡觉去了。”我说。

　　“你并不真想看那个狗屁节目，对不对？”他在我的身后喊。

　　“其实我想看。”

　　“给我再拿一瓶啤酒，好不好，弗兰妮？”

　　我拿了一瓶百威啤酒回到客厅，冰冷的酒瓶上留下了我的指印。

　　“你不会打开吗？”

　　“天啊，博比，这是旋转瓶盖。即便不是，你不用开瓶器也可以轻易地打开。”

　　“见鬼，你说什么？”我拿着空瓶走回厨房，没理他。当转身离开垃圾桶时，他正站在过道上。他喝醉的时候气色很好看。他年轻时，我就注意到了这一点。他的眼睛炯炯有神，他的嘴角松弛着，那样子曾让我感到心里暖暖的，什么事都愿意做，而现在我却非常非常谨慎。大多情况下都如此。

　　“你说是谁来的电话？”他问。

　　“哦，看在上帝的分上，博比，”我开口道。

　　“哦，看在上帝的分上什么，弗兰？”他声音低沉缓慢，眼皮半垂。他放下瓶，走向我。我首先想到的是他想在厨房里要我。把我压在白色福米加贴塑面的边上，但接着想到的是他自己要不了。我能感觉到，他干不了，并感觉到他也感到这一点。真不知两个感觉哪个更糟糕。

　　“你得长胖一点，弗兰。”他说，一边推着我。“你一身鸡骨头。”他使劲吻我，纯粹是用脸往下压我的嘴。我无法呼吸，竭力想从他的脸下挪开我的脸，可我的脖子后面有他一只手，弄得我不得不伸手推他。我的嘴被封得快窒息了，拼命要呼吸，所以不得不推他。我呼吸困难，他却还想用嘴压我的嘴，我只好挪开脸，结果使他往前一撞，下巴磕在碗櫥门上。他用的似乎是一个连贯动作：手指向自己的脸摸去，随即反手一巴掌打在我的脸上。我随即倒下，头撞在窗边的橱角上，撞破了头。只觉得暖暖的血在我头发里流淌，流进了我的脖子。

　　刚过二十一岁的那个星期，我站在圣斯坦尼斯拉斯教堂的圣坛上，憧憬着婚姻，当时根本没想到自己会眼瞪天花板，头枕鲜血，只希望丈夫快完事离开我。

　　我们的婚誓是自己写的：“我将跟随你，”博比的声音听起来似乎加了着重号，“到天涯海角。”是的，他会随我到天涯海角。那天晚上，听他在我身旁睡得呼噜呼噜，我就知道了。他满身百威味，我满身血腥味。

　　那天晚上我又怀孕了，但四个月后就流掉了，然后他一个星期内天天晚上骑在我身上给我按摩，用他有力的双手揉搓我肩部的肌肉。一个从没发生过此事，从没见过丈夫哭得死去活来、发出像吞吃玻璃般的哽咽声的女人也许对此是很难理解的。他让我觉得有人疼爱自己，博比就是这样，他用以前无人疼爱过我的方式疼爱我。宠爱我的方式也无人可及，连我父母都做不到。他向我伸出手，把我扳倒，滚动着我说：“我太爱你了，心肝儿！”他轻柔地抚摸我全身，于是我伸出手要他，虽然医生叫我要等待十阵。我因此又怀孕了。但那一个也失去了。求之不得。求之不得。

　　约会那阵子，我想结婚之后他的粗暴会停止的。婚后呢，我想生个孩子会有所帮助。有了一个孩子后，我想要是再生一个孩子，他会感觉好一些。在罗伯特两岁时，我更不能离开，将他撒手不管，因为这时正是性格形成期，尽管我对我们一一我与博比一一要把孩子形成什么样的性格考虑得并不够。罗伯特开始上学了，这时我又不能走，因为上学是一个巨大的转折，需要适应和调整。五月份也不能走，我得全力以赴，准备全家的暑假。十一月到了，我还是走不了，我得振作精神准备过圣诞节。就这样，我留下没走，一直没走。

　　接着是三个女人的惨死。读了她们的报道后，我知道她们都曾出走过。他打你时，人人都认为你该出走。她们起诉，获得了限制令，有人说“没事了”，但其中两人被一次次诱骗回去；另一个则离婚之后也一直没能走得了，她丈夫来踢她的公寓门，去她办公室，在车站众目睽睽之下抓住她狠命揍她，最终还是杀了她。三人都出走过，都曾竭力想摆脱过，但还是死了。她们是难逃厄运的人。我能听到博比的声音，他乞求，乞求，让我受不了。我看到他跟踪我晨跑。

　　我看到在去医院的公交车上，他坐在离我三个座位远的地方。我看到他正说服罗伯特放他进屋。于是我明白，我无法像那些女人那样离开丈夫，离家出走。我根本走不了。

　　我必须销声匿迹。

　　趁帕蒂?班克罗夫特说话的工夫我环顾了一下公寓。

　　也许这儿就是天涯海角。但这儿至少还有窗帘。“他们会给你配制服。”帕蒂?班克罗夫特往电话机里塞进了几个二十五美分的硬币后，说着我的新工作。

　　“他们知道吗？”我说。

　　“什么？”

　　“他们知道我是谁吗？”

　　“他们知道你叫伊丽莎白?克伦肖。”帕蒂?班克罗夫特说，“你有可靠的推荐人。在佛罗里达不需要驾驶执照。这是让你到那里去的一个原因。他们下周会给你安排一两个病例，让你出诊。”

　　“贝思。”我说，“我已决定用贝思这个名字。”

　　“如果你按我们说的去做，”她说，“一切都会好的，贝思。”

　　“你听上去像我的丈夫。”

　　“对不起，你说什么？”

　　“你说，如果你按我们说的去做，一切都会好的。这话听上去像我丈夫说的。”

　　电话那边沉默了，只传来人们的谈笑声与脚步声。那地方一定是机场，人们从那儿前往其他地方，他们只是在旅行，不是在逃亡。“千万别出错，”帕蒂?班克罗夫特说，“他此刻正在寻找你们。”

　　第　五　章

　　那机构给了我一个下人的活，干勤杂工，而不是当护士。烧饭，清扫，购物。但这很好。好极了。可以到外面去，与人相识。我上门服务的第一个对象是位患脑瘫痪的三十岁妇女，住在一幢外表色彩单调的残疾人公寓大楼里。

　　她叫珍妮弗。她颤抖的双手上系着一根笔直的长木棍，需要我时，她便借助木棍敲击电脑键盘，打出要求。她看上去像只鸟，头上下摆动，像在吃东西，不像在吩咐我她想要什么。她眼珠在打转转，嘴巴呆滞地微张着，好像在笑。“速溶麦片。”她在写我第一天要买的东西，“一加仑脱脂奶。果冻布丁杯。巧克力。TY。”TY代表“谢谢你”（Thank you）。

　　她也用嘴说谢谢，只是听起来像嚎叫或清嗓子，不像说话。买回这些东西后，我听见接在电脑上的打印机声。我换好小后房里单人床的床单后，看到她用木棍指着打印机纸盒里的一堆材料。十一页痛苦的纪录，连所有住院治疗的日期也记录在案。第一句话是这样的：“我叫珍妮弗。安。

　　马奇，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七日清晨六点十四分生于乔治亚州的亚特兰大市。出生时，值班产科医生不在，由产科见习生格雷戈里?利特尔用高产钳接生。”

　　“产钳。”声音大了点，我本来不想出声的，她却又发出嚎叫，头上下来回摆动，像是说，对，对，就是因为那个产钳和见习医生才造成你今天所看到我的这副模样。要是没那把高产钳，我这个三十一岁的女人会在公共网球场上打球，晚上会在公路快餐店里做女招待。再不然，凭我的智慧和勤奋所掌握的医学史，我就是一个三十一岁的女博士，正在做博士论文，研究单细胞有机物或十九世纪的宫廷音乐。

　　每个人都需要对自己致残的原因作一番解释，而难产是脑瘫痪的最好解释，是对自己为何斜着身子躺在那里、一切被禁锢在体内、靠提供这一页页不空行的材料让我明白她也是一个人的最好解释。

　　“这是给我看的？”我问，她的头又摆动起来。电脑屏幕上魔术般地出现了一些文字，是一些在闲聊室里唇枪舌剑的人传来的消息。“本周末的流星雨大得惊人。”屏幕上最后一行写道。“从马尼托巴地区看，流星雨像是银色烟火。”

　　“我现在要走了，”我说，“星期二回来。要我带些什么东西给你吗？”

　　她的头左右摆了摆。她的头发剪得很短，大约有一英寸长。我知道，每天早晨都有一个护士来给她穿衣服。父亲常说，各人都有各人的福。把别人的不幸算作自己的幸福是可耻的。她喉头深处又发出了嚎叫声。

　　“不用谢。”我说着，随手带上了门，走进外面的炎热中。

　　也许帕蒂?班克罗夫特说得对；也许就在我将布丁和牛奶放进珍妮弗的冰箱里时，博比正在到处找我。但我在回去的路上也一直在寻找他。每次干活我都走不同的路线，仔细往停着的汽车里观看，如果有人在我身后慢慢跟上来，我就会转过身去。每天上班的头一个小时，我和辛迪都自愿在学校图书馆帮忙；她可以告诉切尔西她在学校大楼里，我也能留意罗伯特，留意着在图书馆大门对面的校门。虽然我们不必在停车场上流汗了，可换来的却是听脾气暴躁的老帕特里尼太太的摆布，干着装书架和包书皮的活儿。

　　老太太把我俩都呼做“妈眯”。学校秘书认识了我，她希望常见到我。“如果罗伯特有什么麻烦，能给我打电话吗？”有一天，我给她从自助餐厅带了一罐冰茶时问道。“绝对没问题。”她说，一只涂成粉红色与白色的指甲将一袋“低糖”弹人她的杯子里。

　　查德不去玩具城的大多数日子里，我与辛迪过后都一块喝咖啡?“初为人母的人谈起孩子从床卜摔下来，就跟谈起泰坦尼克号沉船似的。”她不屑地说，“要是我再听到有人为放管子治疗耳炎争辩，我会啐他一口唾沫。”然后，我们上班去。辛迪将她几只黑色仿皮展箱放进微型货车，我动身去看望病人。每周到珍妮弗那儿去两次。还有一个叫梅尔文的透析病人，住当地医院，皮肤黄得像人造黄油。给他量血压、听心脏时，他的眼睛还是一刻都不离开电视屏幕。他看金融网上的股票行情，记在标准记事本上。“他接受不了这个事实。”他妻子说。他是个长途卡车司机，正等待换肾。

　　同时，他在纸上玩股票，在脑子里买进卖出。通用汽车公司，特克斯特朗公司，国际商用机器公司，GAP公司。他每天上午都让他妻子去方便小店买彩票。“你觉得祈求器官移植不对吗？”他的妻子说，她名叫埃达。

　　“你为什么觉得祈求器官移植错了呢？”

　　“我说把我的一个肾给他，可医生说没用，总有人要死的。我是说，要有人死他才能得到一只肾。祈求别人死，这太残忍了。”

　　“别担心，埃达。”

　　去看梅尔文也是每周两次。我很同情埃达，她每天用洗涤剂洗去他床单上的汗渍，但我无法对他有好感。我主要的工作，也是我最喜欢的工作就是照顾莱维特夫妇，他们住在我家外面那条公路对面的大楼里，那幢楼叫望湖楼。

　　到这儿的路很远，步行得二十分钟。矗立在我面前的两幢老年人塔楼就像海市蜃楼，它四周是一片白灰泥墙、红瓦屋顶的小房子，空调一开，房子会跟着震动?有时候，我会在这家或那家的台阶上坐一会儿，用纸巾擦擦额头，锯齿状的开花灌木挡住了别人的视线。有时我会在方便小店门口站下，买一大杯饮料。“天气真热。”柜台后的亚洲人总这么说，成了口头禅，听上去像一个多音节词，他还满脸堆笑，作为在这个极度疯狂的国家里做生意的代价。我很有可能是莱克普拉塔唯一不坐空调车的人。自从来到佛罗里达，我脸上多数时候都红得发紫，血液透过薄薄的肌肤一目了然，毫毛像针一样横七竖八。

　　第一次去莱维特家正赶上“教师发展日”，学校放假，不得已，我只好将罗伯特托给卡斯特罗家。我慢慢地大声地问米拉格罗。卡斯特罗我不在时是否能照看一下他。

　　“我来告诉她吧。”本尼说，转向他母亲。男孩说着像鸟语般的西班牙语，他母亲则死劲点头，说了点西班牙语后再点了点头。

　　“她说她会像照顾我们那样照顾他的，她说他是个好孩子。”

　　卡斯特罗太太说了一连串的话，头和手不停地舞动。

　　“她说，罗伯特将与我们一块吃午饭，很高兴他能来。

　　她说，他是个好孩子，她不会让他脱离自己的视线。行了，妈，够了。”本尼转过身去。“她还一个劲儿地祈祷。哦，不完全是祈祷，但总之是上帝之类的话。行了，妈妈，她明白了。”于是，两个男孩一边进卡斯特罗的公寓，一边在争论哪个超人是不可摧毁的。我与本尼的母亲像贴在一辆飞驰而过的车的车尾上的洋娃娃，咧嘴笑着，相互鞠躬。人们似乎在说，女人就爱弯腰鞠躬。网格门响了一下。罗伯特走了出来，他将我拉到一边，悄悄问道：“你什么时候回来？”卡斯特罗太太则笑着看着我们。

　　“四点左右。”我说。

　　“下午四点？”

　　“你肯定不想同我一起去？我说过，你可以和我一起去，坐在门厅里。”

　　他摇摇头。“我就想知道这。”他又回到本尼那儿，我则朝着望湖楼和莱维特家走去。

　　“瞧，欧文。”莱维特太太说着，第一次给我打开她的公寓门。我站在弥漫着来沙尔消毒剂味及老人味的过道里。

　　“瞧，”她踮脚从猫眼里看过后说，“他们派了一个新的来。”

　　莱维特夫妇住一个单间公寓，厨房很小，我与莱维特太太不能同时在里面做冰茶和三明治。这儿的阳台与纽约许多公寓大楼的阳台一样，大小只够站人，又小又难看，毫无用处，纯属现代建筑的点缀物。莱维特太太听气象警报时用它察看风暴，还有就是晾晾手洗的衣物。有时我走近大楼，凭晾在沉闷空气中五花八门的紧身衣就能判断哪是莱维特家。

　　公寓的内部结构像盒子一样简单，但里面摆满了洛可可风格的家具。餐具柜边是高脚橱，大型组合柜带织锦软垫，软垫年久变软，像婴儿的皮肤。几个透明合成树脂镜框里夹着各种黑白照片，镜框放在角落里的一个五斗橱上。

　　房里有坐椅，但没有餐桌，有几何镶纹的茶几和不结实的塑料小桌。房间的一端塞着东方地毯，比周围长出六英寸。

　　客厅一角放着一张医用床，还有一张牌桌，上面放着药品、清洁喷剂、成人尿布，一幅黑森林大油画镶在一个精致的镀金框里。我在做实习护士时曾去家访过一个七十岁的癌症患者。他是一个皮毛商，他家的小空间利用率与此相仿。

　　“他们人老了，萎缩了，但家具依然与原来一般大小。”我的医务指导说。

　　我第一次去莱维特太太家时，她打开门，看着我上班穿的蓝色聚脂纤维的前开宽松直筒连衣裙说：“这色彩看上去缺少生气。”这种连衣裙激发并吸收汗水，与我在妇女杂志见过的那种塑料减肥外衣差不多。

　　“不管怎样，我还要说声，你好。”我说。

　　“哦一呼，欧文，”莱维特太太说，“这一个很幽默。”

　　莱维特家其实没什么要我做的事。我与莱维特太太一起给欧文翻翻身。他得过中风，失禁还失声，多数时候瘫痪，不能动弹，偶尔来一阵抽搐。我们一起给欧文换床单和内衣，用吸管给他喂浓豆汤和肉汤，给他换尿布，其他时间就坐在一起喝茶。

　　“可以用电话给我儿子打个电话吗？”第一天时我说，“市内电话。”

　　“妈，我很好，”罗伯特不耐烦地说，“我们正忙着呢。”

　　“我马上就回家。”我说道，从他的话音、呼吸、轻微的哼哼声中听得出，他并不在乎，他正在慢慢地恢复正常，开始体现出身上固有的男孩脾气来。

　　“说实话，亲爱的，”莱维特太太的英语带着异国口音，“欧文住这儿，我确实需要有个帮手。再说，有个说话的伴儿也是件乐事。这不是说欧文不重要。不过，欧文，你从来就不善言谈，对不对？”她朝我眨了一眼，抬起一只手，摸摸她那头浓密的灰白头发。头发好像曾经烫过，过后长时间没再整理。“一开始考虑退休，他就佛罗里达、佛罗里达地说个没完。人人都想去佛罗里达。我说，欧文，我到佛罗里达去干什么呢？第二天我们醒来，外面下了一英尺厚的雪。

　　哦，伙计，我心想，就为这个。接着我便知道，他在交易市场上买了房子。你看这。”她手撑雕花弧形扶手从红木椅子里站起身，示意我走到客厅与卧室间的过道放着扫帚的壁橱旁。里面有吸尘器、一只满是樟脑味的折叠式金色旅行袋、一副高尔夫球杆。

　　“你打高尔夫球吗？”莱维特太太问。我摇摇头。许多警察都打高尔夫球，增加一些运动量，改变一下生活方式，以免总坐在外面院子里，闲扯些临时警察是笨蛋、巡警车需换减震器之类的事。但博比喜欢举重。他的前臂像解冻前的全精牛脊肉。上帝，他的身材真棒。“你没啥好抱怨的，弗兰。”有次在汉普顿湾举行的公共房产管理局烤哈野餐会上，一个警察的妻子看看博比，再看看她丈夫后这么对我说。而她丈夫常拍着他自己的大肚子说：“肚里的孩子喜欢喝啤酒。”

　　莱维特太太穿着卧室用平底拖鞋，踢了踢高尔夫球杆。

　　“他说他想学高尔夫球。七十一岁了，还觉得自己是叫什么亚瑟来着的人，一个出色的高尔夫球手。欧文，是不是？你就在游泳俱乐部里从伯尼?梅尔松和他那帮人那里捡了这些废话。你觉得我在报上登个广告试着将它们卖了怎样？”

　　“高尔夫球杆？”

　　莱维特太太点点头，重新在椅子里坐下，喝茶，吃饼干。

　　她向我倾过身子，放低声音。“麻烦的是，”她说，眼睛斜看着我，“万一有人买了球棒，而欧文又康复了，或出现这样类似的事。”她朝着角落挥挥手，似乎指那一堆乱七八糟的东西：可调节床背，尿布盒，导管袋。“他会说，塞尔玛，我的球杆究竟上哪里去了？你卖了？什么，塞尔玛，你以为我要死了？”她耸耸肩，柔软的身子有规律地一升一降，显得很无奈。我朝欧文看去，一具木乃伊，一双潮湿的黑眼睛，手指在抽搐，他呼吸的样子，似乎让人觉得他要说话。床斜放着，这样他可看到莱克普拉塔全景：一片杂乱的、七零八落的景象，小屋顶紧挨着小屋顶，只有骨架似的水塔架和盒状的w超市、K超市打破这种单调。可他似乎什么也没看见，什么也没听到。也许他还能感觉到自己体内咚咚的心跳声，谁知道呢？很难想像他能挥动高尔夫铁头球杆。

　　“别管他。”莱维特太太说，“对这个在奥兰多失踪的姑娘你怎么想？我敢说肯定被男友杀了。”哦，我也这么认为。

　　听莱维特太太说欧文，就像我结婚后多次野餐时与其他警察的妻子坐一块聊天。在那些夏日午后的日子里，我有时想，博比说得对，我在吹牛。坐在博比朋友巴迪在长岛的错层式房屋的后院里，听巴迪的妻子玛丽、她妹妹泰丽，还有玛丽的邻居安玛丽聊天。泰丽也嫁了个警察，安玛丽的丈夫是消防警。听她们说起来似乎婚姻是苦路十四处①，是天经地义的，是丈夫对自己的考验。

　　“他可以坐在那儿，俨然一位全美年度优秀父亲，可是上帝不让他给孩子洗澡或买双鞋。”玛丽说。

　　“买双鞋？”泰丽说，“你做什么梦？买双鞋？让他做完三明治后将那该死的蛋黄酱放好就够了。”

　　“他自己做三明治？”安玛丽问，我们忍不住哈哈大笑。

　　不得不笑。

　　哦，天哪，跟莱维特太太说的差不多，他们说的事都既好笑又刻薄。说有一天泰丽因忙孩子的事累坏了，结果竟会在夜里性交时睡着了。还有，巴迪喝醉后来到他女儿的耶稣受难经历的图画或塑像。

　　生日宴会，倒在躺椅上睡着了，宴会在他身边进行，可他却没参加，有人将一个黄油花蕾放在他鼻子上，他也没动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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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苦路十四处，指天主教顺序排列在教堂中或道旁供人膜拜的十四个十字架，各配有介绍

　　安玛丽的丈夫凯文在他弟弟婚礼上尽说些不吉利的祝酒词及关于新郎前女友们的事，说得新娘哭了起来。

　　“凭良心讲，就像生了五个孩子，女孩要好带得多。”玛丽说。

　　“职业姑娘。”她们都这么叫我。嘿，弗兰，她们问，世上正发生些什么事？我就给她们说医院里发生的事。有个姑娘，进急诊室时孩子都快产下来了，她又喊又骂，还用长脚趾抵住脚踏板用力，使劲抵。这人一直盯着我的胸卡，结果给她的孩子起名贝尼代托。我还告诉她们，有个枪伤患者在医生用钳子高举起弹头时，想抢弹头收藏，我们不让他抢，他还大吵了一顿。“我床头藏着五枚这鬼东西，伙计。”

　　他痛苦地呻吟道，“五个，放成一排。把那个给我。”还有一对夫妇支支吾吾了老半天，最后才说是避孕套不见了。一位女实习医生戴上乳胶手套，取出了避孕套。“你应边套边展开它。”她对那个男的说。

　　“见鬼。”他说。

　　我们坐在厨房里，我给她们讲那些故事，她们听了又喊又叫。男人从来不加入。夏天，男人们坐在院子里的遮阳篷下；在橄榄球赛季，则坐在楼下已完工的地下室里。他们有大屏幕电视，我们有餐桌和冰箱。

　　认识巴迪这么久，但我想，我与他交谈没超过六个字：“很好，谢谢，”和“别急。”我与博比一进他家的门就分道扬镳，我去厨房加入女人的队伍。似乎我们不是同类生物。

　　这些女人都不上班。她们说是丈夫都不让她们上班。

　　她们还都说觉得有点好奇，不明白博比怎么会让我去上班，似乎她们暗地里议论过，想等我告诉她们其中的奥秘。她们谁也不明白，为了享受每周五天、有时六天在南湾拼命工作的机会，博比让我付出了代价。

　　“我家里有干不完的活。”玛丽说。

　　我记得曾经想过是否因为这一点，是否我留在家里，做做绢花花环，剪剪纸装饰盒子，博比就不会整天对我发疯了。确切说，博比好像并非对我发疯。是他自己疯了，而我碰巧就在近旁。

　　有天晚上，安玛丽没等得及吃松子饼与喝咖啡便早早回了家。玛丽则向我们俯过身子说：“可怜的女人。他喜欢上别人已有两年。她认为他的家人对婚礼上的祝酒词还耿耿于怀，可他们不敢正视她，因为他搞大了那个女人的肚子。”

　　“混蛋！”泰丽说。

　　“该死的。”玛丽说。

　　“她为什么不走？”我说。

　　“上哪儿？”泰丽说，“就因为她丈夫是猪，她就得毁了自己的一生不成？她把整个屋子重新粉刷了一遍。过道里贴上了墙纸。”

　　我把帕蒂。班克罗夫特的事跟她们说了，说她去过医院。她们都曾在电视上见过她，听她说过只要得到正义者的一点帮助，一个女人便可在广阔的美国消失得无影无踪。

　　“我们优于证人保护计划。”她在一个下午的脱口秀节目里说。

　　“只要巴迪敢朝我抬一次手，我就会让他难堪。”玛丽说。

　　“你不知道。”泰丽说，我看着她，看着她褐色的眼睛，以及眼睛四周那一圈浓浓的染眉油，觉得像蜘蛛。她没向我回视，我心里寻思起来。然而，寻思是我们每个人都会做的事情。我们穿上丝质鸡尾酒会礼服，吹干头发，去参加婚礼、洗礼命名和坚信礼仪式，我们的丈夫则检查外衣，将票放进套装口袋，于是看起来我们是快乐的夫妇。我们中只有部分是快乐的，多数不是，但我们没一个会在嘴上说。结婚后才觉得自己真傻，居然以为结婚只是幽会关系的延伸，依然是不断的晚宴与电影，在真正的床上、厨房地板上性交。看摄影师让我们摆姿势拍结婚照一一“现在低头看戒指……抬头看他……举起花朵”一一我就该知道，这些都是摆摆样子的，日复一日，周复一周。如果我们幸运，如果没患癌症或出车祸，总有一天，我们的孙辈们会在大厅置办酒宴，庆祝我们结婚五十周年，向我们敬酒，为我们白头偕老的婚姻泪盈双眼，他们将婚姻与爱混为一谈。

　　然而，以及然而?在罗伯特第一次圣餐仪式上，我与博比并肩坐在桌旁，儿子则谢谢大家的光临。他当时八岁，很严肃，穿一身小海军蓝的套装，系着他的第一根领带，红蓝条纹的。

　　我的右手握着博比的左手，我眼睛看着他，看到了我儿子的父亲。是他将我带人了成年，是他每天夜晚在双人床上睡在我右边，十五年来我将他的短裤折好放在一只塑料篓子里。似乎有两个博比、两个弗兰、两对夫妇，一对双膝相磨坐在桌旁，一心一意地爱着我们的孩子，相互爱得死去活来。另一对博比和弗兰呆在家里，等待夜幕降临，她惟恐说错话，而他一一我始终无法知道他的感受。

　　有时走到辛迪家，看着她与丈夫克雷格的照片，心想他们是不是也是两对人，也是白天夫妻与夜间夫妻，就像喜剧与悲剧的面具。还有莱维特太太和欧文。还有，在红绿灯处停车时，我看到车里人并肩坐着，眼睛直盯着挡风玻璃前方，从不相互对视，过着互不相关的生活。

　　“那公主与王子现在怎么样了？”莱维特太太说，“那段婚姻一开始就预示着麻烦。现在突然又冒出个女朋友，谁知道还会发生什么事。”

　　“你记不记得她从婚车里出来时她的婚纱礼服是皱巴巴的？”

　　“公主？”莱维特太太无声地向空中举起双手，向某种更强大的力量求助。“我曾对芝加哥的朋友弗洛说，弗洛，你静静地坐着瞧，会有好戏的。”

　　若不是搬进望湖楼三周后欧文就得了中风，假如她有时间与楼里的其他女人交上朋友，莱维特太太就会说那个看门人和一楼那个单身女人的闲话，说那个干洗工与他难弄的妻子的闲话。现在她只好议论报上的人物：公主和她的离婚，斯特赖桑德和西纳特拉①一一总统与第一夫人，说这个“不是幸福的男人”，说那个也“不是幸福的男人”。

　　走廊那头的温克尔曼太太把再生纸报纸留下，莱维特太太就是这样读到通俗小报的。每逢星期二晚上，她就留神温克尔曼太太家的门声，然后悄悄溜到焚化炉旁，轻轻拿出《星报》与《问询报》。“看，欧文，这是你过去喜欢过的《达拉斯》上的人，”莱维特太太在房间另一头喊，“她状况不见得很好。”

　　“欧文，”她一边抚平毯子一边说，“还记得你在韦加斯是如何在半小时内把我们度假的钱全输在二十一点上的吗？”

　　“你以为我没看见你和妈咪在小酒吧里？”她说，他则张着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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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斯特赖桑德（1942一　）。美国女歌唱家、演员，因在音乐喜剧中饰演各种主角而闻名于世；西纳特拉（1915一　），美国流行音乐歌手、电影演员。

　　“你过去很吝啬，欧文。”她沉思着走向抽屉，拿出干净的内衣，洗得像丝绸一样软。“买个像样的炉子花了我十二年时间。即使那时，我还得听你说再等十二年。”

　　莱维特太太有时发出像呻吟、喘息的声音，她会说：“对，对，对。”说话的方式让我觉得这话她说了多年了。她丈夫说：“瞧那个开雪佛兰牌汽车的疯子车开得多快，”她或者说“这场雨随时会下，”或者说“这块肉很硬，”莱维特太太仍会说：“对，对，对。”跟今天一样。我不喜欢这样说，可是我们两人都无视莱维特先生的存在，对他的关心没比对电视机或咖啡壶多。我觉得，莱维特太太这么做不是一两天的事。

　　“你在听吗，弗兰，还是我在说给自己听？”博比有时深夜会这么说。上帝，我多想说，你是在说给你自己听，博比。

　　但我当时不敢说。

　　“他工作很卖力。”莱维特太太说，我在冲洗伤口，然后重新接好欧文的导尿管。见到她丈夫软绵绵的阴茎，我们两个都脸无表情。“他赚了不少钱。搞销售。卖汽车零件。

　　可我却没学会开车。太忙了，没时间教我，对不对，欧文？”

　　她笑了。“诸如此类的原因。”她说，“午餐想吃面包加金枪鱼？”

　　“不必特意为我麻烦。”我说。

　　“不麻烦。我也为先前那个姑娘做午餐，是个黑人。我倒并不在意，不过我觉得欧文不喜欢。”她打开冰箱，拿出一条面包。“是不，欧文？”她大声向另一间房说，随手将面包放进烤箱。“可我得说，她并不粗鲁。在她之前我们还雇过一个，那个搬弄起欧文来像在搬弄一包土豆。我给服务机构打了电话，说必须让她走。我想，他们是故意给我派个黑姑娘来。我们并不在乎，欧文，对吗？”

　　“你需要买什么吗厂每天离开时我都问上一声，连着问了两星期，而莱维特太太每次都说不要。这次我觉得她已信赖我了。她歪着头，像个小姑娘似的，一只手指托着下巴。接着，她伸手去拿钱包，一只黑色的手提包，上面有白色大圆点。“我给你钱，给我买本《人民》杂志来。”她说。

　　“我去买来。”我说，“别先急着给钱。”

　　“过些日子你给我买份麦当劳，”她说，“麦当劳是欧文最喜欢的快餐。麦当劳与老年咖啡。一种量很多的咖啡，只要你过了六十五岁，只需二十五美分。我们超过了，对不对，欧文？”她拉了拉他的被子，塞好，好像他是个孩子。莱维特太太告诉过我，他们没有孩子，随手意思不清地指指自己的腹部，随即又说起了某个电影明星的婚事。一直就她与欧文两个人生活，算起来有四十八年了。

　　第　六　章

　　沿我们公寓所在街道走去，那个条状地带的超市有橄榄球场那么大，里面灯火通明，使得用童车在过道里推着孩子的最黑的女人也变白了。喷了水的辣椒与李子看上去像艺术品，不是农产品，非常诱人。超市一角是药店，另一角是银行，还有一个角是面包区，走近时会意外地闻到肉桂香，像杂志里的香水广告插页。他们简直像把一个美国小镇整个儿搬进了一个飞机棚，然后尽可能漂亮地加以摆设，给以光的效果。这让我想起我小时候想像中的天堂模样。

　　雪白的灯光，人人都有需要的物品。总听到有人在喊他们的孩子，让他们再推一辆车来，好像他们不由自主地被引诱去尝尝汤、奶酪、即食布丁，尽管原来没有打算。

　　我与罗伯特只能按两人拿得动的量来购买，但对我们俩来说，那些也足够了，而且我得计算着花钱。我们在那座公寓里已住了三个月，没付过房租，也不知道该付多少。那是帕蒂·班克罗夫特的又一个秘密。我曾问过多久付一次房租，她则说：“我们会关心这方面的事的。”因此，我在家政公司开了一个信用合作户头，每周存些钱，以防万一。我穿的是护士服和别人穿过的旧衣服，主要开销是罗伯特请客、带本尼一同去商店、周末午餐吃快餐、偶尔买件衬衫或动画书。我不想让他觉得失去什么，不想让他有飘泊感与寒酸感。他做了两次噩梦，于是我坐着陪他，一直陪到他倒下睡着。对那两个噩梦，他不会、也不愿说太多，只说遇到了坏蛋，他拼命跑，四周一片漆黑，他跌倒了，心里害怕极了。有两次他说胃痛不能去上学。有一次，我在他的床底下找到了一张活页纸，上面歪歪扭扭的斜体写着：“亲爱的爸爸，我敢保证你一定非常惊讶……”接着没了。也许是我在敲他的房门，喊他吃晚饭。也许是他听到本尼在楼下喊他。我把纸扔了。

　　“你饿了？”我问。我找了辆轮子还行的推车。罗伯特耸耸肩。这些日子他常耸肩。累了？耸耸肩。想看电影吗？耸耸肩。在这瞬息万变的时代，当我们生活的界线变得像起居室内那台旧电视机屏幕上的图像那样模糊而又透明时，他又会对什么感兴趣呢？这就像他前年从圣诞老人那儿得到的那张蚀刻画板，画好画，将板翻过去，画消失了，剩下一片灰色，等待第二幅画，第二幅画同样是稍纵即逝?，

　　我不知道今年圣诞节我能为他花多少钱，究竟该如何度过圣诞节，如何对付圣诞树、圣诞餐、圣诞歌。我推着货车，不再去想。我已习惯这样做，切断思路，就像是切换电视频道，从圣诞节内容换成了闷罐鸡。

　　唯有在食物上我不精打细算。当北方炎热开始消退、冬天有了影踪时，当觉得在公寓没窗子的厨房里有点不舒服时，我就开始做意大利食物，那是几年前安?贝内代托教的。我觉得意大利食物会使罗伯特有家的感觉，因为许多年以前我尝试做意大利食物时，它也曾使我有家的感觉。

　　“我母亲需要有个女儿，”博比曾说过，“而你需要学会做顿像样的饭。”我们刚结婚时，他每个星期天都开车将我送到他母亲家，送入他母亲那间干净得一滴酱油斑都会像是鲜血的厨房。临去前我先冲个淋浴，化好妆，但我有时仍担心，安妮在做九点的弥撒时，会闻出在此之前我们：干的事。

　　她的烹调是一张“不要”清单：不要买便宜的奶酪，不要用高温煮调料，不要用大蒜盐而用真正的大蒜，不论锅子多深不要放多于三层的卤汁面条。一张是“不要”清单，另一张是博比“不喜欢”的清单：不喜欢热香肠，不喜欢细的意大利面条，不喜欢埃米利奥面包房的面包，只吃玛丽面包房的。大多数星期天，她都给他买一件新衬衫，一种柔软、考究的双面织衬衫，深色衣领。“我去了次商店。”她总这么说。后来，她给罗伯特买东西：马球衫，翻领衬衫。她称T恤衫和蓝色牛仔“破烂货”，称冷冻食品“垃圾”。

　　“她不是名门闺秀，”博比的祖母趁安妮进浴室时轻声说，“你只要记住这就行。别理她那些废话。她一半是波兰人血统，我儿子，上帝赐他爱吧，她曾使他日子非常难过。”

　　博比的祖母一直喜欢我，直到她去世。她把她的多彩浮雕胸针给了我，而我却不得不把它留在了我梳妆台上的红木首饰盒里。天哪，我暗自想，要是我带走奶奶的胸针，博比真会杀了我。我称呼我婆婆安妮。她从没叫我呼她别的。

　　然而，是她使我成了一个厨师，因此，我可以给罗伯特做肉丸子和酒烩肉卷，做意大利面食和卤汁面条，这张不坚固的桌上的点点滴滴，尽管远在两于英里外，仍能给人以家的感觉。他邀请本尼吃饭，两人弓着身子、一声不吭地对付自己的盘子，直到吃得满嘴亮着番茄酱和油光。本尼的母亲也请罗伯特吃饭：豆子炒饭、番茄和洋葱酱鸡。主赐福给孩子们，他们满嘴裹着食物在说话。

　　“你想要闷罐鸡吗？”与罗伯特在超市遥无尽头的肉市过道里闲逛时，我问他，他点点头，弯着身子在打另一种电子游戏卡，他已用一种老的游戏卡与学校里某个孩子换到了这种游戏卡。这是士兵与跆拳道电子游戏。看着里面的人穿着鞋互踢时，他会轻轻发出哼哼声。哼?哼，哼。我们走过了猪肉和牛肉柜，来到家禽柜。商店前面有一块布告板，上面贴着寻孩启事，启事上有丟失孩子的头像。这些头像一个月换两次。我对这一点很清楚，因为我每次假装找轮子灵活的推车时总要看看这些头像。启事里所有孩子看上去都很快活，似乎不在乎自己走失。

　　“里面别放蘑菇。”罗伯特说。

　　“你可以不吃蘑菇。”

　　“我可以去看看动画书吗？”他问，仍在埋头看游戏卡。

　　“在哪儿？”

　　“不知道。在那吧，会找到的。”

　　“最好你和我在一起。”

　　“妈，我不是个娃娃。没事的，让我去吧。”

　　“十分钟后回来。”我说，他一蹦一跳地走开了。我仍不愿让他离开我的视线。每个下午听到校车驶来时，我便站在窗帘后，做个窥视者汤姆①式的家长，看着他下车，安然进家门。有时我真想拉住本尼，一遍遍对他说谢谢，谢谢，感谢你是个正常的孩子，感谢你使我的孩子也正常起来，感谢你一直陪伴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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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窥视者汤姆，英国传说中的人物?考文垂市的一位裁缝。相传，十一世纪初。英国的一位贵妇戈黛娃夫人，为促其丈夫减轻人发赋税曾裸体骑马通过考文垂市的街道，裁缝因偷看戈黛娃夫人裸体骑马过市而致双目失明。

　　“你爸爸在哪里？”一天，我听到本尼问罗伯特，语气亲切、温柔。卧室那边长时间的沉默，也许是我屏住呼吸时的感觉吧。接着传来罗伯特低沉的声音：“他与我妈关系破裂，去年乔纳森的妈妈与爸爸的关系也破裂了，”本尼说，“乔纳森与她妈住一起，我不知道她爸爸在哪里。肖恩也这样。父母离婚时他还很小：每个周末他与他爸住东普雷斯顿。”好像他要不断地讲下去，长时间叙述破裂家庭的情况，叙述那些在父母生活破碎的玻璃上徜徉的孩子们的情况：“你妈菜烧得很好。”本尼过了一会儿说。

　　“我知道，”罗伯特说，“她在圣诞节烧的菜才叫好。”我用手背捂住嘴，口水和着泪水从手指间流下，这句话似乎包含了我们失去了的一切和我迫使他放弃了的一切。她在圣诞节烧的菜才叫好。那个时刻我真想回去，真想走进那扇熟悉的门里，只为了能见到罗伯特脸上的快乐神情。我一生都在努力使我的孩子幸福，而现在为了他的安全，我却不得不使他悲伤，还让他生气。从他的嘴角能看出他生气。

　　我不清楚他是否知道他在生谁的气。有天晚上做作业时、他将数学书扔到地上，用铅笔砸墙。我从长沙发里站起身，随即动弹不得，这种突发的暴力和愤怒我非常熟悉，让我无法走近，即便目标很近，我也动不了脚。　

　　“真蠢，”他大喊，“跟我们去年学的完全不一样，而且，这毫无意义，瞧他们让我们做的方法。她让我们展示作业，而纸上的空白处又不够。”

　　“加一张纸行吗？”我静静地说。

　　“妈，不允许这样。”他尖叫，脸上开始淌泪水。“你不知道。我们不准加纸。我们必须在这页上做，否则不给分数。

　　真蠢。他推开椅子，跑上楼，将门关得很响，我感到了客厅的地在震动，像地震时的余震。

　　“你想说会儿话吗？”那天晚上我坐在他的床沿上问。

　　“不想。”他说。

　　“说说也许会好受些；”

　　“我很好受。”

　　“做数学作业时你并不好受，”

　　“他们这里的做法真蠢：”他说。

　　我在超市里看着他走开，他的头仍埋在电子游戏上，脚本能地绕过购货车，跟我想象中的盲人穿过自家客厅一样。

　　他长长的腿骨已开始长长，因此他有着男孩成为小伙子时的那种白铁玩具般的外观，像由棒棒块块不稳定地组合在一起。他会长得比他父亲还高，而且更英俊。他的鼻子像我，不是鹰钩鼻！鹰钩鼻上再加一双穷凶极恶的黑眼睛，使博比有时看上去令人毛骨悚然。站在证人席上的那个男孩蒂龙。比格斯还说过什么7“那个警察，他把我吓坏了。”

　　“他威胁你了吗？”他愚蠢的辩护律师违反规定，雷鸣般地吼道，提了一个他不知道该如何答的问题。

　　“没有，先生。他只是看着我，看得我冷得发抖。”

　　像母亲们在婴儿身上寻找天生的缺陷，又像母亲们在孩子学走路学说话时想找出有没有痴呆的迹象那样，我观察、等待，看我儿子脸上是否会出现灰暗阴沉的神情，下雨前乌云密布的那种样子。我整整注意过他三个月，看有没有急性腹痛的迹象，危险期终于过去，又是一个放心的母亲了。这次要注意他早期的怒气，而不是胃胀气，所花的时间长了些。我努力要让他说出来，用说话方式来发泄，而不是用其他的方式。“用话说。”他小的时候我常这么说，多数时候他这么做了。但有天上午离开圣斯坦尼教堂时，我听到一群男孩喊他罗伯特矮彼兔什么的，那纯粹是无聊的哼唱，一路追着他，罗伯特矮彼兔，罗伯特矮彼兔。他低头在人行直上马不停蹄地大踏步地走去，突然，他转过身，扑向他们，手臂猛烈挥舞，眼睛圆瞪。“住口厂他一边尖叫，一边猛揍。

　　其余的孩子吓蒙了，向后退却，举起双手，手心向外。“住口！”我将他拖开，也尖喊道，“看在上帝的分上，罗伯特，住手，住手！”

　　“爸爸说过必须反击。”当我在回家的路上威胁他时，他说道。当我向博比告状时，他只是挥挥手，耸耸肩说：“弗兰，麻烦在于你对男孩子不了解。”

　　沿着K长的超市过道走开时，罗伯特看上去就像博比孩子吋的模样，只是他走路的身姿显得缺乏防御能力，背与肩部圆了点。我心想，博比当警察以前，在还没有练得肌肉发达、充满自信以前，在认识我以前，是不是也这样缺乏防御能力。罗伯特是不是从我身上，从我多年来努力使自己变得渺小、不引人注目、不得罪人那里学会这么走路的。突然，罗伯特背部好像感觉到了我的目光，他回头看看，笑了笑，挂在那张困苦的黑脸蛋上的那个笑容远不止一个笑容，它是一只手，一次拥抱，一个亲吻。也是我们年轻时博比见到我的的笑容，它曾使我神思飘逸，全身内外温暖无比。

　　“你知道吗，弗兰妮?安妮？”在医院妇产科层的单人房间里，博比坐在我的床旁，手中捧着罗伯特被挤压得不成形的小头，他说，“我们拥有了一切。”

　　上帝，我爱他。我说出了声。现在有时摸着伤疤，摸着曾经受过伤的地方，摸着已印在我脑中曾经是青一块紫一块的地方，觉得自己很傻。我爱过博比，他爱过我。大凡听他这么说过的人决不会怀疑他的爱。开始时，我爱他，爱他，爱得纯粹、单纯。后来过了一阵子，我爱意念中的他，那个善良的博比，那个偶尔来到我身旁、抚摸我的背、吻我手指的他。我热爱我们的生活，漫长的沉闷和短暂的欢乐是我们在一起时的主要特征。我们的生活像一幅连点画，线条是主要的，是糟糕的方面，它们连接着偶现的圆点。

　　而现在，所有的爱都归到那种生活所剩下的内容一一孩子一一上面，他的篮球鞋太大，脚太小。我注视着他。却又担心脸上露出安?贝尼代托注视博比时的神情，像猫，一听到开罐器的声音眼睛便圆瞪，情绪激昂。惟恐自己结果与她一样，一旦他倾心于另一个女人，另一个需要悉心呵护的人，她就只能得到那种成年男人对母亲所有的漫不经心的、几乎像恩赐的、傲慢的爱。独自呆在那个一尘不染的屋子里，电视机上面放着照片：有博比四岁拍的，脚盘在身下，圆滚滚的手抱着膝盖；有博比二十六岁时的照片，穿着礼服。客厅墙上是她丈夫穿着蓝色警服的照片。

　　“我那老头真是件杰作。”博比总这么说。老罗伯特是被一个混蛋用枪打死的，那混蛋在一次酒吧抢劫案中挥动着枪，却不知道如何不使枪走火。我们有两个月没有出门，葬礼上我哭得很伤心，不是为我只见过一面的贝尼代托中尉，而是为他儿子。风笛声像难听的鸟鸣，警察人山人海，警徽上套了圈蓝黑色橡皮箍。

　　“是件杰作。”他就说了这些。没有一件具体的事，连一句充满爱或愤怒的话也没有。在博比心中，他父亲是个里程碑。也许在罗伯特心中，他父亲也是个里程碑。模式，模式，像部落的图腾，不容玷污与亵渎。红，绿，黑，蓝，父，子。

　　我一直站着，呆呆看着装了一半的车斗，当我抬起头时，看到有个高个儿男人在通道尽头拦住罗伯特，手搭在他肩上。我突然感到胃里空荡荡的，浑身无力，好像要晕倒了。我推起车就走，可通道上有两个老太太在看赠货券，等我从她们身边挤过去，罗伯特不见了。那男人在看鸡肉食品，或者装着在看。看得还很出神，头也不抬，我心想，真是个拙劣的演员。我站到了他的跟前。

　　“对不起，”我说，“你刚与那个孩子说了些什么？”

　　“什么？”

　　“那个男孩？长着黑头发的男孩？你刚才与他说了什么？”我意识到那两个拿着赠货券的老太太正看着我。我的声音非常响，连我自己都感觉到了。

　　“罗伯特?克伦肖？我教他体育。在小学里。”

　　我全身一阵轻松，肩膀、头、脸也许都流露出深深的安全感和一切正常的感觉，他迷惑不解，看了我一阵，接着笑了。“你是罗伯特的母亲吧？”他说，“我刚才把你吓坏了。

　　真是太对不起了。’’

　　“不，不，别放在心上。我太傻了，只是……”

　　“……如今得比我们当孩子时要更小心些。咳，我干这工作心里清楚。”他伸出一只大手，手指很粗。我的手在里面无影无踪，抽出后才重见天日，像条小鱼逃出大鱼肚子。

　　他比我想象的还要高大，开学第一天我从停车场和学校草地上远远看见过他。他高大，健壮，红光满面，和蔼友善，头上的金发在逐渐稀少，航空眼镜后有双淡色的眼睛。你们的体育老师能让你们联想到什么动物？回家的路上我问罗伯特，我们玩的另一个游戏?回答应该是一种敦厚的、动作缓慢的、非常非常宽宏大量的动物，也许是一头熊吧。

　　“迈克。赖尔顿。”

　　“贝思?克伦肖。”

　　“我知道，”他说，“你与勒尔巴克太大在图书馆帮忙。”

　　“遗憾，没有见到过你。”

　　“我爱好体操，”他说，“非常迂腐。你从纽约来？”

　　“不是，”我说道，背里感到又紧了起来，“特拉华州。”

　　“听口音像是纽约人，”他说，“我一直想给你打电话，说说罗伯特的事。”

　　“怎么啦？”

　　“哦，他很好。你知道，他刚来。习惯了这儿的生活后，话会多起来的。没问题。我只是希望他能参加我们的足球队。训练量不大，没多大压力，一周训练两次，晚饭前训练。

　　我从不对孩子喊叫，而且大考前一天不训练。训练下周开始，他得放学后留在学校，步行回家或你来接他。他新来，而且好像不敢肯定你会不会同意。本尼?卡斯特罗也参加。

　　这有没有关系？”

　　“我跟他谈谈。这很好，对他有好处。”

　　“太好了。太好了。”他停了一下。“我会给家里发一张请准条，上面会有更多的情况介绍。如有问题，请给我打电话。还有，我也是副校长。任何事都可打电话，有关学校的事，回家作业，随便什么事。”他犹豫一下，眼睛看着他的车。

　　“向你问点事，你不在意吧？”

　　我摇摇头。

　　“你对鸡知道得多吗？”

　　“鸡？”

　　“煮鸡。”

　　“我煮过很多鸡，你是不是想问这个？”

　　“你可知道哪些东西可放进鸡肚里，使鸡竖立起来，熟得快一点？然后再放回到深、平底锅之类的容器烧。应该是金属的，像大高尔夫球座，管用吗？”

　　我哈哈笑了起来。“我不知道，”我说，“我从没有想到要买一个。煮鸡用一个小时就够了。有什么可急的？”

　　“我也这么想。谢谢。”他说，眼睛盯着肉箱看。

　　突然，我听到格雷斯的声音，声音清晰，似乎从广播里传来，不是约翰。麦克?卡特在谈菜肴里加异国风味的芫荽叶而使它具有国际水平的经验。我们在哪儿坐着？我与格雷斯。是不是在来克星顿大街的咖啡馆里，那里柜台服务

　　员总称她“教授”？还是住宅村的那家自己做皮塔饼①的希腊餐馆？在那里，皮塔饼总让我俩吃撑肚子，害得我们到地铁站的一路上呻吟不停，我想是在希腊餐馆格雷斯说起了那个高个儿男人。她常在达戈斯蒂诺餐馆或商店里碰到他，他向她了解龙嵩叶、土豆、酸奶油、全脂奶油、轻脂奶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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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皮塔饼，中东地区用大麦或面粉做的一种扁圆形饼。

　　“以为我不知道问女人怎样烧饭是剧本里最古老的与异性调情的台词似的，”格雷斯边说边摇头。

　　“我以前还真不知道。”我说。

　　“最后一次有人与你调情是什么时候？”她说。

　　“大约二十年前。”我说。是博比，在汤米。多兰介绍我们认识的酒吧里。博比额头上披着一缕黑发，他说：“咳，弗兰?弗林，如果大家喜欢你，我想我也会喜欢你的。”博比靠在吧台上，姿势自然，双肘后撑，粗大的前臂交叉成结，盆腔突出，成了重心。

　　“好，祝你好运。”我对迈克。赖尔顿说，觉得身上燥热，脸红了，像初次遇见博比。我觉得自己真傻，便大步离开去挑选荷兰芹、西红柿和大蒜。足球赛季。规则，训练，服装。

　　我从莱维特家回家后，罗伯特还在训练，我也许可以给他的房间增添点什么：便宜明快的窗帘，一条新被子，再来点广告画，一张书桌。我想到了辛迪地下室角落里的那张旧书桌。细面条，原汁鸡汤，番茄酱。推车很满了，罗伯特回家的路上会抱怨袋太重，特别是在他买了一本他想看的动画书时。该结账回家了。一个勤杂工领我走过七条通道，来到卖动画书、贺卡和平装书的通道里，但那儿只有一个老太太在读生日贺卡上的字，脸紧凑着华丽的贺卡封面。我走得很慢，穿过一条又一条的通道寻找罗伯特，心想，这个超市真大，比我在城里去过的任何一家都要大。找呀，找呀。

　　我的脚步开始摇晃，经过其他顾客身边，经过汤、咖啡罐柜，经过一箱箱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一捆捆的纸巾和卫生纸，再返回到动画通道，那儿已空无一人。我一半大脑在想，我要买些纸巾，而另一半却在一遍遍地说、在喊、在尖叫：“罗伯特·宝？宝贝儿？你在哪里？”我拐进十六通道，是放奶制品的，然后再返回。“你有没有看见一个男孩，十岁左右，穿胸前有只老虎的T恤衫？”我开始向其他顾客询问，可他们说：“没有。没有，对不起，我没看见。”他们当然没看见，我的一半大脑在说，因为他现在在车里，行驶在公路上，在说，嘿，爸爸，我想你，奶奶好吗？我们去哪儿？我们什么时候回来接妈妈？

　　我走得太快，撞了别人的车，撞翻了车里的一箱麦片。

　　我绕到冷冻食品柜，差点撞上一个拿着一箱通心粉及奶酪的男人，从背影上看，又是那位体育老师，但我一时想不起他的名字，只知道他要罗伯特参加足球队，只知道我需要纸巾，只知道我儿子没了。他抬起头，看到了我，笑笑，然后皱眉，马上知道出事了。

　　“我找不到罗伯特。”我说，声音比平时高出八度，几乎是假音。

　　“放心，”他说，“放心。”他抓着我的胳膊肘，把我带到店的前面，将我们的两辆车留在大冰柜旁。冰柜的门是玻璃的，铝合金边框，雾蒙蒙的，像医院的太平间，那个地方我们护士能不去便尽量不去。我从他抓着我的手上感觉到，他习惯处理事务。“他不会走远。”他说，似乎先前说过这话。

　　在付款窗口，他伸进头去。“对不起。”他大声说，我这时才想起他叫迈克。一个皮肤难看的胖姑娘来到窗口。她头顶上的牌上写着“顾客服务窗口”字样。

　　“我在休息。”她说。

　　“我们走失了一个孩子，”迈克?赖尔顿说，“能帮忙广播或用其他办法找一下吗？他叫罗伯特，罗伯特?克伦肖。”

　　“没经理同意我不能广播。”

　　“经理在哪里？”

　　她向里面喊；“莱尼在哪儿厂里面先是模糊的声音，接着她从隔间出来，我开始哭起来，手捂着脸。“这里常有孩子走失。”她说，似乎想安慰，然后向最近的登记员喊，“皮特，莱尼在哪儿？”

　　“等等，”皮特说，“我在查一个价码?”

　　“广播在哪儿？”迈克?赖尔顿和气地问。

　　那姑娘回手指了指隔间，他则说：“马上广播，要不我自己进去广播。”

　　“先生，别贪乐，”她说，“你妻子应该看好孩子。”

　　“莱尼来了。”皮特喊，迈克转向一个穿着白色衬衫和短裤的黝黑男人。“为您服务。莱尼。”他衬衫的牌子上写着。

　　“求求你。”我说。

　　“他们要广播找一下他们的孩子，”那姑娘说，“他们找不到。我跟他们说没你同意我不能广播。”

　　“他十岁，”我说，“他应该在动画通道，卖贺卡和杂志的地方。”

　　“很瘦的？”莱尼说，“黑头发，绿衬衫？”

　　“对。”我说，心里却想，糟了，知道莱尼下面会说什么，会描述带走孩子的那个男人，也长得黑黑的，很英俊，肩臂非常壮实，与孩子很相像，像是孩子的爸爸。迈克?赖尔顿要给警察打电话，我则宁可死在超市里，也不愿独自回那座公寓的家。也不愿回布鲁克林。

　　“我刚把他一屁股赶了出去。他可能还在停车场。”

　　“什么？”迈克?赖尔顿说，但我早已跑到门口！超市与停车场之间的人行道上挤满了人，都在往自己的车后箱装杂货?但在放口香糖机和小自动骑马机一侧的地上坐着罗伯特，手臂紧抱双膝，低着头，好像是只黑色小虫，那些一有外来骚扰就蜷成一个球保护自己的小虫。

　　我向他跑去，碰碰他的手臂，他跳起来，扑向我，张开双臂抱我，差点把我撞倒。我们俩都没开口说话，我抱着他，紧紧地抱着他，一句话也没说，只想尽量止住他背部与肩部的颤抖，这时我听到身后有个声音说：“你好，罗伯特，没事吧？”罗伯特摇摇头，双手虽已放开，头仍紧贴在我胸口。

　　“那个畜生，对不起，我说脏话，他说他以为罗伯特是一个人，说他们有个规定，没大人领着的孩子严禁进超市。”迈克?赖尔顿在我身后说：“显然他们曾遇到过随意损坏、偷窃等麻烦，于是只要孩子身边没人，就会被赶出去。”

　　罗伯特猛地抬头，唾沫飞舞地哭述说：“我告诉他，告诉他我妈妈在里面，我找得到她。我告诉他我不是没大人陪。

　　可他一个劲儿地说，是啊是啊，她会在外面找到你。他不肯听我说。”

　　“哦，心肝。”我说，紧紧抱着他，但他脱开身去。

　　“他还不让我找你。我告诉他你在什么地方，可你不在。你去什么地方了？你去什么地方了？”他越说越响，引得一个年纪稍大的人过来瞅了瞅他，又瞅瞅我们，以为他被绑架了，想救他。“他没事，他没事，只是气坏了。”迈克说。

　　“我告诉过他。”罗伯特边说边哭，我又向他伸出手，可他将我推开。他回扑到超市正面的大玻璃窗上。

　　“我告诉过那家伙，我要给超市连锁总部写信。”迈克说，“从没见过这么愚蠢、残酷的事。他只需领着他在超市里寻找就行了。”

　　罗伯特在嘟哝，我俯身听他说。“我才不管你说什么呢！”他在说，“我告诉他，我爸爸会杀了他。我对他说他会用枪杀了他。”

　　“我们回家吧。”我说。

　　“我开车送你们?”迈克?赖尔顿说。

　　那天晚上，我与罗伯特晚饭吃冻比萨饼。我们将所有的食品都忘在了商店，迈克?赖尔顿也一样。“我讨厌这地方。”罗伯特说，我没有答话?

　　第　七　章

　　当时，我惊恐万状，所有的一切一一油漆涂料，乐观的设想，学校图书馆呆几个小时、珍妮弗的那些TY①，莱维特太太的“请坐，护士太太”一一都无法消除我心头的恐惧。

　　窗与窗之间悬挂的镶框照片无法改变百叶窗紧闭时所带来的阴郁、沉闷。在超市里当我确知罗伯特不见了，他去过的地方只剩下一片虚无，那可真像一场灾难的预演。之后，这种刺激就一直渗透在我血液里，好像我每天早晨把它与维生素一起吞下似的。它与我数年前和博比参加过的几次警察葬礼感觉差不多，当哀乐在公墓上空飘荡时，我感觉到一切就像在预演我失去他的痛苦。是我所能想象的最大的痛苦。当时我还年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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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TY代表Thank You，意为“谢谢”。

　　整个十月底，海岸风暴袭击着全州，深夜，法国梧桐上的枯枝败叶有时从卧室楼顶上滑落。大风卷起院子中央的砂砾，带着子弹一样的呼啸扫向外面的砖墙。防风窗在窗框里摇晃，我仰天躺着，眼盯着天花板，静候着前门被悄悄打开的声音。每个夜晚我都在想，事情本来可以是另一番模样的，我本来可以拯救我们大家：我，罗伯特，博比。有时只好用回忆往事的办法使自己入睡：我们一块用小车推着罗伯特在住宅区内散步，博比肌肉发达的手臂蹭着我的手臂，两人手臂的毫毛树立起来，他的又黑又粗，我的白而柔软。或在脑海浮现出博比在九月的后院里摘西红柿时的情景，他每一个都仔细检查之后再放进过滤器。罗伯特端着过滤器，齐胸高，神情认真而又骄傲，像个小助手，像个后院侍僧。我想，回忆使我清楚了自己过去生活中的一切。以往的情景在脑海中一幕幕闪过，我躺在床上流着泪，一边感受那些平凡、温柔与甜美的夏日时光，一边侧耳倾听有人进入公寓的动静，他走向我，推我，用拳头打昏我，带走我。孤独中，我想念起另一个博比，那个博比在床上在我耳边悄悄私语，怕吵醒孩子；那个博比有时趴在我身上捂住我的嘴，不让我发出太大的声响。“你会把孩子吓坏的?弗兰。”你凑近我的耳朵说，而我从他的声音里听出，他喜欢那样，喜欢弄得我那样，弄得我蠕动、尖叫。

　　但他也用其他手段弄得我尖叫，至少弄得我呻吟、哭泣：求求你别这样。那就是我的婚姻，有时是：求求你就这样；有时却：求求你别这样。但愿我能与其中的一个博比呆在一起而远离另一个博比。

　　“你别无选择。”我一遍遍地对自己说。有时在小方盒般的卧室里我会说出声。

　　那天在超市的经历也把罗伯特吓坏了。从他白天的举动中可以看出，他变得好战、冷漠，只见他一脚踢开地板上的课本，一个人坐在自己房间里，眼睛盯着隔壁房子的黄色铝合金侧面。从他晚上的举止中也能看出，他蜷曲着身子颤抖不已。他说浴室薄墙里水管汩汩的流水声和类似打嗝的声音闹得他不能入睡，他问可不可以睡在我床上。我真想让他睡在我床上，希望我爱的入睡在身边，助我入睡。但我知道，那对他没好处。我想起了他小时候，即使哭也得让他独自睡，还教他半夜不要老起床，白天不要太任性。，第一个晚上，罗伯特整整哭喊了二十分钟，我想跑过去，博比阻止了我。第二个晚上哭了十分钟，后来没等我进客厅他就睡着了。现在我常想这件事，为了对孩子今后有好处，有时不得不心肠硬些。但我还是像那天晚上那样，随时想放弃，想做出让步。

　　我与罗伯特达成了一项协议。我们把他的床垫拖进我的房间，放在我床边。我从床侧伸出手，握着他的手。睡了四天后，他又将床垫拖了回去。我心想，十岁孩子的伤口愈合并不难。而我依然在夜间能听到各种各样的声音：水管声，风声，汽车声，过去岁月的声音。

　　我每天急匆匆走在莱克普拉塔尘土飞扬的大街上，脚几近在跑，去等罗伯特放学回家。有时我听到他在外面院子里与本尼讲话，两人嘻嘻哈哈，用汗衫打来打去，拉对方的帽子。有时，我听到汽车“嘭”的关门声，哪位做母亲的将他送了回来，或是赖尔顿先生送踢橄榄球的孩子回家时也送他回家。“谢谢。”我听到罗伯特说。他从不迟回家。他知道。

　　“你好。”我招呼他，他一进门就扔下书包，然而，现在，我真正的生活似乎开始了，我似乎是在一种欣喜中购物、打扫卫生、照顾他人。以前我从没有过这样的感觉。以前在医院工作时，罗伯特放学后到他奶奶那里呆上一两个小时。

　　但那时我的生活完全不同，生活空间要大些。现在已降到最基本的生活。我做罗伯特喜欢吃的饭菜。我烤面包，让他吃上可口的甜点心。冰箱上堆满了他的试卷。我甚至还买了一只婴儿监控器。我们以前在床边曾放过一个，用来听他在摇篮里的动静，只要他发出一点呜呜声，我就会知道。现在我把听筒放在罗伯特床下，控制器放在我枕头下。

　　我有时能听到他含糊不清的梦话。像大海的声音，伴我入睡，听到它，知道他在那里。如果有人打开他卧室窗子我就会知道，因为我能听到声音。

　　我经常进他的房间，注视一个十岁孩子的睡态，那与健康人那种无知觉状态差不多。我知道我的最大恐惧就是他最大的愿望。爸爸。爸爸。爸爸。他像我曾经爱过的那样爱博比，发自心底、发自肺腑的爱，这与发生过的事无关。

　　博比正是那种让一个小男孩热爱的父亲。“你爸爸有枪吗？”他的朋友会问，他则可以放心地点点头。二年级吋他写了一个故事，写的是我与博比的事。第一句是：“我的爸爸确保坏事永不发生。”

　　罗伯特的床头柜上放着那本从家里带来的《一条鱼，两条鱼》的书，虽然他有一两次说过要送给查德?勒尔巴克，他自己有时还读它。书里的鱼看上去友善，亲切，张着鳃，鳍在身子两侧，冲他微笑。有天晚上罗伯特翻看时说：“还记得我五岁时你常躺在我身边陪我入睡吗？”后来我觉得很遗憾，除了站在他床边，低头看着他，我就没有再说些什么或做些什么。我第二天脱下橡胶拖鞋，躺在他身边，他脸带着微笑，我一只手放在他的胸口。

　　“妈，别生气好吗？”他说，“我长大了，不要这样了。”

　　但在入睡前他总让我坐在他床边，问些我小时候的事，问我是不是喜欢与格雷斯姨同睡一个房间，问我母亲上班时我独自在家害不害怕，问我父亲的消防工作和他参加的几次灭大火的情况，好像他正在重新构筑他爱过而失去的、我用一次旅行就给抹去了的那种生活。他特别喜欢听发生在一个星期天上午的那件事，那时我十六岁，九点至十点半人们都去做弥撒，街上没多少人走动，有个持枪的人抢劫了面包房。这段时间里我通常在重新放好面包圈盘于，擦玻璃箱。“你在开玩笑，不是？”他向我索钱时我说。我将一只咖啡色袋子装满钱时，他说要涂巧克力夹奶油的面包圈。

　　“我不会给刚抢劫过这个地方的人糕饼吃。”我说。这时奥勒夫斯基先生从街上走来，来买星期天上午的无子黑麦面包，那人转过身，紧抓着袋子和枪，撞倒奧勒夫斯基先生，从柜台旁夺路而逃。

　　“讲讲面包圈的事。”罗伯特说，“真冷静，真勇敢。”

　　“上帝，做得真蠢。”我在第一二次与博比幽会时给他讲这事时，他这么说。

　　“讲讲面包圈的事吧，”罗伯特说，“我给本尼讲过。他认为是我编的。”

　　“我可以给他凯塞三明治卷。”我说，“但糕饼，甭想。”

　　“从头说起吧。”他玩着我的手，玩着我的手指，我从头说起：登记，钱像玩游戏的代用币落入袋子里，奧勒夫斯基先生进来时的门铃声等等。每个晚上，当我站起身下楼时，他都会问：

　　奶奶知道我们在什么地方吗？

　　格雷斯姨知道我们在什么地方吗？

　　三年级的老师塞利奇太太，或主持第一次圣餐仪式的查尔斯祖父，或平托太太知道吗？

　　我一遍遍地说不知道。不，宝贝儿，不，宝贝儿，直到最后，一个晚上他对我说，如果我不介意、不伤心、不生气的话，他不希望我再叫他“宝贝儿”，他年龄大了，不适合了。

　　他从没问“爸爸知道我们在哪里吗？”他知道这个问题很棘手。我给格雷斯寄照片时夹了一张便条，我不希望她登寻人启事。但是我十分有把握，博比决不会登启事，他知道寻人处的警察经常发现，失踪的配偶几乎无一例外都在别的什么地方过着健康幸福的生活。他决不会鼓励警署里的人议论他：“你认识贝尼代托，缉毒处的那个人吗？他的妻子弃他而去了，伙计。还带走了孩子。”

　　第一一天上午看到小学门口那个无精打采的年轻警察时我为什么会吓得半死呢？不会有外人插手的。如果博比要来，他会亲自来?他会溜上房顶，像风中一片大棕榈叶?我随时恭候他。卡斯特罗先生家的进门边橱里放着一大堆王具，有一天我借了他的铁撬，还没还。铁撬就放在我的床下。每当碰到它，它总是冷冰冰的，像一具僵尸躺在我身下。

　　罗伯特现在允许我照顾他了，用他父亲的话说，让我宝贝他了。好像超市的经历使他品尝到了些什么，一种恐惧及迷失的味道。夜间的谈话又恢复到他小时候的样子，当时还没有见过什么疤痕。“假如，”早饭时我说，他轻轻地、甜甜地说，“我们到海滩去……”

　　“……而你有一块很大很大的滑水板……”

　　“……我在浪头上滑行技术精湛，像冲浪者一样站直了身子……”

　　“……海豚游到岸边，游到你的周围……”

　　“……我听懂了它们说的话……”

　　“嗨，罗伯特，”本尼在外面尘土飞扬的院子里大声喊，“校车来了。”

　　“我们很快会到海滩去的，”吻别罗伯特时我说，“我答?应你。”

　　这不是真的告别，马上就会见到你的，因为我每天上午随车子的路线走去，与辛迪碰头，就像第一天那样。她总给我带点东西：一罐胶原质奶油，一坛纯佛蒙特州槭树汁，从她父母农场上摘来的西红柿。当我要谢她时，她不乐意地说：“哦，请别。”还是委婉地表示谢意方便些。“我很喜欢那种香水。”我说，或者，“你穿那颜色很好看。”于是她会露出笑容。她的前齿叠在一起，所以笑时总是抿着嘴，除非她真的非常快活，那时，她会忘乎所以。

　　“袋里是什么？”星期一上午去超市后她问我，我拿出一罐红酱油，博比家里人管这种红酱油叫肉汁。“谢谢，”她说，“今晚就用这拌意大利通心粉。”

　　“要是我婆婆听到你说‘通心粉’，她非中风不可。”我说。

　　“别忘了，她是你前任婆婆，宝贝儿。管她呢！”辛迪说，“她是个意大利人？”

　　“是个巫婆。”我说。

　　“说得好。袋里还有什么？”

　　“运动鞋。”我说。

　　“哦。”辛迪说。

　　我每周二早晨跑步，是在图书馆干活以后，这三个上午我就不到辛迪家里喝咖啡吃松饼，并就这样认识了迈克。

　　赖尔顿。我是突然想到要跑步的。正当我在努力使生活趋于正常、有规律、更好时，正当我在给略有点粘的厨柜搁板贴纸时，我想起了跑步。在经过那些静候周围动静的不眠之夜后，夜间起床，会感到自己身体僵硬、衰老，于是我想起了跑步。在K超市购买白色绉绸底鞋子再次出现衰老感时，想起了跑步。买那鞋子是为上班穿。我在廉价运动鞋柜前驻足，想起了格雷斯在我二十七岁生日时送我的那双名贵的、白色尼龙网孔、绿紫色条子、金色泡状胶体后跟的运动鞋。“跑步让你觉得又年轻了。”格雷斯当时说。

　　“见你的鬼，”我说，“我还年轻。”

　　现在我不能太多去想格雷斯。这太难了，比任何时候都难做到。在布鲁克林跑步的最初几个月里，我当时二十七岁，很想怀孩子，她二十一岁，正想读研究生，那时我一跑步就会想到她。我在绕着布鲁克林海湾弯道跑时，心中总想着她正绕着河滨公园的环形路跑。每当我们说起美好时光与痛苦时刻，说起我们的膝盖和腿筋时，我会说：“我跑步时心中想着你。”我在南湾医院上的是八点到四点的班。六点起床进行晨跑。清晨，像有谁刚将空气吹进了布鲁克林的街道，就如我小时候人们用光洁玻璃瓶给我们送来新鲜牛奶那样，每个早晨他们都给布鲁克林送上新鲜空气。出门时，有些人家还亮着灯，冬天，车道上的汽车在冒热气，有些人巳上路向公交车站走去。但街道上仍一片宁静，唯有我的运动鞋有节奏地敲击在人行道上，这节奏使我每天的生活成为可能。跑了两英里，有时三英里后，太阳才从海湾里升起，起伏的水面上涂上一条银带，我眯起眼睛，脚步摇晃起来，不朝正东方跑?拐进狭长的北向街道时，才好受些。

　　我看到电视上跑马拉松比赛，开始时看上去不像赛跑，倒像区间高速地铁里的交通高峰吋的情景，都想在佛拉左诺一纳罗桥上的人行道上争得一方立锥之地。我没这样跑过。

　　我喜欢独自一人跑步。博比常在晚上或夜间上班。后来罗伯特略大一些，有点懂事了，他告诉他说：“坏蛋就是在这个时候活动的，我也就必须这个时侯上班。”因此我上白班，早点睡觉，根据季节决定天刚亮前还是天亮后去跑步，然后回来，尽量轻地冲个淋浴，拎着鞋子进过道，免得走路声吵醒他。厨房的柜台上放着博比夜里吃晚饭的脏盘子，我常把他的晚饭放在电炉里，定在保温上。安。贝尼代托没有教会她的儿子自己弄饭吃或者自己洗盘子。

　　我怀上罗伯特六个月后停止了跑步，当他一岁大时我回医院上班后才又开始跑步。博比两者都不赞成，他说家里不缺那点钱，我也不需要锻炼。我值了几年半个夜班，罗伯特睡觉时，我大多在医院里。他上学后，我只在他上学的时候去上班。而早晨的一个小时是属于我的。我在餐厅里摸黑系鞋带，套上汗衫，砰砰砰地打击着街面，直到呼吸吃力、嗓子冒火为止。甚至断了两根肋骨还在跑，只为了向博比表明，我铁了心也要跑下去。“弗兰妮，弗兰妮，弗兰。”那天早晨他喃喃地说，我在脱短裤，床上散发着汗味、威士忌酒味以及精液味，因为他最喜欢在我断了骨头和鼻青脸肿的时候要我。“你这个叫性鬼！”

　　在莱克普拉塔，上午从学校回家后，我在公寓楼周围的街区绕圈跑步。波伊斯蒂、赫必其克斯、若伊尔顿、拉戈、迈拉曼尔，一连串音乐般的名称与带车库的单调框架房屋很不协调。炎热像袜子堵在了喉咙口，汗水像泪水一样在淌，弄得我腿、胸、手臂痒痒的。细边眼镜留在了卧室旧柜上，太阳照得我眼前荧光乱舞，视觉外圈有阵阵黑浪，有时脑海中会不由自主地出现布鲁克林，似乎我只要拼命跑，飞快地跑，拐个弯就会回到家里，回到在布鲁克林海湾附近街道真正的家里，身上裹着柔软的浴巾，脚踩在柔软的地毯上，罗伯特围着我转，睡眼惺忪，愁眉苦脸，鞋子丢了，作业放不见了。博比一一他在哪里呢？某个地方吧。我们常觉得博比就在家里，随时都会走进来。这就像香水?像星期天煮的肉汁、感恩节烧的火鸡的味道。非常甜美，甜美的安全感。尽管在莱克普拉塔偏僻的街道上充满汽油和牵牛花味，我仍能闻到这样的味道。我有时一边跑一边流泪，只是由于天气炎热，我又一副邋遢相，别人看不出来。而且也没有谁会看你。大家或在室内，或在忙着干活。

　　一天早晨，有个男人站在拉戈街与迈拉曼尔街的拐角处，靠在铁丝网眼栅栏的角上?栅栏后有条狗，见我的腿在它面前闪过，它后腿直立可又够不着，它恼怒万分，凶猛咆哮着。前门有块招牌，上写：小心这条狗。多此一举，我差点没笑出声。那个男人朝我点点头，胸前抱着酷暑下红得像夏日玫瑰的双臂。

　　我沿着街道跑了一周，不同的日子跑不同的路线，总有路标给我引路：一辆绿得像加勒比地区的明信片一样鲜艳的拖车；一幢总有一只黑猫懒散地蹲在窗台上的白色房子；一块草坪，上面长满了陀螺状花辦的太阳花，它们在近中午时的宁静空气中偶尔晃动几下。我又一次见到了那个男人。这次他仍站在同一个角落，不过是在读报。我从另一侧街道跑过，他没抬头。第三次见到他那次，我从相反方向过来，砰砰砰地绕过拐角，他坐在一辆停着的车里，一辆旧轿车。我跑了很长的距离，有四英里，也许有五英里，快跑完了，人很累。路边开裂，边线处凸起，露出混凝土下的石子和黄土，上面长着一束快干枯的蒲公英。我绊了一下，差点摔倒。稳住自己后，觉得脚踝一阵痛，但仍想继续跑，尽快从他身边过去，这时看到他在看我，同时注意到了他粗壮的胳膊和胸脯、似是而非的古怪笑脸，他向开着的窗子倾身过来，似乎见到我很高兴。栅栏后的狗拼命想扑向我们，我心想，我真傻得还以为这男人与那畜牲是一家子。我被车和栅栏包围了。我只得从他身边经过，心里等待他伸出手。

　　也许他说了些什么，我说不上来。但擦着他身边经过时，我越跑越快，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快，一口气跑回了家。锁上门，无数次地检查窗子，澡没洗就换了衣服，我担心流水声会淹没有人爬窗或进门的声响。尽管都上了锁，锁死了，可锁又顶什么用？在急诊室时，曾经有一次警察送来一个女人。身上一丝不挂，是从城里一幢正被拆毁的楼里抬出的，她裹着一条毯子，头缩进肩膀，像只垂死的鸟。她蜷缩在检查室的角落里，我问她害怕什么。起先她的声音太轻，我听不清，后来响了一点。“什么都怕。”当时我走到护士室，压低嗓子说：“纯粹是脑袋有毛病。”现在想起来，真不像话。

　　真不像活，现在我自己也什么都怕。自他们送她进精神病房后，我再也没追究她是否有足够的理由害怕。

　　接下来的一周我没跑步。我对自己说因为是脚踝扭了。“这是坏习惯。”辛迪说，“弄张简?方达贴膏给自己贴上。”但有天上午我穿上短裤、T恤衫和去学校的鞋子，等辛迪开车从她母亲那儿接上查德再送他上翻跟斗班后，我绕着跑道慢跑了一圈。灰褐色的、火辣辣的跑道的一边是小学，另一边一个街区远的地方有所面积很大的中学。那种跑步很无味，没有商店橱窗的色彩与灯光，没有邮递员气喘吁吁地说“早上好”，裂开的唇间滚出一团热气。但从跑道上可以看到学校的前后人口和通向两个入口的车道。可以看到罗伯特、本尼和其他男孩。上午休息时，他们在柏油路上围成一团投篮。但愿我可以不上班，整天在那儿跑步。

　　我宁可跑步。

　　跑到第三天上午，我旁边来了迈克?赖尔顿。他穿着“奥兰多魔术队”T恤衫和宽松运动鞋。一个人的运动服饰可以给你提供不少的信息。如果色彩鲜艳，合身，又有设计者的标志，它时常意味着跑步是假，与其说喜欢跑步行为本身，不如说更喜欢跑步这个想法。迈克?赖尔顿的短裤和衬衫式样看上去非常古老，与清仓物资差不多。他属于真正的跑步者。

　　“可以与你一起跑吗？”他问，我点点头没说话，此时我已上气不接下气，我喜欢跑成这样，它使我真正感到充满活力。接下来的半小时我们没说一句话。直到快跑完了，呼吸困难，肌肉痉挛时，才又听他说：“这节课我不上课。跑步后傍晚没倦意：”我们俩都不擅长边跑边聊，我们可以一口气跑上一小时左右。不是他跑慢点等我，就是我跑快点赶上他。回家的路上，随着脸上红润消褪，一颗害怕的心也平静了下来，我回家洗澡，换上蓝色涤纶宽松连衣裙，去干我的工作。但夜里我仍然在罗伯特的窗下放张折叠椅，椅子上堆满他的东西：电子游戏，书本，他与本尼搭剩下的乐高块，还有那些有人爬窗进来会碰得哗啦啦散得满地的东西。

　　在初来的那些日子里，我利用了迈克?赖尔顿。有他在旁边我感到安全些，只是他不知道我需要保护，不知道他远不止是我的跑步伙伴。我利用他来保护我，心里没感到歉意、害羞。以前我从没与别人一起跑步，此时随跑步产生的虚幻的、瞬间的亲近感让我觉得内心惊慌，两人喘着粗气，衣冠不整，前后跟着，穿着短裤，全神贯注，汗流浃背，全没了平时仔细的梳妆、彬彬有礼的微笑、化妆以及太阳镜。跑完步后，确信没有生人出入过前面的办公室，或隔着操场的铁网栅栏张望过，我离开了学校；我还相信，有赖尔顿先生护卫，无人能随便接触罗伯特或获得他的情况。想起他怒骂过超市的经理，为儿子的担心也就减轻了。

　　“他对你很好，”辛迪说，“我只是说他对你很好。是这样。”

　　“求你别说了。”我说，“是朋友，一个男朋友，女人应该有男朋友。”

　　“嗯，心肝，说得好。只是上帝如果希望男女交朋友，他会使他们有相同之处的。”

　　“你没男朋友？”

　　“我有丈夫。他有朋友，也等于我的朋友。这些你都很清楚。”

　　我曾经有过一个男朋友，或者我自认为是男朋友。有时，我与本?塞缪尔斯在医院淡绿色的自助餐厅里一起吃午饭，餐厅的大玻璃窗透着水灰色光线，使大家看上去都病怏怏的。有次我们曾一起去曼哈顿参加了一个关于医治外伤的会议，会议在医学中心礼堂举行。他曾在这儿上过医学院。会后他带我去了一家日本餐馆吃晚饭。我们坐在榻榻米上，活动纸门旁边并排放着我们的鞋子，一双棕色的小山羊皮的结带式皮鞋，另一双女式无带浅口轻便鞋。这样两双鞋并排放着暗示着轻率，虽然我们说起各自的家庭时显得过分热情了些，我们也只是吃吃红烧肉，说说话而已。(L Z)

　　喝茶时，他了解到我没读星期天《时代》周刊上头版的文章时很吃惊；而听说我不看报时，他更吃惊。“真难相信，像你这样出色的女人会从来不看《纽约时报》。”他说，我红了脸，很难为情，却轻快地辩解说：“警察讨厌《纽约时报》。

　　他们认为它总站在坏人的角度说话。警察很痛恨它。《新闻报》才是警察的报纸。”

　　“可你不是警察。”他说。我永远也忘不了他说那句话时的神情。即使在他搬到西部后，我还会想起那神情。“这次搬迁对他有好处。”温妮听了我的事后说，看了我一眼。

　　我知道温妮认为我利用了本。塞缪尔斯，想从他那里得到我在家里得不到的东西：有人交谈，有人把我当回事。他的友情给我带来了快乐。

　　但与迈克?赖尔顿为伴，我得到的不是快乐，而是安全感，一种长久以来没有过的安全感。有迈克在学校，我觉得罗伯特上学也安全多了。有时我觉得，迈克在与我一块跑步时，足球比赛时在边线处站在我身前时，他也感觉出了这一点，尽管他不能确切明白其中的缘由。

　　第一次看到罗伯特在学校平展宽大的足球场上做曲线跑时，我想到的和注意的是足球场一端的树丛。我想到的

　　是一个熟悉的身影，他趁大家眼看着别处、看着客队的球门，从其中一棵树后面闪出：想到有人披着刘海、迈着细长的腿向莱克普拉克学校的前锋扑去。担任前锋的那个孩子动作迅猛，脚下草皮飞溅，用极低的声音指挥着自己的队友。博比示意罗伯特：过来，到这儿来：一眨眼他不见了，我的儿子，像一片火烧过的纸，在寒夜里被风吹起，顺着烟囱飘走了。当他被另一个孩子替换下场时，我强迫自己没有将他从边线处拉走。迈克?赖尔顿转身看到我，我想他知道我惊慌时的神情，所以知道我当时心里的感受。

　　“我们乘车到拉科塔需要一个家长陪同，星期二去：”我们三比一输了主场后的一天他说。

　　“那我去吧。”我说。

　　如果一个美国研究所的副教授可以称为老师的话，那么除了格雷斯，我还从没跟哪位老师谈过话。上学多年，小学、中学，甚至护校，我的老师都是修女。当常人服装和护士服取代了黑面纱和白头巾时，教师行为举止的变化顿时将所有的亲近感排斥在外。连圣斯坦尼的老师也让我害怕?他们站在厚厚的校门旁，等最后一个穿统一服装的学生匆匆进入校门后，砰的一声将门关死。我将我的儿子给了他们，他们则每年给我两次进展汇报：书写一般，喜欢数学与历史。是个好孩子。

　　因此，接连几周我都跟着孩子们傻乎乎地称他赖尔顿先生。他比我小五岁，长着一张孩子般的红脸，一头稻草黄的童发。但一切好像很恰当。赖尔顿先生在足球训练后把罗伯特捎回来，一边在厨房餐桌旁喝杯百事可乐，一边与罗伯特抱怨他们上次比赛中的那位裁判。第一个月时训练和比赛结束后，为奖励罗伯特、本尼和另外两个表现出色的孩子，赖尔顿先生带他们去了麦当劳犒劳他们。一个星期六上午的比赛中，罗伯特独进两球，赛后赖尔顿先生带我与罗伯特去了国际薄烤饼店。

　　他在弓身吃蓝浆果薄烤饼和咸肉时说：“叫我说，”他穿着胸口绣有“迈克”的黄色马球衫，“你今天踢出了水平。”他用叉子指着罗伯特。“踢出了水平，确实如此。第二个进球漂亮极了。”

　　“那天你在那里很和气。”我笑着说。

　　“你也很不错。”赖尔顿先生说。

　　赖尔顿先生与我两人坐在前车箱的皮座上，谈话被后面的扔纸片和偶尔咕哝的“笨蛋”声打断。“保持干净，伙计，”赖尔顿先生喊道，“保持干净。”很难开口直呼一个老师的名字。也许那次校车上我开始直呼他迈克的。一天，他的胸袋里有一张彩票，我说起彩票时，他红了脸。

　　“我偶尔买一张。”他说，手在翻弄彩票。“你知道，与随手买报纸、口香糖一样。你给那人一些数字。”他读着票上的数字：19，9，44，1O，21。“我不知道怎么选了这些。”他说。

　　“如果中彩了怎么办？会辞掉你的工作吗？’’

　　他摇摇头。“不。瞧我，教十岁大的孩子踢球可以挣钱。干吗要辞职？”

　　我笑了起来。“赖尔顿先生，肖恩骂我是丹碧丝①。”有个叫安德鲁的男孩在后面喊。

　　“你等着。”赖尔顿先生说着向后车箱走去。我回过头，装着看他去调解，其实我在找罗伯特，看到他安静地、也许是满意地坐在后车箱，我很高兴。他眼睛看着窗外，本尼在对他说话。他的轮廓分明，像成年人。他向前看了一眼，看到我，挥了挥手。赖尔顿先生在他们两人身旁停下，与他们说了一会儿话。他们抬头看着他，向后斜着头，脖子很细，头向后斜得很厉害，似乎赖尔顿先生是个巨人，或者是上帝。“他又宋了。”安德鲁喊。车里静了一下，接着又是一阵口角，这时有个低沉的声音在说话，然后又静了下来。

　　“你丹碧丝。”我说，这时他跌坐回自己的位置。

　　“我知道。”他说，“我管纪律方面的事，最大的困难就是不能笑?前不久，有个三年级的女学生哭着进来。我让她坐下，给了她一张面巾纸。她抽泣着，擦着鼻子，最后她说，乔舒亚不停地说他爱我，我要他住口！”　

　　“真不容易。”我说。

　　“我看换了别人，大多数会辞职的。我是说，如果他们中彩的话。”

　　“我不会，我喜欢工作。我母亲也上班工作。我小的时候，父亲不能工作。他得了肺气肿，算是终生囚禁，他的余生就等于囚禁在电视机前的一张大椅子里。真可怜，像一件家具?我决不想成为那样子。我十六岁时有了第一份工作。”

　　“我母亲从不上班。”

　　“她有多少孩子？”

　　“七个。”

　　“她这也是在上班。”我说。

　　车窗外，太阳正向树丛和一排初到佛罗里达摘水果的移民居住的小屋后沉落下去。一只野狗追逐着我们的车轮，男孩们的喧哗开始与日光一同消失，他们的说话因疲劳而单调乏味起来。他们输了，四比二，踢得很艰难。罗伯特踢得很糟。

　　“你的腿怎么样了？”赖尔顿先生问。

　　“还酸痛。”

　　“你不该一直呆在那儿。”

　　“咳，”我说，“明天早晨我还会出来。”

　　“前些天我把罗伯特叫进我办公室，”赖尔顿先生平静地说，“我一直想告诉你。”

　　“怎么回事？”

　　“他与两个男孩吵了架。他们嘲笑他的长相，说他长得黑什么的。你是了解这么大的孩子的。他逮住一个推到墙上，说，‘我要干厂你。’说话的样子把本森太太吓坏了。那样子真像他会说到做到，你懂我的意思吗？”

　　我完全懂他的意思。我闭上眼，靠在窗上。罗伯特矮彼兔。罗伯特矮彼兔。千万别让人占便宜，就像爸爸说的那样。博比?贝尼代托喜欢这么念叨，每当在厨房里踱步，就要这么念叨。哪个混蛋敢在林肯住宅区大院里卖可卡因，我非干掉他不可。我要干掉前些天被我们逮住后还嘲笑我们的混蛋。我要干掉那个用网球砸警车的怪物，那家伙随便打开消防龙头，还赶他的小弟出去送毒品。博比?贝尼代托的职业就是把他们统统干掉。

　　“嗨，”迈克·赖尔顿说，“没什么大事。我与他谈了，或者说我说他听。你知道他毕竟是个好孩子。他在处理怒火时有些困难。还有，我想，他把事情老闷在心里。”

　　我说我知道，还说是因为离婚、搬家、新学校、新朋友等。他会好的。好，好，好。有时，一句话重复多遍便失去了奉来意义，走了样，到后来就像一块软骨，想吐掉它，或吞下去自己消受。好。先是罗伯特这么说，现在是我在说。

　　假如我们经常说一切都会好的，兴许真会变好。

　　连赖尔顿先生也这么说。有天我们在跑步，汗水顺着我们下巴的曲线流淌，呼吸困难，上气不接下气，他突然开口轻声说话，接着又坚定地说：“别太为他担心。别担心。

　　他没事。”但是，他当然不清楚。

　　“他没事。”我重复了一遍。

　　“我知道，”他说，“我觉得找个人跟他谈谈会有好处。

　　与斯特恩医生谈谈吧。”

　　我说什么好呢？哪有孩子需要找人淡淡的？可我知道，人们希望你去看看精神病医生时都会这么说，我自己就在急诊室里这么说过好多次。而世上没有哪个孩子比罗伯特更需要与人谈谈了，更需要开口说出他不敢说的话，更需要见他不能见的事物。我发誓，总有一天我要让他与人谈谈，使他抛弃心中的秘密，彻底、永远地抛弃，使他明白，那些个早晨他们表现得一切都太平无事，实际上他父亲向他说了谎。他母亲也说了谎。好的。好的。但现在不行。那是罗伯特。贝尼代托的事。而现在，不论情况对我们有多糟糕，罗伯特必须是罗伯特。克伦肖。

　　“我会考虑的，”最后我说道，“我真会考虑的。我知道他需要发泄。”

　　“让专家看看也许更有效。给他一些发泄的方法，他也许会感到舒服些。”

　　“我懂，只是不能肯定现在是不是时候。”

　　“好吧，考虑考虑吧。”

　　“我会的。但请答应我，如果出什么事，一定要告诉我。

　　或者说你注意到出什么问题的话。我必须知道。求你了。”

　　对这个善良的男人，一个长着善良宽大脸庞的男人，我能用什么让他明白我为什么要固执地拒绝他给予我孩子的帮助呢？我怎么能对他说，一旦罗伯特把自己的心病告诉学校精神病医生，那就全完了呢？我怎么能告诉他，保持沉默是我们计划中的一部分呢？我知道，为了罗伯特，作为上策，该让他每周两次在记忆的迷宫里漫步，努力明白是他可爱的父亲干了可怕的事情，是他信赖的母亲对他撒了谎，幸福家庭的根基已腐烂，腐烂得像一棵被暴风雨摧折的枝叶茂盛的树，露出虚空的躯干。对他说，那感觉就像睡意矇眬中突然被人拉起来，一天以后，一种生存方式转换成另一种陌生的生存方式。所以他只能自己承受。让别人了解我们的秘密太危险，让罗伯特说出真相、说出他的真实身份太危险。既然能对精神病医生说，他也就会对老师说。能对老师说，也就会对本尼说。于是不用多久，人人都会知道。人人，还有博比。那样，博比通过阻隔以前生活与眼前生活那堵墙上的漏洞，会找到我们。

　　“他会没事的。”赖尔顿说。

　　“我也这样想。”我说。

　　我队的一个守门员在我们身后发出了呼噜声，光头上盖着块大手帕。“沙恩理了个新发型。”我说。“有头虱，”迈克?赖尔顿悄悄地说，“我们尽力将它控制在四年级里。”“快到了，朋友们。”驾驶员说。蟋蟀在沉闷的佛罗里达夜空里拉开了调子。感恩节快到了。

　　“你认识切尔西?勒尔巴克吗？”我换了个话题。

　　迈克?赖尔顿一笑，借着灰蒙蒙的光线，我看到了他的牙。“当然，”他说，“说起斯特恩医生。”

　　“我不知道辛迪怎么办。一个孩子样样东西都害怕，真让我不知所措。”

　　“你知道，”迈克说，“许多孩子都是什么都害怕的。不敢承认罢了。多数大人也一样。我想，切尔西让人惊奇的是她把一切都端到了桌面上。”

　　“赖尔顿先生，”有人在大喊，“扎卡里把果汁盒倒在我裤子上了。倒在了裤裆里。”

　　“快去。”我说。

　　他拿起他的彩票，吻了一下。“但愿，上帝！”他说。

　　我说不清楚自己是什么时候开始叫他迈克的，但我知道从此时起，我开始那样想他。

　　“赖尔顿先生，”一个男孩低声说，“你觉得我们下一次会赢？”

　　“肯定赢。”他说。

　　第　八　章

　　为庆祝我的生日，辛迪带我去了拉科达南的市场，在“美发联”出钱给我剪了个讲究的发型。我的生日，也就是贝思?克伦肖的生日是十一月十日。而弗兰妮?弗林的生日是十月三十日。这个日子过生日令人讨厌，它是悲惨之夜，是万圣节不讨人喜欢的过继兄弟。万圣节晚上人们在窗上涂肥皂，在挡风玻璃上涂鸡蛋，都不出门，安全呆在家里。

　　假如不包括母亲从她在曼哈顿工作的办公大楼底层面包房买回家的蛋糕一一一只用白色硬纸盒包装、用黄油做奶油、带红玫瑰的蛋糕，我就从没有过生日宴会。为庆祝我“甜美的十六岁”生日，我自己从我工作的面包房买了蛋糕回家，我现在知道黄油是用酥油与糖做成的。“是巧克力。”

　　我切蛋糕时母亲说。格雷斯曾说过：“你该知道，弗兰不喜欢香草蛋糕。”格雷斯很快长大成人了，总是想什么就说什么。晚上上床后，她轻轻地说：“假如我在沃尔多夫－阿斯托里亚酒店为你办隆重的生日宴会……”但是我假装睡着了。

　　生日一一正是能抓住你的时候。你难以想象，对不对，帕蒂。班克罗夫特说道，人们所犯的最大错误就是换了名字，却保留原来名字的缩写，还要求保留原来的生日。帕蒂?班克罗夫特的人将我的年龄减去了两岁，因此，那个坐在一

　　张一动就会吱吱响的美容椅上的、罩着橡胶围裙的贝思?克伦肖是三十六岁。

　　“修指甲，修趾甲，做发型，染色。”辛迪在车里说，“我付钱。克雷格会带孩子去拉卡塔湖滑水，然后去快餐店吃午饭，我将像猪躺在屎堆里那样轻松，请原谅我说粗话。查德认为罗伯特与本尼是大人了，玩意多得很，切尔西觉得他们是聪明的男孩子。不知他们到底是大人还是孩子。罗伯特什么时候生日？”

　　有人自以为理解孩子，却没给罗伯特定个生日，代替四月三十日。“七月四日。”我说。

　　“这倒难办。”辛迪说，“不上学，没法在学校办生日聚会。大家喜欢各自搞野餐烧烤、海滩旅行、家庭聚会。另外还总有焰火。我看这事我来办。想包指甲吗？”

　　我笑了。“包指甲是什么意思？”我问。

　　“哦，很有用。你会明白的。他们把小片的亚麻放在你指甲上，喷上东西，等它们像石头一样硬了再锉，整形。”

　　“我的指甲不能太长。”

　　“不要老是说不。”

　　“谁会来傻乎乎地注意我的脚？”

　　“你会看到的。会很好看。”

　　她说得对。这种事情上辛迪总是正确的。我的头发一层层柔软地披在我的脸旁，比我自己在家里染得更黄，色彩更暖和。指甲涂了白色指甲油，一个朝鲜女人按摩了我的脚，她穿着粉红色的工作服，脸上始终在笑。很显然，她对我俩的话一点也听不懂。那是星期六清晨，除了两个长相好看、表情严肃的黑发女人，就剩我们俩。年纪稍大的跟在年轻的身后，她俩进来时，我们快结束了。她们抬了只长白箱子，小心翼翼地放在接待员的贴塑面桌上，从中拿出一顶珍珠和圆珠花冠，带薄纱尾状物，淡咖啡色。

　　“哇，真华丽。”辛迪借着美容厅的墙镜看着一切，她的头发末梢像蒲公英的绒毛落在披着的橡胶围裙上。

　　“一个面纱要一百八十元，还只是一个面纱！”年纪大的況。

　　“又来了。”她女儿说，美发师已开始给她头发上卷发套。

　　“头发往上做看上去会很美。瞧这个。”她举着面纱给我们看：我、辛迪、在给辛迪剪发的女人和那朝鲜女人。朝鲜女人正在削我脚后跟上的死皮，她又是笑又是点头。“用珍珠带来束发髻，那才真正让人赏心悦目，懂我的意思吗？就是说，当她站在圣殿上时，礼服的背影会更好看。咳，都只注意礼服的正面，这些姑娘。可婚礼上见到的大多又是背影，总不能用头发把整个婚纱的背部都遮住吧。”

　　“这么说，你想让头发往上梳？”美容师对新娘说。她的工作服上绣着她的名字，叫詹娜。那个做母亲的在大发议论时，她那挤在一起的小巧五官已换上一副小心谨慎的漠然神情。我很久以前也学会遇到难弄的病人就摆出这样的神情。

　　“我来咨询时就告诉过你我的要求。我要鬈发。她希望我的头发往上盘，但结婚的是我。”

　　“头发往上做会百分之百好看。”她母亲说。

　　“妈，你要往上做就做你的。我不要我的头发往上做。”

　　“会糟蹋照片的。”

　　“克里斯不喜欢我的头发往上做。我不喜欢头发往上做。不喜欢那见鬼的头发往上做。”

　　“你就用这嘴吻你母亲？”

　　“好了。”吹干辛迪头发的女人说。修指甲的朝鲜女人将我们的钱包递给我们，免得我们弄脏我们的指甲油。“瞧她的手指甲多好看。”那位母亲指着我的手说，“我对你们说过，你们应该雇个法国修甲师。”

　　“妈，你又来了。”那个女儿说。我与辛迪一到自动扶梯口便大笑。“你觉得她最后会把头发做上去吗？”辛迪说。

　　“你觉得呢？”

　　“哦，亲爱的，我知道。”

　　我的头散发着花香，我的手看上去高雅、光滑，简直不像是我的，而像是一个拥有满抽屉香料、满橱衣架的人的。

　　“满身布鲁克林味。”我说。

　　“什么味？”

　　“没什么。这只是一句老掉牙的话。你说得对，应该修趾甲。”

　　“我知道，我是对的。生日快乐，亲爱的。”

　　有时候我啥事都觉着不顺心：比如当我漫无目的地说起在威尔明顿的生活，连我自己听着都觉得是在瞎编的时候；比如当辛迪拍着我的手，讲述着另一朋友在离婚法庭上受到敲诈的时候；比如卒迪以为我生日过得好极了，而我真正的生日却在一星期前，我大半个晚上都在哭、在想念格雷斯、想她一定也在什么地方流泪的时候。格雷斯常帮我吹灭蛋糕上的蜡烛，我长大以后还那样。我不愿对辛迪说谎，不愿自己每天的所作所为多少只是为了让她管我叫贝思。

　　有时我好不容易才忍住没将自己的底细一古脑儿地告诉她。

　　“我敢打赌，赖尔顿先生会喜欢你这发式。”辛迪说着便把车开上了公路。

　　“我敢打赌，你这句话已憋了半个小时。从我们一离开椅子起。”

　　“说实话，在美容店里我就想说些什么，但那个詹娜住莱克普拉塔，我得维护一下你的隐私。”

　　“多谢了。”

　　“那么你回报我些什么话呢？”

　　“辛迪，你电视看得太多了。”

　　“也许你说得对，亲爱的，不过电视里的足球教练与那队员可爱的单身母亲是走到了一起。经过了无数的不幸遭遇。再说，能让你看得上的明星可不多。除了杰米?他很浪漫。最近你碰巧遇到他离开我家，我听到他对卡车里另一个朋友说：‘伙计，给我宋点那个多好！’好一个可人儿。”

　　杰米是个工人，他管理着克雷格的游泳池。整天在太阳下工作，皮肤已晒成了棕褐色，只要有机会，他就会脱下衬衣展示他的肌肉，像个星期六上午动画片中的超人。他的傅满楚①式胡须末梢总有点潮湿。初见他时，他肌肉结实的肩头扛着把铁铲，很像博比?贝尼代托的头表兄弟，当时我就想，跟他睡觉会是什么滋味。他浑身散发汗味与氯气味。在勒尔巴克家几次与他相遇，我都竭力不看他。但有一次，他冲着我笑，傻样的，我明白他知道我心里在想什么。

　　“我说你电视看得太多。”我对辛迪说，“迈克?赖尔顿人非常好。完了。”

　　“哦，还没完。一个好人。那是关键的。别忘了你高中女同学的情况，哦，他，是个好人。而这常意味着她急于与他讨厌的朋友一起出去。”

　　“哦，谢天谢地，现在不是高中。”

　　“但是，生活就像学校，只是大家不是轻了十磅，就是重了五十磅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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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傅满楚，英国侦探故事里的中国恶棍?其胡须从嘴角垂直挂下。

　　我开始将我认识的人一个个分类。“你说得对。”我说。

　　“我是对的，我对赖尔顿先生的看法也是对的。别跟我说你担心赖尔顿会出现。因为他不会来。他决不会来的。”

　　“而且这话出自一个婚姻生活幸福的女人的口。”

　　“我婚姻幸福，那是因为我非常现实。发现男人令人心烦是在四年或五年后。这与他们长相是否英俊、赚钱多少无关，那时你会注意到他们懒得连换筒新卫生纸或将脏衣服放进篓子里都不愿干。你结过婚，知道这一套：亲爱的，我的衬衫在哪里？在那该死的橱里，一向放那儿。你对此咬牙切齿了几年，但你必须这么过日子。或者，我想，就不过。”她回头看看我。“我怎么会说这些？”

　　“是赖尔顿先生。”

　　“哦，别管什么赖尔顿先生。到家后我给你化妆。我有新的中性化妆品，你用上会很好看的。”

　　一般情况下我拒绝辛迪的试验，但这次我随她一同回去。她做了熏肉、生菜、番茄三明治，然后用眉笔、泡沫垫、粉和面油给我化妆。等她做完，我的脸除嘴稍嫌大些，总的还算好看。“看上去不过二十。”她说。不到三十六。或三十八。我的真正年龄一一又一个不得不保密的秘密。

　　“天哪，但愿你今晚有一个热情的约会。”她说，“能给你买点衣服吗？不生气吧，亲爱的，只是你总想掩饰你的美貌。你的身子应该穿白色短裤与短上装。”

　　“自高中毕业前一年以来，你是我所听到这么用‘身子’这词的第一个人。”

　　“或者那种小的T恤衫一定也会很好看的。而且便宜。巴恩服装店卖四十块一件。我这件就在那儿买的。”辛迪穿着宝蓝色短裤、一件前面有褶裥饰边的格子衬衫、一双白凉鞋、一根相配的白色皮带。

　　“你如果不生气的话，我可不可以问件事？”我说。

　　“说吧。”

　　“你怎么这么喜欢这些，化妆啊，服装啊的？每天把自己装扮得漂漂亮亮，不累吗？”

　　辛迪听了这话，沉重地在我对面椅子里坐下，两人之间的玻璃台上堆满了化妆品，她的脸看上去忧伤而不失端庄，完全是她的本色，一个长大了、结婚了、为不使自己花容月貌凋谢而辛苦抗争的昨日舞后。“上帝啊，对不起。”我说，“难以相信，我会说出这样的屁话来。”

　　“别擦眼睛，”她说，“否则满脸都是眉油。没事。我认识的朋友中唯有你提出这种问题。再说，我看也只有你知道该如何回答。你知道，大多数人，我只是说，嗯，女人必须中看，对不对？要么就是你刚说的见他娘鬼的东西。”我以前没听辛迪说过脏话。我想从桌上伸过手去握她的手，可她一直把手放在腿上。

　　“我想是因为农场的原因，你明白吧？那里总是尘土飞扬，尘土从窗子里进来，不管你怎么打扫，窗台上总是灰尘。

　　而我母亲出门送货，即使她长得很一般，也得闻起来香香的，她人看上去也中看。圣诞节见到她时你就可以发现这一点。可是第二天早晨起床后，她得穿上男式工作服，去牲口棚帮我爸爸干活，弄得满身都是畜牲屎味。后来，你知道，我想我得像电影里的郝思嘉一样，你知道吗？‘上帝做证，我决不再弄脏自己了。’

　　“你会相信吗，我中学二年级时深深地陷入了爱河，那个男孩名叫杰克逊。伊斯林顿，是从比拉科塔还要远的一个小地方来的。他在毕业班，淡色头发，深色眼睛，你知道，有时看起来很漂亮。我当时只有十五岁，很迷恋他，他在车里早已把手伸进我裙子里面，我也随他这么做。有天他开车顺路送我回家，与我父亲长谈了一次，后来我父亲进来吃晚饭。我还记得很清楚，当时我们在吃通心面、奶酪、炖西红柿，爸爸对我说：‘那是个好小伙。这样一心扑在种田上的人现在可不多见。’

　　“天哪，你该听听那男生说的话，第二天放学回家吋我问起这事。瞧他谈土地、观察作物生长和清晨的空气时的神气，种十英亩的玉米简直就像当牧师那样神圣。接着，他吻我，吻我脖子，然后往下吻，总这样吻。我想正是这样的吻使我感到如饥似渴。然后他吻我的嘴，像以前无数次吻过的那样，把舌头伸进我嘴里，只是我尝到了泥土味，尝到那味道几乎让我呕叶。

　　“甚至现在我有时还会想，辛迪。李，你当时怎么啦？因为十五岁的人应该能够忽略这种事，沉迷于爱中会忘乎所以。可我觉着他在摸我，我想的只是自己像母亲那样骨瘦如柴、皮肤漆黑，还有餐厅桌布上的尘土。就是那样。就是那样。”她眼里满含泪水，辛迪小心地弯起一根手指，用指关节擦着眼睛。接着，她笑了起来，是那种震颤的、阵发性的笑。当你想抖去眼泪时，你会那样大笑。我自己有时与格雷斯说话时也这么笑。

　　“与克雷格第一次约会时我对他说：‘你认为你会怎样谋生？’他当时十七岁，一定以为我疯了。他说：‘我要搞商业。’游泳池生意让我犹豫，到处挖泥，但他在地下室装了淋浴器，就在外面门旁，他爱清洁，每次从地下室上来，身上都散发着迪奥牌香水味。说到这里，她抬起下巴，朝我笑笑，是女人投向女人的那种灿烂的微笑，就像刮个鼻子，轻轻拍一下，开开玩笑那样。我眼睛向下看，摆弄着桌上的管子、壶什么的，看着它们的标签：赤铜、秋叶、蜜桃、黑貂，禁不住开口说了话。

　　“在八年级时遇到一位修女，她要我报考一所确实非常好的私立学校。她一直说她认为我有潜力。潜力。我喜欢这个词的发音，听上去好像有人把你从大炮里射出来。于是我跟父母说了这事，我母亲看了我带回家的广告。我记得那张柔软发光的纸上有漂亮的彩色照片，照的身穿校服的孩子们在理化实验室里做实验、在大图书馆里看书。我母亲看了看，只说了声‘怎么？’就完事了。好像我的一生就概括在这一个词里。而且情况始终是那个样。当我想随语言俱乐部到西班牙旅行，或当我想上大学时，回答都一个样：怎么？那有什么意义？我知道原因是他们没钱。我父亲靠残疾金生活，母亲当秘书。可是又让人感觉起来并不是因为钱，好像是失败感。我看着卧室梳妆台上他们的合影，清瘦，漂亮，幸福，满脸微笑，失败感好像笼罩了整个家庭。我上了当地的教会女校，接着上了当地的护校，后来我连失败感都看不清了。然后结婚，我对一切都心满意足。

　　“等我妹妹长大之后，我才真正认真考虑这一点。因为父母他们用对我的同样方式对她，只是她不把他们放在心上，那有什么关系，格雷斯？学速写与打字，格雷斯。牙医埃德加博士在找接待员，格雷斯。有时我们在自己房间里时，格雷斯会嘲笑他们，甚至会取笑他们。她为自己争取了一份奖学金，上了私立中学，找了工作，因想用工作赚钱读完大学，便租了一辆U货车，这样她就能全国跑。我母亲问她，为什么要去那么远的芝加哥上学。她说：‘因为我喜欢。’就像干你喜欢的事是世界上最自然不过的事。

　　“有时我见她在看我，我能判断出她在为我难过。上帝，那可真像叫我死一样，那个小格雷斯，我为她换尿布，给她唱歌读书，尿布脱落在她肉乎乎的膝盖周围，她会满屋乱跑地喊‘弗兰妮呢？’我教会了她跳橡皮筋，教她放学后怎样脱学校的校裙，可到最后却总让她为我感到难过。但是，你知道，我没有谁可依靠，而格雷斯却有我。这给了她信心。

　　“或者至少在不该去做的事情方面有个教训”我耸耸肩。

　　“她为自己创造了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从头开始完全由她自己创造。”

　　“嗯，你也是如此。”辛迪说。

　　“什么？”

　　“在这里，”她说，“你在这里为自己创造了一种全新的生活。就像你妹妹那样。”

　　“那不一样。”

　　“哦，亲爱的，我们总这么说。”她说，“当然不一样。一切都在清澈湛蓝的天空之下，却又总不一样。如果我没学法语，而是学了西班牙语，就不可能认识克雷格，我这一生就完全不一样了。或者说在我认清东西南北以前，我与杰克逊一直好下去，一切又会是不一样。想到这一点就让人恐惧，那样的话，情况会多么不同啊。再说，如果你不是对罗伯特那样不放心，像我对切尔西那样，那我就不会遇到你，情况又会是多么不一样啊。”

　　“我不是对罗伯特不放心。他上了新的学校，他……”

　　“我知道，我知道。这与切尔西的情况不一样。行啊。

　　不过，现在我们相互了解了该了解的东西。你了解了我为什么每天搽粉底霜、抹粉，而我了解了你为什么不化妆。我本以为我们只是做做指甲和头发，可我们接着却坐在这里掏心掏肺。”

　　“是因为过生日。生日让人情不自禁地去思考自己的生活，思考你是怎样成为今天的你，思考你是否对自己的生活感到满意。”

　　“我看，你今年的生日不适合回答‘是不是对自己的生活满意’这个问题。”辛迪说。

　　“你说得对。你呢？”

　　辛迪抬头看着屋顶。我似乎看到岁月在她透明的视网膜后面翻滚，她在思考着曾经发生和经历过的事：丈夫，孩子，她自己。

　　“我对我的生活很满意，”她最后说，“但确切地说，这并不是我所希望的。”

　　“阿门。”我说。

　　她向前倾过身子，抱了我一下，将所有的化妆品放进一只大手提包里。这种大手提包，在假日里有人来订货时，她是免费赠送的0：）“弗兰妮是谁？”她说。

　　我大为震惊，但脸上没有表露出来。再说，她也不在看我，她正看着她的化妆用具。

　　“什么？”我说。

　　“你说，你的妹妹喊你弗兰妮，整天喊‘弗兰妮在哪儿？”’

　　“这是以前的一个别名。”我说，说话时呼吸还是很急促，一边还在倾听，在感觉。

　　辛迪伸出那只大手提包，是一只红色的包，上面带着黑色的新奇装饰。我的婆婆会喜欢这只包。“给，弗兰妮，亲爱的。”她说道，可是，就这个名字，一个词语，在她的嘴里听起来很美妙。“你有了一张新面孔。再一次祝你生日快乐。

　　我向上帝发誓，你是一个新女人了。”

　　“后来杰克逊?伊斯林顿怎么样了呢？”我说。

　　“我没有再得到他的半点消息。”辛迪说，“你的八年级的修女呢？”

　　“她离开了女修道院，结了婚，成了社会工作者。”

　　“怎么会呢？”辛迪说。

　　第　九　章

　　让我自己说，厨房柜台上焙盘里的甜薯跟杂志里食谱照片上的差不多。秘诀就在波旁威士忌酒，熬黄油和红糖时加一点，熬成槭树汁糊那样就成。我母亲的菜谱中有这道菜，若不算她从蘑菇汤酱罐头底部读到的菜谱，剩下就只有这道了。甜薯在我的婆婆家里只是做做样子，并不受欢迎。我们总在我婆婆家用感恩节晚餐。火鸡也不受欢迎。

　　它与其说是主菜，不如说是中心菜，肚里塞香肠和茴香，放在桌子的正中间，四周放着浅盘的卤汁面条和塞奶酪的朝鲜蓟。在安。贝尼代托家，尽管她做的菜常不错，我还是吃我的甜薯，免得我的焙盘放在侧板台上无人问津。在火鸡与卤汁面条的竞争中，火鸡半点希望也没有。

　　波旁威士忌，那是我母亲常说的。还有美洲山核桃。

　　很昂贵，我说的是美洲山核桃，每袋差不多要三百美元。我买小瓶装的波旁威士忌酒，像航空餐中的那种。我害怕家里有酒。到莱克普拉塔的第二个星期，我买了一瓶便宜的夏敦埃白葡萄酒，这种酒给人舌头根有酸痛的感觉，但好像只持续了两天。之后就没了。每一滴波旁威士忌酒都进了煮锅。

　　“这甜薯真不可思议，”罗伯特说，前天晚上在烤炉上蒸

　　甜薯时他用手指去捅它们，“闻起来香极了。”

　　甜薯没削皮，棕黄色，星期四早晨已像石头一样冰凉了，但你将脸凑近了仍能闻到香味。那天我在接辛迪的电话，我的心直往下沉。她的声音断断续续，克雷格货车里车载电话的静电声弄得听筒里一片石子滚动的声音。那是感恩节，可勒尔巴克家没将火鸡放进锅，相反，他们正沿州中轴线向南滚滚开去，到克雷格父母生活的退休村去。前天晚上他父亲在退休村中风了。克伦肖家的感恩节计划就这样随着他们滚滚南去的车轮而泡汤了。

　　“真对不起，”她不断说，“我真是太对不起了。”

　　“辛迪，好了。”我一面说，一面手戳着甜薯。“常会有这样的事。”

　　“我知道，”她说，“我知道。”

　　“我们再作计划，”我说，“也许，与卡斯特罗一家一起。”

　　“哦，我把卡斯特罗家给忘了。”她说，声音听起来轻松了点，静电声更响了。不知车到了公路哪儿，只听咔哒一声，随即是奇怪的超音速般的尖叫，接着便是寂静和空旷，我们都没了对方的声音。

　　我当然知道卡斯特罗家也早巳走了，到奥兰多与一些亲戚一起过感恩节。罗伯特告诉过我，那些亲戚在觉得需要到美国来重新生活前早就是亿万富翁了，而来美国却是开出租、打扫汽车旅馆客房。他们曾经是另一种人，曾经很了不起。那天早晨，我只想看看天空，感觉一下空气，于是我走进波伊斯蒂大楼的方院里。院子给人一种疏散一空的感觉，似乎暴风雨、洪水、龙卷风即将来临，而人们忘了通知我们。但唯一的自然灾害却是节日。我们应该离开这个简陋、低顶、双层马蹄形小屋去参加家庭聚会，而不是在这儿过节。看来我们得走，到勒尔巴克家去，与辛迪或克雷格一家一起过节。我总觉得辛迪、克雷格、切尔西和查德①这些名字这么排列有点好笑，而且还经常以此嘲笑辛迪。然而他们却在拂晓时上了路，赶往二百五十英里之外的一家医院的特护病房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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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这些名字都以C字母开头，分别是Cindy，Craig，Chelsea，Chad。

　　“亲爱的，我们遇到了个问题。”我朝楼上的罗伯特喊，声音里尽量不带有坏消息的味道。楼上没回音，我吃力地上了楼，往里一看，看到他在床上读一本本尼给他的杂志，是一本电子游戏专家向导。

　　“记得我告诉过你的、你当时说太贵了的那个游戏吗？”

　　他问，“如果我能用半价买张旧的，可以买吗？”

　　“不知道。”我坐在床沿上，手指顺着他的腿向上弹。

　　“刚才辛迪来了电话。她和孩子们得到勒尔巴克先生的爸爸家去。他昨晚中风了，他们得马上去看望他。因此，我们今天就不能去他们家了。”

　　“那么我们到哪里去呢？”

　　“我不知道。”我说。

　　“我必须写一篇关于感恩节的作文。”罗伯特说。

　　“你不必非得今天写。”

　　“我知道。但是如果我们不过感恩节我该写些什么呢？”

　　我怎么会忘了感恩节一整天在廉价饭馆吃饭是什么滋味呢？我清楚得很，像一个有伤疤的人忘不了手术时的痛苦那样清楚。与博比相遇后的第一个感恩节，他请我去他母亲家过感恩节。格雷斯与我父母已去了卡茨基尔山我姨妈家，于是我做了头发、刮了腿毛、将一条不需要熨烫的裙子熨烫了一遍。

　　我不知道博比是到了那天早晨才对他母亲说的，看来他也不清楚她?听有个陌生姑娘要坐到她家的桌上来吃饭会完全崩溃的。那张仿法国外省式样的桌子中间有只银篓，里面放着蜡葡萄，只有她家人才坐在这张桌上。这事对她很突然，博比形容说，我就像是一只长着利齿的小动物，随时准备跳到安。贝尼代托脖子上，咬那儿的细皮白肉。我现在都不难想象那天她的感受：受了侮辱，浑身发冷、战栗，伸着抖动的手摸她独生子的脸，一遍遍恳求，不要今天，不要今天。博比就这样改变了我的所有计划。其实听他在电话上说这事时，我就应该预料到未来的情形。“这不是大不了的事，”博比说，“我不该给她来突然袭击。她会慢慢习惯的。你知道，我是独生子。没什么大不了的事。她在圣诞节见你。我明天去看你。火鸡不要吃得太多哦。”

　　我本可以呆在家里，热一罐汤，看一本侦探小说。但我上了街，去了一家希腊午餐馆里，坐在柜台旁的凳子上，吃火鸡和各种花色配菜。隔我两张凳子处坐着一个有肺气肿的老人，他自始至终一边吃饭、一边抽烟。

　　“过得怎么样？”当他们拿着锡箔包着的吃剩的火鸡回来时，格雷斯问。

　　“不错。”我说。

　　“人家大摆宴席。”我父亲说，一边呼哧呼哧地喘气，跌进他的椅子里，吸着他的吸氧套，似乎那是青春泉①一样。

　　然而，我一边回忆，一边还是带着罗伯特到炸鸡饭店去。我们迈着沉重的步伐沿路肩走，没有人行道，也没必要有人行道，因为除我们俩，大家都有车。货摊的漆布和仿皮革是火红的太阳色，当你走进去时觉得头昏目眩。肉汁也是太阳色，火红的颜色带着黑色的胡椒粉粒在油光中浮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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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青春泉，传说饮用后能祛除百病、恢复青春的泉，早期西班牙探险家曾在美洲和西印度群岛寻觅此泉。

　　至少它不是灰色的。我记得在布鲁克林午餐店里吃的东西就是这种颜色，肉汁是纸板颜色。我当时在卫生间里哭出了声，用一张灰色卫生纸擤鼻子，擦掉了准备去博比家而抹的粉底和脂粉。我在炸鸡饭店里对罗伯特说了这事，尽量把它说成无伤大雅，让人觉得真逗，像情节喜剧，像带背景笑声的情节喜剧。我总是努力让罗伯特觉得生活就是如此。我不忍心让他感到伤心，也不忍心让他看到我伤心。

　　“这些土豆泥做得真好，”他说，“没一个硬块。”

　　“你真不想去勒尔巴克家吗？”我问。

　　“对，这很好。但这有点像奶奶不要你来一样，因为你当时不是家里人。我觉得不该跟别人家一起过感恩节。我觉得应该跟自己家人一起过。”

　　“那么，圣诞节呢？”

　　“圣诞节不一样。”

　　我总在自己家里办圣诞宴。我做了烤排骨、马铃薯、糖洋葱等菜，安?贝尼代托去了长岛她兄弟家。格雷斯到我们家来过圣诞节，还有平托太太，她的孩子都在佛罗里达。我最恐惧的就是这一点说不定哪次与辛迪去市场时就会撞上平托太太的哪个女儿。她这些女儿都留着长发，涂着像海葵的睫毛油，目光敏锐。

　　“奶奶有一次告诉我，爸爸在感恩节弄伤了手指，由于没出租车，她只好抱着他去医院。她说他当时又喊又叫，她抱着他沿海洋大街跑，弄得满身都是血。”

　　“我知道那事，”我说，“他手上缝了十一针。摔在后院一个瓶子上。现在他于上还有疤。”

　　“是块大伤疤。我五岁时弄破了头，也缝了几针，但现

　　在根本看不见。”罗伯特撩起前额刘海，露出光滑、高凸、黄褐色的额头，中间隐约有一条线，好像是用尺子轻轻划的。

　　“天哪，弗兰妮。”博比曾说，抱着儿子坐在客厅沙发上，嘴唇轻轻地吻着绷带。“你应该上班时打电话给我。他们可以用无线电叫我。”

　　“只缝了五针。而且是我让整容医生给他缝的。”

　　“你知道吗，英雄？”博比当时对罗伯特说，“等你长大时，姑娘们会说，咳，罗伯特，怎么会有那个伤疤的？于是，你可以编一个故事，告诉她们是赛车时出的事故，或击剑比赛留下的，别说是在床上蹦时撞破的。要想活，以后千万别这么蹦了。上帝，帮帮忙。弗兰妮，别让他一人在床上，你听到了吗？听见了吗，罗伯特？”

　　罗伯特点点头，将脸埋在他父亲的胸膛上。博比看着那个褐色的头一一那么小又那么脆弱，朝我笑笑。几年来我经常用手指摸罗伯特的头，看看头顶上囟门一一那块软地方一一的骨头有没有合拢。

　　我用叉侧推着厚白盘子，那时怎么突然想起帕蒂?班克罗夫特在医院里说过的话？温妮在说一个案子，说的是送来几个孩子，分散到各个育儿室，他们的母亲半夜被她前男友打昏了。温妮说：“孩子们睡着了，没有听见。”帕蒂?班克罗夫特则咬着牙说：“孩子永远不会睡着。他们只是装着睡着。”

　　“爸爸读中学时断过腿，在车里。”罗伯特边吃面包卷边说。大概是我先说起了博比，他觉得自己也可以说了，只是那个博比似乎很遥远，是故事里的博比，不是他认识的博比，不是那个在他睡着或假装睡着时会干出各种事来的博比。

　　“你还是婴儿时他差点被人开枪打死。”我说，将他拉回

　　现实。“有人在公园用枪对着他，是他的搭档让那家伙放下了枪。”

　　“爸爸说枪里根本就没上子弹，”罗伯特说，“他告诉过我。”

　　“是事后才知道的。他们追那个家伙，他在第五大街抢了别人的包。”

　　“他告诉过我。”

　　“你爸爸是个好警察。”我说。其实我并不肯定他是不是个好警察。住宅区里有个十多岁的孩子曾说，博比将他的脸往警车的后隔离板上撞。还有牧师说，博比对集会上的一个人用了“种族歧视语言”，因为这个人对警察驱赶一家小商铺前的几个十多岁的孩子的举动有微词。我就像许多警察的妻子，他跟我说的事简直跟故事一样，不像是真的，于是感觉跟他一样，了解的也跟他一样。让你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就说不清他是不是个好警察了。但至少他回家时口袋里从不装来路不明的钱，不像他的一些朋友那样突然闯进阿迪朗达克山的A字形房屋，或乘破旧的巡逻艇去加勒比海。“他总是加班加点地工作。”那些妻子常常这样说，好像只是为了消磨时光才这样说的。瞧她们说谎的轻松样子。

　　我低头看着自己的咖啡杯。“我当时真为你爸爸骄傲，宝贝儿。我无数次地为他骄傲。我真正爱过他。”

　　“但是，他打了你。”罗伯特说。这是他第一次承认这件事，听起来有点像是祝福。

　　“是的。”我说。

　　“因为你做了他不喜欢的事。”

　　我叹了口气。“不完全是。不是真的。你这么看这些事会让我气疯的，这就跟你没做家庭作业，或对人卑鄙、与

　　人打架一样，懂吗？你爸爸的事，很难说你爸究竟不喜欢什么，说不清什么事会让他暴怒。这事真难说。即使你不喜欢某个人做的事，你也不能打人啊。假如你对某人生气，你该找他谈谈，而不是揍他一顿。打人不对，打人永远不对。

　　“你没打过我。”他说。

　　“是的。”

　　“你决不会打我。”

　　“我决不会打你。”我说。

　　“爸爸也从没打过我。”

　　“我知道，宝贝儿。我与爸爸的事跟你没关系。”我说。

　　尽管婚姻破裂，孩子们扔来扔去，但我们都该这么说，对不对？尽管这是个赤裸裸的弥天大谎，而且任何有点脑子的孩子都能辨别，我却说不清为什么要这么说。罗伯特只是点点头，玩弄着南瓜馅饼的表面。“说这些很没意思。”我又说，“我的意思是，别看我跟你爸互相有恨，但是我们都不恨你。”

　　“我敢肯定，爸爸很生我的气。”

　　“为什么？”

　　“因为我与你一起跑了。”

　　我向前倾过身，握住他的手。它静静地放在那里，小小的，暖乎乎的，似睡着一般。“宝贝儿，他会明白这件事上你也没有办法。他会明白是我要你走的。”

　　“我肯定，他恨死你了。”

　　“我也这样想。”我说。

　　过后我们就步行回家，沿公路走，这多少好受些。感觉舒服些。风将垃圾吹过我们走的路，都是些包装用的锡箔、塑料。在过路者看来，我们一定很显眼。但我们的孤单反而带有节日的气氛，好像我们在进行一次冒险。“我吃得很

　　饱。”罗伯特拍拍肚子，抬头朝我笑着，脚沿着砂砾边踢着一只苏打水空罐。我感到肩头出现了博比的身影，那个好的博比，那个多年前的夜里静静地坐在罗伯特床边的博比，那时我们的小家伙会晚上醒来哭闹，我又在脑海中看到罗伯特跌倒在床上、医生的手、装有利多卡因麻醉剂的针头、手术室的灯光。“我让他睡着了，弗兰。”博比悄悄地对我说，于是我回到了床上。

　　我们拿着给莱维特太太在炸鸡店里买的斯蒂勒泡沫盒食品去了望湖楼。莱维特太太开门时头发乱七八糟，电视里在播橄榄球赛。客厅里黑乎乎的，但是当她看到罗伯特时，便转身打开了电灯。“孩子真漂亮。”她说，“该给他来点苏打水。”罗伯特的眼睛四处乱转，看了一眼医用病床又赶紧收回，我知道他吓坏了。“没事。”莱维特太太说，“那是莱维特先生。他喜欢绿湾帕克队，是不是，欧文？”

　　“那是个大学队。”罗伯特说，眼睛盯着电视机。

　　“啊，”莱维特太太说，“我怎么知道？再说，你没意见。巴，欧文？”她的食物都在厨房台板上，我把它放在一只盘子里，然后把它拿到牌桌上。她边吃边用餐巾纸擦嘴，我们坐在她两侧。她用叉子叉着食物伸给罗伯特，他摇摇头。

　　“护士太太，你节日也上门？”她说，我笑了笑。我们没有呆很长时间，只呆了一会儿，让她觉得节日有人来看过她。我们临走时，她递给罗伯特一本！日得不能再旧的《汤姆?索亚历险记》，墨绿色封面，书脊上有一个烫金的鸢尾花形纹章。扉页上有一个钢笔写的大大的圆花体签名：欧文?S?莱维特，字迹已褪了色。走回家时，罗伯特紧紧抱着这本书。

　　公路上几乎没有车辆，微风略带寒意，仿佛在说赤道地区也必须对前辈移民寒冷的节日表示些敬意。每逢节日，

　　美国的生活仿佛都停止了。也许到处都一样，全世界、凡是我没去过的地方、没见过的国家都一个样。我和格雷斯小时候的星期天也常那样。书报亭和杂货店里又静又黑，窗口的“营业中”标牌翻成“停止营业”。非周末、工作日时在拐角处等车的东一堆西一堆的人群消失了，街道也像室內那样有了倦意。在室内工作的人们坐在椅子里打瞌睡，孩子们发脾气，厌倦下棋、厌倦拔小猪，厌倦大人的责骂声。

　　现在只有节日一真正的节日?不是总统日，也不是劳动节，才有我记忆中的星期日一一安息日一一的感觉，一种像是时间停止了的那种苦中带乐的气氛。我们初到莱克普拉塔时生活就是这般模样，像是从真空中坠落一般。当我拿着让女招待用塑料袋包好的三明治用火鸡走回家时，好像没了这样的感觉。我们好像过得很轻松，像在度假，无所事事。没讲故事，也没有边走边编故事。

　　“我爱你，宝贝儿。”我说。

　　“我也爱你。如果能用半价买那张电子游戏卡，可以买一张吗？”

　　“别得寸进尺。”

　　“可不可以？”

　　那是孤寂的一天，但在余下的时间里我们过得很愉快，因为我后来在罗伯特的作文中看到了，作文看起来很真实，等作文发回后我将它放在了床头柜里。我拿出一罐糊墙纸的糨糊，原来准备糊浴室墙纸用的，现在用来在罗伯特的橱门上糊从旧体育画报剪下的图片。马丁利、J?布默?埃西逊博士，甚至还有奥林匹克篮球队的女队员。我们交叉着腿坐在他房间的地板上，房间很脏，墙脚线以上一英尺处有一圈脏橡胶鞋底印。好像哪个孩子曾不吋踢啊踢啊踢出来的。

　　我们一一我与罗伯特一一把东西放得乱七八糟，以前我们

　　从没这么乱过。橱门上满是二头肌、长腿和脸蛋。几乎是一个大聚会。我们把剪剩的杂志塞进一只垃圾袋，罗伯特往后退了退，手握拳头叉在腰上，眯起了眼睛。

　　“这是我们做的最顶呱呱的事了，”他说，“本尼简直不会相信的。”

　　“看上去真不错。”我说。

　　“我们怎么把它们揭下来？”

　　“现在别操那份心。”我说。

　　接着，我们在那只长沙发上坐下来，相互搂着，看电视里播放的一部老电影，吃火鸡三明治，用干姜水①干杯。

　　冰箱里有一罐酒汁樱桃，就像寻常人家，像在布鲁克林湾我自己真正的家里给客人喝曼哈顿鸡尾酒②时用的。博比叔叔的妻子，就是他婶婶梅伊，就是一位喜欢这样喝的客人。之后，那罐樱桃就一直放在冰箱内的搁架上。我在我们的苏打水杯里放了一颗樱桃。

　　“格雷斯姨和我还是小姑娘吋，我常给她做这样的饮料。”我说，“我还会倒点樱桃汁，为她做一杯秀兰?邓波儿饮料③。”

　　也许就是因为这一切，也许就是因为蜷着身子与罗伯特一块坐在长沙发上，我搂着他，感觉到他既温暖又顺从地坐在我的身边，闻到他的头发味，就像我过去给格雷斯梳那难梳的马尾辫时那样闻到了她的发味一样。也许毕竟那是感恩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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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干姜水，一种带姜味的汽水，美国人喜欢这种饮料。

　　②　曼哈顿鸡尾酒，由稞麦威士忌与甜苦艾酒等混合而成的鸡尾酒。

　　③　秀兰?邓波儿饮料，女孩子的一种饮料，用干姜水和石榴汁糖浆调制而成?秀兰?邓波儿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美国著名电影童星。

　　我妹妹的感恩节就像《纽约人》杂志上那些没头没尾、没有意义的恐怖小说。一个来自牛津的想了解前辈移民的访问教授。一个被丈夫扔给另一个男人后只会在厨房里喝酒哭泣的研究助理。一对住在从格雷斯家走廊过去的房间、在蒸粗麦粉里放浆果的艺术家夫妇。哦，过后听听觉得好笑，真的好笑。格雷斯在感恩节做的最后一件事就是打电话给我，跟我说那些事。

　　她会说：“自然罗，坐桌子一头的艺术家的妻子跟我说，跟她丈夫一起工作有如何满意，两人的关系有如何亲密，而坐在我这一头的他却在摸我的大腿。”她还说：“你有没有用栗子做过吃的东西？如果没有，那就别吃，它很噎人！”还有：“告诉罗伯特，布里给我带来了小塑料清教徒，等他下星期来看我时我给他。”她总给我打电话，只是觉得十一点打有点不好意思，格雷斯就是这么个人。罗伯特蹒跚着离开躺椅去他的卧室，吻别时我可以闻到他嘴里都是蛋黄酱味。

　　等他走后，我拿起在厨房墙上那台旧旋转式电话机，给自己又倒了点干姜水，叉着腿坐在油毯上，我的心这时象关在笼子里的老鼠。她拿起电话就听出来了；从她轻柔、悄悄的说话声判断，她是知道的。此时她完全不是平时那个用急切的女低音说话的格雷斯。“喂……喂？”她连说两遍，因为我突然听到她的声音惊得说不出话。

　　“感恩节快乐，小姑娘。”我终于开了口，不过，声音不像是自己的。

　　“哦，我的天。”她说，接着哭开了，“哦，我的天。哦，弗兰妮。哦，弗兰妮。”有那么一两分钟，我们只是哭。

　　“你在哪里？”她哭着问，随后又换上正常的成年格雷斯口气说，“别跟我说。别跟我说重要的事。别跟我说任何会透露出去的事。”

　　“透露给博比。”

　　“透露给博比那个狗娘养的。”她的声音又沙哑了。“他坐在我客厅里哭。不停地哭。差点让我为他觉得难过。要是我没看到你的脸，真会为他难过。即使如此，我还真有点动心。找答应他一有你的消息就让你给他打电话。”

　　她的话哽在喉咙里，半是因为悲伤，半是因为愤怒。

　　“过了一个星期，他回来后想知道你有没有来过电话、在什么地方、你的地址。我跟他说我不知道。没一点你的消息。

　　他骂我是绑架的帮凶！一上来我还真不明白他在说什么。

　　我跟他说，博比，别忘了，我是以前看到过她的脸。他却对我说，格雷斯，所以你才不想跟我上床睡觉。”

　　“他伤着你了没有？”

　　沉默中只能听到电话里静电的嗡嗡声。此时格雷斯肯定在考虑该怎么跟我说，该说真话还是谎话。她选择了谎话。我们不都是这样的吗了

　　“没有。”她说。

　　“别再放他进来，格雷斯。你不能冒险。他完全失控了。”

　　“我知道，我知道。我的天哪，弗兰，你一直靠什么生活呀？”

　　“我们很好，”我说，“罗伯特很好。他已经安下心来。

　　我在上班。我有一个住处，有一点钱。”

　　“我给你多寄点。”

　　“不用。我不能告诉你地址，电话号码也不行。不是不信你，是为了安全。”

　　“那畜生会砸断我的腿的，我什么也不能告诉他。这狗娘养的。上帝，弗兰妮，我真觉得自己像个傻瓜。这么多年你照顾我，呵护我，而当你如此遭遇时，我却半点也没觉察

　　到，也没能帮点什么忙。什么忙也没帮，什么也没帮。”她又哭了，我的小妹，像她小时候那样哭，那时我把她的头搂在胸口，静静地搂着，等她停止抽泣。“我什么也没能帮助你。”

　　“你不知道啊。”

　　“我们怎么都不知道？我给医院的温妮打电话。她也这么说。她曾怀疑过，但她说她们私下里都认为你不会甘心忍受的。”

　　“人的忍受力真是大得惊人。”我说。

　　“我晚上躺在床上想，杀了他，然后扔到一个谁也找不到的地方。有时我都不敢相信我会有这样的想法。真希望他死。他死了，一切就太平了。你就能回来了，也安全了。

　　但愿哪辆车撞死他，或街上的恶棍一枪毙了他。”

　　“亲爱的，我现在很安全。”我说，也像格雷斯那样说谎，“别说杀人了。”

　　“我的信箱被撬开过两次，公寓管理员认为是吸毒者干的，我看是他干的。我还请人查了我的电话，看有没有被人窃听。”

　　“上帝，格雷斯，他不会窃听你的电话。”

　　“哦，是吗？”

　　“他也许会吧。”我最后说。我们两人又都沉默了，那是因为我们长期生活在一起，喜欢对方沉默的呼吸声。我希望罗伯特长大后，不与我生活在一起时也会这样。真不忍这么想，可当这么想时，我想到了电话，我可以在电话上听他的呼吸声。

　　“妈妈好吗？”我最后说。

　　“老样子。她跟费伊姨妈说，你想换个生活环境。她还告诉我，博比去她那儿时对她非常粗鲁。粗鲁！天哪，瞧她

　　是怎么说的？‘他对我真粗鲁，格雷斯?安妮。’她说。”

　　“哦，他什么都做得出来。”我说，“别管他了。给我讲讲晚宴的事。”

　　“什么？”

　　“你知道。”

　　她以为我犯病了，居然想听感恩节晚宴上老掉牙的故事，稀奇古怪的食物的故事，都市里的流浪汉。但她还是讲了。有一个免去圣职的牧师，二十五年前反战运动的杰出人物，拿了一瓶好酒来，但自己喝了一半多。“我第一次听人在讲话中用到‘帝国主义分子’这个词。”格雷斯说。格雷斯有个朋友叫特鲁蒂，是个女同性恋，专门讲授弗吉尼亚?吴尔夫①和格特鲁德?斯泰因②，此人在饭桌上与每个人就“童贞女生子”是否意味着“马利亚是个同性恋”展开辩论。

　　大楼里有两个老太太，说起话来像是莱维特太太的姐妹，她们曾经非常漂亮，现在又老又丑。有个美属萨摩亚岛来的研究生在厨房里趁格雷斯打做馅饼用的奶油时迫不及待对她说他爱她。“哦，上帝，我跟他说，拉蒙，切好馅饼，然后装盘。事情到此为止。”格雷斯用她天生的挖苦、轻蔑、有力的口气说。

　　“我们在一个很糟的饭馆里吃了晚饭。”我轻声说，“吃得很好，还去看了我的一个病人。过后又看了《第34大街的奇迹》。就为了这才打的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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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弗吉尼亚?吴尔夫（1882—1941），英国女小说家、评论家，主张淡化情节，运用内心独白和意识流手法写作，著有长篇小说《海浪》、《黛洛维夫人》、《到灯塔去》、《幕与幕之间》等。

　　②　格特鲁德?斯泰因（1874—1946），美国女作家，1903年移居巴黎，提倡先锋派艺术，运用重复及片断化、简单化写作手法?作品有《三个女人的一生》等。

　　“我们也看了。”格雷斯说，“特鲁蒂哭了，她说她一直暗恋着纳塔利?伍德。”

　　“我们在同一时间看了同一部电影。太好了。”

　　“我非常想念你。”格雷斯说。

　　“我知道。”

　　“为我拥抱一下罗伯特，跟他说，我也想他。”

　　“这不行，格雷斯。我不能告诉他我跟你谈过话。不能把他搞糊涂，一会儿这一会儿那，一会儿南一会儿北的。这电话不能再打了。我害怕。主要为你担心。”

　　又一次沉默。“电影频道午夜有《蒂芬尼的早餐》，”格雷斯说，“想一起看吗？”

　　“这儿没有线电视。”

　　“再给我打电话好吗？”格雷斯说。

　　“只要安全，”我说，“我每天都在想你。我在跑步。”

　　“我跑步时心里想你。”格雷斯说。我在佛罗里达挂上了电话，她在纽约放好了听筒。

　　第　十　章

　　我给罗伯特买了他想要的那个电子游戏卡作为圣诞礼物，将它藏在二楼上面的爬行空隙。我在市场卖招贴画的店里给辛迪买了一张很美的小风景画。给迈克。赖尔顿买了件雨天也能穿着跑步的尼龙外套。我给所有我的病人买了礼物，虽然没人指望我这么做。给珍尼弗一张电脑游戏，上面有龙、恶魔和一个穿着胸铠的女超人；给梅尔文一本关于精明投资的书，给他妻子一本爱情小说；给莱维特太太的礼物是为她订了三年的《人民》杂志。圣诞节快到了，我有足够的钱买礼物。没人来收房租，没有电话费的账单。我的运动鞋让我脚后跟磨出了老茧。现在一有电话我就接?护理机构打电话说有一份短期的活；辛迪来电话问是否需要她开车送我到足球训练场去；学校来电问罗伯特可不可以吃泰诺止痛片。有时电话响了两声，拿起时却没人应。人人会遇到这样的事，我自言自语。人人会的。

　　“你没事吧？”辛迪一天在图书馆里问。

　　“睡觉不太好。”我说。

　　“女士们，”帕特里尼太太说，“请不要大声喧哗。”

　　“服过眠纳多宁片①吗？”辛迪问，“玩具城有个母亲赞不绝口说她现在连新闻节目都撑不过就瞌睡得要命。”

　　那天早晨当我们回到她家时，她给我做了松饼，还在药箱里找安眠药。“亲爱的，没有，只有眼袋膏，但说实话，你可以用用。”她说。

　　“看上去有那么糟吗？”

　　“一副倦意。有点弱不禁风。我不知道，有的男人喜欢那样子。”

　　“男人喜欢二十几岁的单身女人，没有孩子。”

　　“你离那些男人远些，坚持绕着那条跑道跑下去。”

　　“你就是喜欢钻牛角尖。”我说。

　　“哈哈。”辛迪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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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眠纳多宁片，意为褪黑素，俗称脑白金，是一种具有调节睡眠等多重作用的药品?

　　我与辛迪说起了格雷斯，还说了我们的父母，只是我把他们生活的地方说成在特拉华州的威尔明顿，还说到了两个哥哥和那个与我离了婚的会计。我把格雷斯教的美国研究课程改成英国文学，而且从不提亨特学院。我告诉她我父亲死于癌症，不是肺气肿。此病是在纽约当消防队员时得的，纽约的建筑大都用石棉作绝缘材料，还有，他每天要抽两包骆驼牌香烟。我告诉她我母亲是秘书，甚至连她是劳动工会主席的秘书都说了。没多久我便了解了克雷格和他的游泳池生意，了解了切尔西害怕电闪雷鸣和小虫，了解了查德天不怕地不怕，了解了首次发现雅芳浴液具有驱蚊作用的人中也有辛迪的母亲海伦，因为农场上的蚊子比庄稼还多。这么说，辛迪是第二代雅芳化妆品推销小姐，她给我看了雅芳年报里有关她与她母亲的事迹报道。她父母的农场位于莱克普拉塔与约卡斯塔之间，那个地区住满了退休的北方客和将阳光与金子混为一谈的人。在它建成以前，她母亲有时一天要跑一百英里路，给其他农场主的妻子送去眉笔和浴液。等辛迪年龄大了些。便由她来跑，送那些小的口红样品。虽然我们的母亲从来不买，但雅芳推销小姐也到过我们的公寓，给我与格雷斯送过。大量的润肤品使辛迪父母的农场勉强得以维持，佛罗里达灼人的阳光将妇女的脸烤成粗糙的皮革，她们对润肤品简直是如饥似渴。

　　辛迪与克雷格刚结婚时住农场，后来在距莱克普拉塔城中心两英里的一个小区建了自己的家，一幢有许多窗子的红杉木房子，带一个地面游泳池，泳池表面装有自动报警器，以便查德失足溺死。不论在泳池、海滩还是浴缸，切尔西总怕他们会溺水。他们住在一条死胡同尽头，所在的小区又不与外界相通，生活在那儿的人们似乎在用隔绝道路的方式来隔绝外部世界。每次来喝咖啡我都要仔细观赏辛迪的厨房，真羡慕她的无蜡油毯和带自动制冰器的双门冰箱。眼睛在福米加贴塑面的橡木橱柜上浏览，而心却在自己的家中漫步。顺白色铁栏杆走上四级台阶，穿过隆隆响的大门进人大厅，大厅里有张半圓桌，上方是面烫金镜子，是博比的母亲送给我们的乔迁礼物。在你从没有过房子，甚至从没想你会拥有房子时，设想自己在里面走动的感觉非常有趣。记得我们签那些购房文件的那天，这个签三十年，那个签三十年，像大人在棋盘上下棋那样，仔细斟酌这个或那个条款。我们专门去看过房子，像两个孩子似的在房里游荡，空阔的房子里回响着我们的声音。买房子似乎就把我们自己变得像砖泥建筑那样坚固，那样不易摧垮。

　　我记得顺着楼梯往上看时的感觉，楼梯像是在升腾，在向天堂升腾，而不像只是升向有三个卧室和带玻璃淋浴房的卫生间的二楼。尽管到那时他已推过我几次，甚至还揍过我的肚子，可我还从没顺着楼梯往上看过，也没想到过自己居然会被一拳揍在腰背上滚下楼梯。

　　“就要这，宝贝儿。”他说着拉着我到处转，他的声音在空荡荡的没有装饰的房间里回响。虽然那天我屁股上长出了小疮，可我成了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人们可以尽情大谈自尊，而且往往在议论别人时大谈特淡。可换了我要考虑出走时，也就是要离开博比时，我想到的却是要离开我的房子的感受。然而，那些飘动的五彩遮阳篷、小百叶窗、夜晚睡在自己屋檐下那张特别坚固的床上一一床垫是在罗伯特出生那年在家里现做的一一的感觉让我留了下来。若觉得这话听起来有点傻，那就想想打开橱柜，面对大小一致、颜色相同、一排排挂在杯钩上、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盛咖啡的咖啡杯吋所产生的那种充实稳定的感觉。东西虽小，却终年有条不紊。正是这些小东西长期勾留住了我。除了这些还有爱，还有恐惧。不是对博比的恐惧，而是对住推开窗子就是墙的廉价公寓的恐惧；对复归出生的?的那种住房，也就是现在住的这种房子的恐惧：，我曾为房子自豪了十多年，曾为婚姻付出了十七年，谁料还有比狭窄的厨房、肮脏的地毯更糟糕的事。

　　真不知博比发现我们走了，身边没人供他打供他揍了之后会把我们的家糟蹋成什么样子；不知他会对他母亲说些什么；不知他是否告诉了他的朋友；不知他是否已悄悄着手在找我。他有好几个专职从事调查工作的朋友，说不定他给其中一人打过电话。我已走了一百三十天了。八月。

　　九月。十月。十一月。目前该有人会想到帕蒂?班克罗夫特。假如凌晨两点有辆车驶来停在公寓楼前面的路旁，那它会动摇我的世界。辛迪给了我一瓶眠纳多宁片，但我害怕吃，害怕睡得太沉。每个晚上我都时睡时醒，就靠婴儿监听器里传出的罗伯特的呼吸声给我催眠。

　　说来好笑，别看帕蒂。班克罗夫特的人准备得非常充分，我却从来没怀疑过他迟早会找到我们。我总觉得自己是在争分夺秒，争取时间将孩子抚养成人。没着手做时，根本没想到此事十分艰难。而且，见他妈鬼的是，要想不干也太晚了，其实我无论如何也不会退缩。要想干成真他妈需要大量时间和百倍努力，干砸却只需片刻。我们还他娘的一直就没吃准我们这么做究竟是对还是错。

　　伤害早已铸成。罗伯特旁观得太多，他太安静。与别的孩子在一起吋，情况好些，但如果与大人在一起，他总是不祥地静待着出事，像个低头看人手心的巫师。被哄出超市吋，他愤怒、沮丧，可并不吃惊，似乎料到大人们会像汽车警报器一样随时随地、毫无理由地突然咆哮，声音惊人。其实这是博比造成的。而任由博比发作，我也有责任。罗伯特脸上常带一种人们察觉地下室有东西走动，或隔一个街区驶过一辆卡车却以为是远处的惊雷，而产生的神情。上一次在格雷斯公寓里他脸上就有那样的神情。出走前的最后几个星期我一直在想：这是最后一次。是博比最后一次打我。我最后一次见到妹妹。我最后一次锁上门离开我的家。

　　最后一次在格雷斯公寓时，我看到罗伯特的神情变丫，变得安静、警觉了，有那么一两分钟，我意识到他十分警觉，竟然先于我们听到电梯和脚步声。他眼睛睁得很大，肩膀耸起，仿佛努力在使自己变小，小得不能再小，直至微不足道，变得看不见。砰。有人敲门。砰，罗伯特缩成了小老头。太令人吃惊了，手关节与木头的接触声怎么会如此像暴怒声。

　　“他怎么上的楼？”格雷斯说，接着又勇敢起来，笔直地挺起瘦骨嶙峋的脊梁，穿着木屐大步向前，砰，砰，砰，回击门上的砰砰声。

　　“滚，博比，快滚。”

　　“我找我老婆和儿子。”我已能从声音里听出，博比又喝了酒，但不多。“快点。”

　　“滚，博比。你造成的伤害还少？”

　　“这关你他妈的屁事，格雷斯。弗兰妮·弗？你出来，我有话要说，否则我他妈的砸门了。”我能感到罗伯特的肩膀在我的手指下剧烈颤抖，也许是我自己的心在颤抖。

　　“他上这儿来究竟干什么？”格雷斯说，白脸上所有的雀斑此时变得十分显眼。这时公寓厚橡木门外侧传来格格的声音。“我给看门人看过我的警黴，格雷斯?”又是那个声音，深沉的男低音，除我外，这声音在别人耳里就是音乐。

　　不难想象他对看管格雷斯所住大楼门的那个俄国移民，一个身穿褪色蓝黑制服、头戴一顶大小不合适的帽子的老人说话时的模样。博比会叭的一声打开当侦探时我送他的小皮包，而看门人则在他面前后退一步，甚至还可能手举至帽檐处。我有时想，当个警察也真不容易，穿上警服是法律的象征，脱去警服不过是个身穿廉价运动衣、面对一沓账单的普通人。但穿警服有时办事比较方便。

　　“让他进来。”我说。

　　“不。”

　　“格雷斯，让他进来。要么你把罗伯特带到另一房间去，我来放他进来。”

　　我打开了保险栓和两把耶鲁牌门锁，博比说，“哦，弗兰妮，真见鬼。”我不知道他说这话究竟是因为我到格雷斯这儿躲开他，背叛了他，还是因为我这张青一块紫一块的脸，当时脸上的伤还没用胶布包起来。也许他不知道对我伤得有多重。前天晚上他在半夜之后回来，在厨房和客厅里乒乒乓乓地找东西，火气很大，嘴里还嘀里嘟嚕，把我从好梦中吵醒，后来再也睡不着。我不知道自己当时为什么要下楼。我多次反复问自己，尽管帕蒂?班克罗夫特常在电视上说，谁错谁负责。我只知道如果我还像以前无数次那样装睡，充耳不闻楼下断断续续的怒气声，那我现在还会睡在自己的床上，儿子睡在他的床上。也许不会。如果七月下旬的某个星期三我的鼻子没事，那么九月的某个星期六我的下巴就会出事。这个肯定没错。横亘在我们之间的东西就像演变成风暴、飓风的乌云，逐渐变浓变黑，它将我们抓起，然后摔下，最后我们到了莱克普拉塔，伤痕累累，残缺不全。

　　我们压根儿就没什么争吵。也许博比不管是在上班、坐车还是在厨房里乒乒乓乓，一天到晚是在心里与我吵。

　　也许吵的事无非是些节约一段线、一只色彩斑斓的大球等，反正是过去所有争吵的沉渣。你他妈干吗要宠孩子上你妹妹家对我妈穿的裙子看不顺眼上那么长时间的班像要跟我的朋友你的朋友陌生人医生每个人所有人月亮上的人性交那样看我？我穿着白色长睡裙，摇晃着下了楼，走进过道。

　　灯光刺眼，我看不到他的眼睛，只看到橱门和好几只抽屉打开在那里，好像他在找什么东西。也许是在找。博比总是在找东西，只是我们都不知道他要找什么。

　　“博比，你怎么了？”我问，在灯光下眯着眼睛，接着就出事了，就那样。我只记得挨了狠狠的三拳。过了大约一个钟头我才苏醒过来，浑身是血，鼻子和舌头麻木了，鼻梁断了，舌头的边咬破了。我抹了点消炎药，包扎了一下，然后上床在他身旁睡下。我知道人们会觉得不可思议，但那是我的床，我属于那儿，无论如何也不愿让人把我从自己的床上撵走。我醒过一次，听到博比送罗伯特上学，只是醒来时听到房门打开便假装睡着了。等陣比走后，我打电话请了病假，然后等罗伯特回家，花二十五美元坐出租车带他去了格雷斯家，径直进去，就在黑暗中等，没有开灯。她的公寓在后楼，那儿房租便宜。罗伯特就在她房里睡着了。

　　当格雷斯拿着公文包和装满书的手提包进来时，我说：“我摔断了鼻梁。”

　　即使已三十二岁了，可她还是我小妹妹，她站在那儿，皱起了脸，接着往沙发扶手上一坐，捧起我的脸。别看格雷斯瘦小，但骨骼、肌肉都很结实。她也像博比一样练举重，当她将两只瘦骨嶙峋的胳膊上举伸展身子时，可以看到她身上所有关节，身上所有部位，二头肌、三头肌、大头肌像是橡皮筋。

　　“不，你没摔跤，”她说，“这鼻子不是摔断的。你别再说摔断鼻梁了。你的鼻梁是被人打断的。那个狗娘养的。畜生?我跟妈说过他打你，把你的那些事都说了，说了上次吃饭时见过你脸上的大青块、满手臂的指痕。可你知道她怎么说？她说，你这孩子一向笨手笨脚。上帝啊，但愿她能看看你现在的模样。”

　　格雷斯的橡木圆餐桌旁坐着我和博比，袼雷斯带罗伯特去了她房里。这套公寓很小，餐桌就放在客厅的一头，紧靠地下室的窗子，窗外是流光溢彩的第104大街。“你在这里睡哪儿，睡沙发？”他问，“罗伯特睡哪儿？”

　　“你看看我的脸。”我说。

　　“我儿子必须回我家，不能呆在曼哈顿上西区他妈的什么破洞里。你对这个地区没我了解得那么清楚。他在这里会遭罪的。”

　　“你看看我的脸。”我说。

　　“我接你们回去。”他说。

　　“不。”

　　“那我带罗伯特回家。”

　　“我不会让你带走他。”

　　然后，博比看着我的脸，看得非常仔细，神情冷酷。纵然他给过我无数次伤害，但以前从没以这样的神情看过我。

　　接着，他就像在彩排一样，非常冷静地说：“弗兰，你想干什么？报警？”

　　我这时才醒悟，醒悟这是最后一次了，醒悟我该走了。

　　要问我究竟何时决定不再让博比?贝尼代托碰我，那就是在这个时刻。别看这次从他的声音里听不出他的心思，实际上他在幸灾乐祸；在说我掉进了陷阱：在说我被铁链锁在他建造的地下室里，锁在碗橱里整齐地放着花边瓷盘、餐桌上放有插着绢花的花瓶的地下室里；在说我永远也走不了；在说他可以胡作非为，而我却无能为力。

　　正当我们要走时，格雷斯将我拉进小客厅，说了一会儿话。“弗兰妮，求你别回去了。”她说，“我来帮你，我会尽全力帮你的。”

　　“怎么帮？”我说。我昏昏欲睡地站在那里，脸疼得厉害，哪还想得出什么主意。

　　“我来想个办法。”她说。

　　“他想带走我的孩子，格雷斯。”我说。

　　“我们可以不让他带。”她说。我笑了，笑起来很痛，苦笑到一半便成了抽泣。“格雷斯，我们该怎么办，报警？”我说。

　　当晚我作了让步，睡在罗伯特房间的地板上。博比看到地板上的枕头和毯子，想伸手拉我。我蜷缩了一下，躲开了，然后死盯着他的脸。我曾经在精神病病房里见过一个人在注射抗幻觉剂前一直在读他自己写的笔记，疯狂、狂热地读他自己写的那些胡言乱语，仿佛那是宇宙的秘密。当我躲开博比的那只大手时，他看上去有点像那个人的样子。

　　我吃了两片拔臼牙时剩下的解痛药。醒来时，脸部随心跳在有规律地抽搐，蓝地毯上洒着零乱的阳光，房里空空的。我喊着罗伯特的名字，一个房间接一个房间地跑着找他，最后还是给他学校的校长打了电话，校长则打电话给学校日间夏令营的辅导员，辅导员说他在体操房打模拟马球。

　　这个夏令营还剩十天。八月前两周我们在海滩租了一幢房子，长岛海峡的一个小屋。可我不打算去了。

　　我已给下曼哈顿的一家计划生育诊所打过电话，约好第二天去就诊。然后给帕蒂?班克罗夫特打了电话。我敢肯定博比一定以为都是因为他打断了我的鼻梁，弄得我满脸是血的缘故。他以前从没碰过我的脸，就如他从没有触及我的内心深处一样，比如我过去怎样，现在怎样。他的威胁使我明白，我必须逃离此地，躲起来。我怎么办？报警？

　　但是，也许逃跑的真正原因是为了罗伯特，是上次从格雷斯公寓回家的路上他脸上的神态，是经过外面街角处时路灯下他脸上的表情。一种空洞、茫然的表情，一种观看屏幕上一场无聊的电影或在餐桌拨弄食物时才有的表情。然而，一个幼童对父亲威胁母亲与姨时的恐惧、对母亲青肿流血的脸的害怕和惊叫在罗伯特身上不会发生了，或是被深埋进了心底，你看不见，他自己也感觉不到。可第二天他从夏令营回到家，看见我在阳光下的厨房里，我看见了一个正常孩子会有的那种恐惧与害怕。但只是昙花一现，等问了我是否出了什么事故后，又是一脸的漠然和僵硬。他童年里见到这么多事故，但它们都属谎言。

　　那就是我为什么和如何在那个时候离开了家的原因。(LZ)

　　佛罗里达的冬夜很漫长，在长风的呼啸与低吟中，我心中想象着博比在爬房顶、站门口、撬窗户。我有的是时间去想象。那是真话。那就是我为什么要离开的原因。你知道，我是个护士，是个天主教徒，是个母亲，是个妻子，而且丈夫却要从她身上吸出灵魂，放进他的口袋。做起自己的事来，我确实笨手笨脚。但为罗伯特，那却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

　　第　十　一　章

　　“哦，仁慈的上帝，你一定是贝思。还有罗伯特：”

　　辛迪说得对，她母亲又瘦又黑，似乎被太阳晒干了，成了个葡萄干似的女人，而女儿却长着湛蓝的大眼睛，动人的笑脸。她往边上挪了挪，将我们让进屋，手臂伸直，好像我们正受到某种魔力的迎候。

　　“圣诞快乐！”克雷格说着从长沙发里站起身，手里拿着一杯蛋奶酒，杯上有雪花图案。

　　“圣诞快乐！”迈克?赖尔顿说，他正坐在他的旁边。

　　“你好，赖尔顿先生，”罗伯特说，“你怎么在这里？”

　　“贝思，到这儿来！”辛迪在厨房里喊。

　　年轻时我常在圣诞夜和圣诞日去医院值班，让年龄大些的女人在家过节，让她们与孩子在一起，为亲戚做菜做饭。不过，我们也设法在外科楼层的休息室或急诊室里自己过节，五颜六色的盘里盛满各种肉和奶酪，胡萝卜做成的玫瑰作为装点，还有盛着奶油甜馅煎饼卷和奶油泡夫的碟子，小圣诞树上点缀着一些助手做的油毡纸装饰物，用胶纸做些闪闪发光的铃和星星，上面写上我们每人的名字。后来，我们一一我、博比以及罗伯特一一自己过圣诞节。圣诞夜的晚餐在安?贝尼代托家吃，吃浓味酱海螺肉，吃鱿鱼，吃腌鳕鱼干。然后在布鲁克林的寒夜中，沿着亮如白昼的大街步行回家，一路可见灯火通明的草坪、驯鹿、雪橇和康斯坦茨先生的家。康斯坦茨先生的家每年都上《每日新闻》，因为它用价值五百美元的康爱德果汁装点了整整一个星期。早晨去圣斯坦尼做弥撒，孩子们手抓一年里最喜欢的玩具，尼加海龟、电动巡逻骑兵、战斗兽，晚饭吃得很早。客人离去后，洗碗机嗡嗡作响?罗伯特上床，四周的新玩具堆成了壁垒，空气里充满新塑料和冬青树气味。这时，博比会放他的纳特?金?科尔唱片，听到《栗子在篝火上烧烤》那首歌时，他会挽起我的手臂?与我慢慢地、神情严肃地绕着我们的小客厅跳舞，嘴里用男中音和着唱起来，只是随着年龄的增长，音调变得不那么稳定。如果我闭上眼睛，心里轻轻地哼起那首歌，就能感觉到他，就能闻到他的气息。

　　那天早晨起床穿衣时，佛罗里达的天气给我解了围。

　　天气暖和得像四月的纽约，很难相信雪地会有驯鹿或滑雪橇。就连罗伯特也感觉到了，“穿着短袖衬衫去过圣诞节，真不可思议。”他一边给电子游戏机换新电池，一边说，“不可思议”是他新学的词。“到别人家去过圣诞节，不可思议，”后来吃麦片时他说，“没有大一点的圣诞树，太不可思议了。”他含糊不清地说，把碗放进水池。

　　“我只买得起这么大的树。”我说，声音在发抖。“我只买得起那样的礼物。我只能让你过这样的圣诞节。”

　　“只是觉得不可思议。”罗伯特说，他的声音也在颤抖，我紧紧地抱住了他。

　　“不可思议不能与你爸在一起，”我说，“还有你格雷斯姨，还有奶奶。在圣诞节不能与你所爱的人在一起，是世上最残酷的事。”

　　“但有我跟你在一起。”他说。说得很甜，他有时会说这样的甜话，就跟他父亲一样带有双重性，一面是怨天尤人，另一面却又逆来顺受。当我开始那一天时，心里曾转过这么个念头，不知博比是不是也在做同样的事，甚至端着杯红葡萄酒坐着对一位同事说，“啊，谢天谢地。”而同事的妻子却在看火腿是不是可以浇糖浆了，孩子们正在为他们的新玩具而争吵。我低头看看罗伯特发亮的头发，心里明白，无论我多么需要这样的日子，都已不可能有了。“我的儿子。”

　　博比常这么喊他。“我的孩子。”一副私有的口气。我的妻子。我的姑娘。他永远不会放过我们。我知道他在某个地方听圣诞歌，内心极度苦恼。罗伯特去了勒尔巴克家楼上，帮查德搭他的新多普勒积木，我进厨房把卒迪的焙粉饼干放到面包片上。

　　“妈妈，亲爱的，你去坐吧。”看到海伦?曼福德跟着我进厨房，辛迪说。海伦正无聊地拉小圣诞老人胸针上的绳子，使圣诞老人的眼睛红亮起来，有点像魔鬼。

　　“我小时候也有过这样的胸针。”我说，“有一年我有过一件红色的圣诞节大衣，胸针就别在胸前。”

　　曼福德太太笑笑。不管干不干农活，脏不脏，她依然有一种美，她的那身筋骨以及身架永远能够经得起烈日的暴晒以及漫长艰辛的劳作。她女儿在她身旁，嘴唇闪亮，头发拳曲，看上去像是匆忙拼凑的仿真品。　

　　“说下去，讲给她听听。”辛迪说，呷了一点白葡萄酒，给我倒了一杯。男人们在客厅里说话，声音像打雷。

　　“得到那枚胸针时我还是个姑娘，好像只有十四岁。我很喜欢，简直是爱不释手。当它不再红亮时，我甚至让公路边的珠宝商给想办法配个新电池。”

　　“我七八岁时，”辛迪说，“天刮起了飓风，他们把我们疏散到中学去。妈妈跑来跑去，到农场上去拿相册、录音带、账单和发票之类的东西。她突然大喊一声，跑回她的房间，出来时握着拳头。‘哦，可怜的，海伦。’我父亲说，一定是因为那枚圣诞老人。”

　　“当你拥有他时，你最好悉心保护。”

　　“哦，可怜的妈妈，你会长命百岁的。”辛迪将后炉火关小，果酱已煮开。“我要让大家这顿饭吃得饱饱的。”

　　“圣诞节我不想听到任何有关胆固醇的话。”曼福德太太说，“现在胆固醇太多。辛迪?李，你一边喝酒一边烧饭可不好。你会在火炉上烧伤自己的。”

　　“这是葡萄酒，妈妈。想来一杯吗？”

　　“不要，太太。”曼福德太太说。

　　“把这些椒盐山核桃拿去放在桌上，让那些男人咬咬吃。”辛迪说，递给她母亲一只碗。

　　“嗯，闻起来很香。”曼福德太太迟疑地说，拿着东西进了隔壁房间。

　　“客厅里有一个客人你没跟我说起过。”我对辛迪说。

　　“哦，你们是朋友，我想就不必跟你说了。”辛迪说，“拿着火锅。”她将奶油洋葱倒进去，然后让我到桌边去，递给我一只银盖。

　　“你就想说这个？”

　　“哦，天哪。那个可怜的人，明天他妈和两个妹妹要带孩子们来。他告诉帕特里尼太太，今天他要呆在家里整理整理。她准备带他去她家，给他吃羊肉和那些她向我描述过的豆制品。你自己该邀请他。”

　　“我们准备上这儿来！”

　　“瞧，我免去了你的麻烦。”

　　“你本该告诉我。”

　　“正巧你穿得很漂亮，穿绿色很好看。不像大多数的金发女人，她们穿绿色脸色就惨淡。”她眯着眼看了我一下?“等等。等等。我没喝晕，我注意到你没戴眼镜。你终于买了隐形眼镜？”

　　“给我些安宁吧，让我干些什么。”我说。

　　“你早就知道他要来。”辛迪格格地笑着，我用一块洗碗布去打她。

　　辛迪的圣诞节里有葡萄干酱烧火腿、甜薯带着药属葵糖浆浇面、奶油洋葱与嫩豌豆，客厅间的壁炉上有纸折的天使，一一棵银白色的人造树上有红色的灯和各种点缀物。“我懂，我懂，这看上去俗气。”她说，我碰巧见她买罐装冬青香水，“可我受不了在地毯上挑松针这种细活。”

　　克雷格在给壁炉生火，其实室外温度有华氏七十度，室内还开着空调。他、迈克，还有他岳父在谈论橄榄球排名表、职业、大学、本地中学什么的。还有，拉卡塔市长究竟是骗子，还是出色的政治家，或者两者兼而有之。辛迪父亲埃德前倾着身子说得最多。他个子很矮，像只消防栓，而克雷格却高大精瘦，不爱说话，淡褐色头发又浓又密，他的笑像肌肉在抽搐，他对此既不加克制也不鼓励。他与辛迪在同一间房里时让人觉得他们的婚姻很和谐。辛迪主管着孩子们与室内装饰，起着调节家庭气氛和社交的作用。“他是我的磐石。”她喜欢这么说克雷格，他这人有点像石头，遇事无动于衷，化石一般，才四十就显得过于老成。但我却有点喜欢他，因为他任辛迪在他身边打扫，任她就瓶盖、纽扣这样的小事骂他，似乎世界上最让人高兴或最合理的事就是挨骂。那晚他更讨人喜欢，他在晃动的铜质枝形装饰灯下起身，裹在一串无边际的仿真枝叶和红色绸带里，裤腰带上塞着一块洗碗布，举起一杯白葡萄酒，气喘吁吁地说：“祝大家圣诞快乐。”迈克、贝思和罗伯特，谢谢你们与我们一起欢度节日。”

　　“谢谢你。”我说。

　　“小姐，先别说话。”埃德。曼福德说，一边埋头吃碟子里的东西。“你还没尝尝这个呢。也许你不知道我家姑娘是个小有名气的厨师吧。”他说着大笑起来，笑声短促，咔咔咔的，小个子男人常这么笑，听上去并非真的快活。“我可不是在说朱利?查尔德①。”

　　“大家吃吧。”辛迪轻轻地说。

　　“你是护士，或护士助手什么的，对不对？你有没有遇到过尸毒病例？”咔咔?咔咔。“克雷格，蛋白胨在浴室里，是吧？”

　　“埃德，又来了。”海伦。曼福德说，同时用叉子翻着甜薯，像是在找底下藏的宝贝儿。

　　“她没跟你说过第一次烧饭的情况？”埃德。曼福德又说道，向我探过身子，结实的上臂差点碰到我侧胸，我尽量往椅子里坐。“鸡烤得真馋人，又黄又脆，跟烹饪书里的照片一样。就一个小问题。”又是咔咔声，这次不无讽刺味儿。

　　“她没解冻。鸡肚里鲜血淋淋，是生的。好在我们的冰盒里还有大香肠。”

　　“那是二十年前的事了，爸爸。”辛迪说。

　　“去年足球赛时她做了一次野餐，”迈克说，“那可是我吃到过的最味美的炸鸡。还有你带来的那个巧克力蛋糕，也非常好。”

　　“海伦，还记得小姑娘三岁生日时的那顿烧烤吗？”曼福德说，似乎迈克并没开口说过话。“我一晚上呆在卫生间。

　　一直没明白是土豆沙拉还是小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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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朱利?查尔德，美国电视上讲授烹调课的主持人。

　　“别人都没事。”辛迪说，但他没理她。“你的火腿怎么样，海伦？”他问道，“熟了吗？”

　　“好极了，”克雷格?勒尔巴克说，“一切都很好。就像往常一样。”

　　“是这样。好极了，辛迪。菜太好了。”迈克说。

　　“教书挣钱不多吧？”曼福德先生说。

　　“不多，”迈克说，“你得爱这一行。”他朝我笑笑。“还得有幽默感才行。”

　　“调羹。调羹。调羹。调羹。”查德在屋子一头的儿童桌那儿喊。

　　“轻点声，小家伙。”埃德?曼福德说，同时将食物大口地往嘴里送。

　　“调羹！”查德又一次快活地喊道：

　　“做个乖孩子。”海伦说。

　　“别管他，妈妈，”辛迪说，“今天是圣诞节。”儿童桌旁的罗伯特正在跟查德说悄悄话，给他喂甜薯，教他聚会时的拿手把戏是乖乖的，安安静静的。教他等大人们说话的嗓门变大时，要设法不引入注意。

　　饭后我们在客厅喝咖啡，石头壁炉里闪着蓝色的火苗，曼福德先生在躺椅里睡着了，辛迪和她母亲饭后服了阿司匹林。切尔西用假日巴比娃娃在打查德，因为他弄乱了巴比的头发。后来她被送回房间，就穿着红边假日裙趴在床上睡着了。“妈，你不可以在圣诞节这么坏。”上楼时她哭着说，巴比的头砰砰砰地撞在踏板上。听到查德时不时在楼上喊“鱼！”我才知道罗伯特在给他讲“一条鱼，两条鱼。”

　　“我跟他说，只要他好好睡，我明天就跟他踢球。”罗伯特后来下楼时说。

　　“谢谢你，亲爱的。”辛迪说，头在丈夫的臂弯里侧了一下。楼上隐约有“球！球！”的声音，我们听了都笑了，只有曼福德先生与太太没笑，一个在打呼噜，一个在整理厨房，辛迪劝过她三四次，让她别洗。

　　迈克理所当然开车送我们回家。我们没来前辛迪就已吩咐过他。带状的灯光像雾中的装饰灯，所有停车场都空荡荡的，这是我们到莱克普拉塔后第一次、也是一年里仅有一次才能见到的情形，似乎大家不约而同地决定这一天不吃廉价汉堡包，不用省劳力的器具，而相聚在各家的客厅里。我们路过普瑞斯俱乐部仓库后面的活动房子，路过煤渣块砌成的小屋，这种小屋没一个超过两间房的。我相信，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圣诞节风俗，也许既不像那晚我们在辛迪家所经历的，也不同于我们希望经历的。我不禁想起了辛迪曾经与那个想在农场上安家落户的杰克逊?伊斯林顿恋爱的事，不禁想起了埃德?曼福德粗短的手，他的手上隐约可见黑泥土花斑，这些花斑深深地刻进了他的肌肤，无论怎么擦洗都不会消失。他把他盘里的东西一扫而空后，再弄了一盘。

　　“如此讨厌的人怎么能生出像辛迪这样可爱的人来？”

　　回头看了看后面，确知罗伯特正沉浸在他的新电子游戏里时，我轻轻地说。

　　“问得好。”迈克说，“我们常见有些孩子很可爱，而父母却很糟糕，而有些很不错的父母生的却是些粗野的孩子。”

　　“你再看辛迪和克雷格，好像很正常，可切尔西却见什么怕什么。辛迪不敢用电动刀切火腿，因为电动刀让切尔西产生幻觉。我一向不喜欢用电动刀，老式刀切东西一样方便。辛迪说，切尔西一听到嗡嗡声就以为有人切断了手。”

　　“我觉得这种恐惧心理与辛迪的姐姐有关。看得出，辛迪父母跟她不怎么亲也就是这原因。别看你觉得他们该感谢辛迪，可他们眼中看的是辛迪，心中想的却是凯西。”

　　“辛迪没姐姐。”

　　“有过。她没告诉过你？”他摇了摇头。“不可思议。每个城市都有这样众所周知的故事。她知道迟早肯定会有人跟你说。辛迪是双胞胎。生双胞胎的人家，主要是生姐妹双胞胎的人家常将双胞胎打扮成鬈发、穿玛丽?简女鞋和相同的衣服。据我所知，曼福德太太也是这样做的。我听说的是，她们的母亲有天派凯西到玉米地里喊她们的父亲回来吃晚饭。他正开着一辆大拖拉机，此地用的是那种轮子很大的约翰?迪尔牌拖拉机，人坐在上面远远高出地面。显然他压根儿就没看见她过来。有人对我说，他当时以为撞上了一块石头。”

　　“天哪！”我说。

　　“是啊。要是我是那个父亲，那还不如让我去死。但我也会这么想，我要更加珍惜剩下的那一个。”

　　“真难相信，辛迪从没告诉过我。”

　　“也许谈这样的事对她来说太难了。”他说，同时将车在房前停下。“到了。”

　　后座上的罗伯特已经睡着了，手里的游戏机仍在嗡嗡响。迈克抱他进去，放在长沙发上，转身要走。我们的客厅有棵小树，种在一个湿沙桶里，上面有我在削价店里买的玻璃球、纸苹果，树下有几个包裹?我给了他一个。“圣诞快乐！”我说，“我今晚没带，我不知道你也会去。”

　　“我也不知道你会来。”

　　他从盒里拿出绿色的外套，在眼前举了起来，似乎以前从没见过外套似的，不知该怎样穿戴，也不知它是何物。长沙发上的罗伯特动了一下，然后坐起来。“很好看的外套。”

　　罗伯特轻轻地说。

　　“如果你已经有一件……”我说。

　　“没有：”迈克说，“谢谢，我正需要。”他笑了。“明天我把礼物送来。我没带，因为我不一一你明白。”

　　“圣诞快乐，赖尔顿先生。”罗伯特说。

　　“赖尔顿先生觉得给他的礼物很不可思议。”后来当我给罗伯特掖被子时，他对我说。

　　“我想他并不喜欢，只是不想失礼。”我说。

　　“我喜欢所有的礼物。”罗伯特说。

　　“我也是。”我说，“我爱你，宝贝儿。”我抱了他一会儿，意识到让我搂着，他很不自在，身子很僵硬，不再那么柔软。

　　眼泪从我脸颊上流下，落到他脸上。

　　“我也爱你，妈，”他说，“这个圣诞节我过得很快乐。别伤心了：”

　　“我不伤心，亲爱的，不伤心。”我在厨房里拿起电话，放下，再拿起。我拿不准给谁打电话，拿不准是否打得起电话。二天前到了电话费账单，帕蒂。班克罗夫特打来了电话，冷冰冰地问起十一月二十四日晚上那个长达二十三分钟的电话。给格雷斯的电话分分秒秒都珍贵，根本不觉得有二十二分钟长，好像没有多少时间。“留下电话记录，后果不堪设想。”帕蒂?班克罗夫特的话冷若冰霜。

　　“谁能见到我的电话记录？我自己都见不到。我甚至不知道它们在哪里。”

　　“节日是个难熬的时刻，伊丽莎白。”她说，“人们在节日给家人通通话，寻找他们的人也清楚这一点。对知道怎么弄电话记录的人来说，弄一份真是小事一桩。不费吹灰之力。”

　　我不喜欢她说话的那种口气，简直像跟一个孩子说话，跟一个十多岁的女孩说话，而且这女孩很蠢，竟然跟朋友在电话上聊了那么长时间，却又全然不清楚这么做的后果。

　　但是她确实把我吓住了。我在厨房里拿起电话机，又放下，然后再拿起。电话机里的拨号音转成了开启后声调很高的嘟嘟声，接着是录音电话悦耳的低语：“如果你想打电话……”我挂断了电话，然后再拿起电话，拨了贴在厨房门框上的卡片上的号码。

　　“你好。”她说，声音有点沙哑，似乎那天没机会用过嗓子似的。

　　“你好，莱维特太太。我是贝思?克伦肖。我知道时间很晚了，只是道声圣诞快乐不会要紧吧？”

　　背景里有说话声，还有音乐声。“是不是时间不合适？”

　　我又说了一句。

　　“哦，不，”她说，“我和欧文在看《白色的圣诞节》，对不，欧文？一部圣诞节的电影，可以凑合吧？当然与有圣诞树不一样，对不对？那个罗斯玛丽?克卢尼真糟糕，她太肥了。

　　年轻时她还很漂亮。”

　　“是啊。”

　　“可是你得留神，年龄大起来时有些方面得注意，否则其结果就是臀部这儿会往横里长。现在她只穿穆穆袍①。”

　　“但声音还很美。”

　　“很美。圣诞快乐，护士太太。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欧文喜欢你。我看得出来。我对他说，欧文，是你喜欢的那个。”

　　“真高兴。告诉他，说我谢谢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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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穆穆袍?一种色彩鲜艳的女式宽大长袍，最初为夏威夷女子所穿，现流行于美国全国。

　　“我们星期二再见，是不是，欧文？我有点小东西给你孩子。”

　　我又给辛迪打了电话，尽管才离开她。“我只是想再说声谢谢，”我说，“你的晚宴、礼物什么的真救了我一命。”我想到了辛迪的同胞姐姐；想到了她早年的岁月，那时她不用照镜子就能看到自己的形象；想到了凯西去叫埃德?曼福德吃饭时，不知她是坐在厨房里，还是坐在她们的房里，或坐在其他什么地方；想到了她听到喊声及尖叫声时的情景。

　　或许什么声音也没听到，听到的只是一片寂静，而片刻前那里的生活还是一切正常。有关杰克逊。伊斯林顿的故事很动人，却不真实。我没什么可抱怨的，我也给她讲了一个动人的故事，一个修女的故事。可也不是真的。

　　“我爱你，宝贝儿。”我说。

　　“我也爱你，亲爱的，”她说，“我得上床了。酒喝多了。”

　　我在厨房里给自己倒了杯水，站在客厅的窗户旁边喝着，用两只手指挑开窗帘叶片，从豁口处看着窗外院子的上方，黑暗的院子里挂着各色电灯。后来还是上了床，脑子里一遍遍地响着纳特。金，科尔的歌声，胃里因喝了酒而翻腾不息。

　　我想到紧挨着我的埃德?曼福德，想到在农用拖拉机大车轮下消失的卒迪的姐姐，还想到了博比。去年圣诞节他给了我一枚半颗心，一根曲线将一颗心从中间分开，它挂在一根粗粗的金链上。另半颗则挂在他的脖子上，挂在他挂奇特勋章的链子上，那是个圣母马利亚像，是他父亲当警察时他的父母给的。安。贝尼代托不同意把这枚勋章随她丈夫一同埋葬，而是给了她儿子。我将我那半颗留在了我的首饰盒里，压在化妆品下面。但我知道博比已经找到了它，他的心，他被抛弃的心。也许那就够他受的了。也许他已经放过我了。也许他正在另一个女人耳边唱纳特。金?科尔的歌，那女人是他找来填补我走后的空缺的，她不会使他生气，不会使他变得卑劣，她拥有一切优点，没有半点缺陷。

　　当圣诞节的黑夜来临，夜渐深并开始走向第二天的凌晨时，我神思恍忽地睡着了。

　　迈克?赖尔顿第二天上午路过时拿来了两包礼物，包得漂亮华丽，是百货店礼品包装柜台的功夫，上面有金属片的星星和亮闪闪的丝带。“我以为你今天有客人。”我说。

　　“他们三点到，”他说，“我只需将一切都塞到橱里就整理干净了。”

　　他给罗伯特一件扬基棒球队的棒球衫，蓝白细条。给了我一件跑步用防雨外套，深绿色超薄型的，跟我送他的那件多少有点相似，只是他是大号的，而我是小号的。我当时脸上的表情一定很滑稽好笑。

　　“别跟辛迪说，”迈克说，“否则她会一直议论到明年圣诞节的。”

　　第　十　二　章

　　新年除夕，学校里到处是孩子、气球和热狗车，还有小丑表演，那里正举行安全之家联欢会。迈克忙上忙下，我只能隔着拥挤的快餐店向他远远地挥挥手。节日不久就结束了。足球赛季一停，接着就是篮球赛季。罗伯特每周放学后训练三次，每个周末都有比赛，回家作业也很多，往往是离开写字台，直接去水池旁刷牙洗脸，接着上床睡觉。珍妮弗买了辆新轮椅，教会了我怎么玩“摧毁”电脑游戏，可她总是赢家，分数表上的高分显示她的姓名和姓名首字母的缩写。我与辛迪摆摊廉价出售图书馆里不需要的书，弄得两人的手脸满是陈垢老灰。一月底的一天，当我从莱维特家步行回家时，看着现在已熟悉的窗户灯光，心里突然觉得这种曾令我生厌的生活已开始变得舒服起来，生活在平凡的劳作中让人觉着真实、持久。同理，日常工作给我带来的是一片宁静，我多次做过这样的工作，因此做这些我娴熟的小事只会觉得内心很宁静，它不用费多少神，我的手脚早已对此熟悉透了。

　　尽管不再草木皆兵，但也不是一味愚勇。我依然留神市场和所有球类比赛时的人群，像线人一样小心地搜索着职业杀手。不仅要留神博比，留神他的黑头发和他鹰一般的外貌，还要时时留神他的叔叔杰拉，以及其他过去跟他同用一辆警车、现已退休的警察，另外还要留神一个在圣斯坦尼认识我俩的女人。如果想在美国销声匿迹，你会觉得这个国家太小。假如你说自己是奧马哈人，那么任何你遇见的陌生人都会跟你说，他在那里有亲戚。我之所以能来莱克普拉塔，并像一块落进深水中的石头完全被它吞没，确切原因是这里说不上是个集镇，只有一群互不相识的人聚集在一条狭窄的商业街四周。这儿没有哪一个家庭在现住地所住时间超过三代人的，甚至连几代人生活的痕迹也见不到，比如像儿子或女儿住在离生养他们的父母一两条街之远这样的事。

　　有个星期六我们去城外的娱乐场庆祝儿童篮球队荣获第一名。娱乐场大多大同小异。其实如果看看他们让你买的一大把乘坐游乐车车票上的名称，或在亮闪闪的圆形场地四周停着的卡车上的华丽标语，你会觉得在空旷的佛罗里达看到的名字与在威斯契斯特中学停车场或伊利诺伊州奥克帕克商业区外所看到的名字是一模一样。韦斯特海默娱乐场，詹森娱乐场，里克特娱乐场。人们只是将它们用拖车钩在一起，或者扔到卡车平台上，其中有恐惧屋，有不是失败就是赢了也只奖廉价儿童玩具的游艺比赛、翻斗旋转车、旋风器。三天后，他们又收拾好一切，拖到另一个城镇。

　　博比从不让罗伯特在娱乐场乘这种车。要是巴迪、杰米或其他哪个朋友想拉我们去，而不是在后院里做烧烤，他会悄悄地说：“你看看那些邋遢鬼。你以为那些玩意儿上的螺丝他们拧得有多紧？你看那些家伙会认真用扳手扳紧吗？”就连水深只有两英尺的臭水中的小轨道船或车箱离地高度不及罗伯特童车的龙车也不让座。别人家的孩子随着龙车上下翻腾时在车箱里一边大喊大叫，一边向我们挥手，而罗伯特只好站在博比身边，瞪大了眼睛，一只手被博比拉着，似乎我没能意识到这个地方显而易见的、不可否认的危险，这使我与他产生了距离，他可以买玉米花胶糖、棉花糖，但不能买文身女人在大烤锅上烤的热狗、胡椒粉香肠。“你疯了，弗兰妮？”博比会这么说：

　　“想吃热狗吗？”我一边在安排食物一边问罗伯特，我们正在把男孩们安顿在条状野餐凳上。罗伯特听后点点头，然后笑笑。这一笑对我意义非同小可，也许是一种鼓励的信号，是对搬到一个新地方的鼓励，在那里我们有新规矩和新习惯。热狗不再危险。我们过着一种全新的生活。有时，特别是每当出现这样情况的时候，我觉得生活是属于我自己的。“伯恩森太太在学校要我们谈一次冒险经历，”有天晚上罗伯特在吃剩下的卤汁面条时说，“我谈的是搬到一个你从没去过、谁也不认识的新地方的冒险经历。”我不知道当时我脸上是什么样的表情，只听他接着又说，“我没说以前的事，只说现在，如遇见本尼等等。”

　　“你是世上最好的孩子。”我说。

　　卡斯特罗先生是纸制品厂的夜班看门人，他答应一起去娱乐场，帮我和迈克看管孩子，不让他们乱跑。他还带上了本尼的小妹妹桑迪，作为她五岁生日的特殊待遇。他紧抓着她的手，而她手舞足蹈，微笑着喊：“爆米花，爸爸！买爆米花，好吗？”贾森?伊林的父亲也来了，跟每场比赛一样，他拿着摄像机，拍了贾森坐冷板凳的镜头，那孩子佝偻着，活像个老头。迈克让贾森上场玩了两三分钟时间，让他父亲拍他。迈克让每个队员都上场玩，谁都不拉下。“拿着你的汉堡包。”伊林先生这时喊道，但贾森只当没听见，只管弓身吃荷兰烤食，喝根汁汽水。辛迪也与我们一起来了，因为另一个孩子的母亲说来不了：她推着查德坐的小车，切尔西站在辛迪与手推车车把之间小小的空间里，我设法将她哄到野餐长凳上，她则坐在那儿慢吞吞地、若有所思地吃着热狗。

　　“我不喜欢坐游乐车：”切尔西说：

　　“告诉你个秘密，”我说，“我也不喜欢。这些车总让我觉得要吐。”切尔西点点头。

　　”十一，十二。”迈克在轻声数数，我笑了。“他们都在这儿。”我说。

　　“在这种地方管住十六个孩子真不容易。”他说。

　　“是的，但不必十六个都管。贾森始终在电子监控下?而我不会让罗伯特离开我的视野，罗伯特又总与本尼形影不离。卡斯特罗先生的眼睛始终盯着乔纳森，那孩子总给本尼难看。剩下十二个了。我与辛迪在车上将这十二个一分为二，分头看管?因此，你的事只剩下发游乐票了。”

　　当然，等大家将吃剩的午餐包进包装纸里及锡箔纸里后，噼里啪啦地扔进圆鼓鼓的金属垃圾桶时，事情就没那么简单了，人多手杂，上上下下，乔纳森?格林结实的背对着我，他一脚没踩好，踩进了垃圾桶里，当时我怎么会那么高兴？同时只听迈克大声喊道：“坐斜转盘！”于是大家都奔向游乐车，有些则到处乱走，去用实心球扔牛奶瓶，去买蹩脚的首饰、糖衣花生，看陆军备用坦克。

　　“你管一下乱走的那几个好吗？”我问辛迪，她正拿面巾纸和从自制柠檬水摊上要的水在擦裙子上的芥末。

　　“不行，她挡在我的前面。”她说道，低头看看切尔西。

　　“我自己都要拉下了。”

　　“切尔西，”我弯腰说，“跟我去看看坐转盘的人是不是没事好吗？”

　　“我不想走。”

　　“我也不想走，所以我需要你帮忙。”

　　我握着她的手，她的手心里全是汗，但手听话地弯曲着。辛迪把她的头发梳成法国式的辫子，给她穿了条粉红色短裤，一件相配的衬衫，裤腿和袖口都有花边。“你今天真漂亮。”我说。

　　“你也很漂亮，”切尔西说，“你穿衬衫很漂亮。”

　　“这是一件T恤，不是衬衫。是你妈妈给我的圣诞节礼物。”

　　“我知道。她喜欢给别人买衣服。”

　　“他们要我继续坐。”迈克从斜转盘的一个车斗里喊，夹在两个小男孩中间，两手分别搂着一个孩子。

　　下来时，他转着眼睛说：“唯一使自己不呕吐的办法是确定一个固定的目标，目不转睛地盯着目标。”

　　“真的？”

　　“那是我的理论。”

　　“管用吗？”

　　“到现在为止还管用，”他说，“我只是死盯着你。”

　　我觉得自己脸红了，他也是。“下面干什么呢？”我说。

　　“吃晚饭、看电影如何？”我们两人都低下了头。“别在意。没想到我会说这个。天哪，赖尔顿。”

　　“贝思，我很想上厕所。”切尔西说。

　　“我们将到恐惧屋。”迈克说。

　　我们回去时他们还在排队。贾森父亲在拍排队的男孩，嘴里对每一个喊道：“你的名字是……”他们的前面是一群弱智孩子和他们的老师。孩子们别着姓名牌，面带笑容在阳光下蹦跳，对恐惧屋外的妖魔鬼怪画翻白眼。“一定要看了有位老师问，他们都点了点头。但一进去我们就听到尖叫声、哭喊声，收票人将烟头扔进草地，骂了起来。“让你的人退后一些了他朝迈克吼道，迈克伸出双臂，似乎要驾驭一队难驾驭的士兵。

　　“把他们带出来！”他朝恐惧屋里吼起来。过了一会儿，那些老师与孩子经黑色的门从上坡道下来，大人惭愧得满脸通红，孩子们则大汗淋漓，似乎片刻问所有能想到的恐怖东西都在廉价电子闪光灯下朝他们扑来，要挖他们的心肝。

　　“哇！切尔西说。

　　“快走！收票人朝迈克大吼。

　　“伙计们，你们还想看吗？”迈克转过头问。

　　“哦，真要命。”收票人说。

　　之后是坐毒蛇车、碰碰车。切尔西想坐碰碰车，却正好看到有辆车碰墙时棚顶链杆发出了火花。“你就什么也不坐？”辛迪说，“要坐吗？可以坐小马驹。”

　　“也许稍过一会儿。”她说，

　　“漂亮的姑娘。”卡斯特罗先生说：

　　“谢谢。亲爱的，说谢谢。”辛迪说，声音响了点。这时，克里斯托弗?梅嫩德斯吐了起来，卡斯特罗先生带他去了男厕所。

　　“哦，上帝，回家时别把他安排在我车里。”辛迪说。

　　“这点子出得真够呛。”迈克说。

　　“不，不见得，”我说，“世上有不少事情做的时候远不及事前或事后听起来那么有吸引力，眼下正是如此。”

　　“这正是我喜欢她的原因。”他转向辛迪说，“多数女人会说，对，这点子够呛，我们还是走吧。或者说，不，这主意不赖，我们玩得很痛快，其实都是废话。而她却相反，说出了刚才的话，而且真实、准确。”

　　“我也就喜欢她这点。”辛迪说，口气像是在扮演学校剧里天真无邪的少女。

　　“玩过弗里斯转轮后就结束，怎么样？”迈克说。

　　“好的。”我答道。

　　辛迪看看自己修剪过的指甲，又将目光移向迈克的背影。迈克正挤过人群，去碰碰车那儿跟孩子们说转过第五圈后集合。她皱着眉在擦食指指甲，似乎修剪得不好?查德伸开四肢在手推车里睡熟了。“我没意见。”她最后说。

　　“很好。”我说。

　　我们两人都不说话了，是成人特有的沉默，是因从早到晚与孩子在一起而疲劳得不愿开口的沉默。我觉得迈克、本尼森太太他们天天与孩子们在一起，整天乐呵呵的，真不简单。即使现在，在他站在孩子们后面等待弗里斯转轮清空的时候仍与孩子们有说有笑，让他们排好队，而我只会训斥他们。轮到我们的孩子时，弗里斯转轮刚好坐满，它慢慢地转动起来，眼前掠过一张张笑脸，一只只向下面父母朋友们兴奋挥舞的手。虽然还只是午后，但每个场地的圈灯都已亮了。白天在延伸，在暗下来，两圈蓝色的灯光出现了，云在我们周围平展的场地上方汇聚起来。

　　我低头看看。切尔西的脸正向后仰着，嘴巴微微张开，看其他孩子向上转，我觉得我看到她眼中有一种忧伤的神色，那种坐轮椅的孩子看其他孩子奔跑时的忧伤眼神。我当护士时常见到。紧接着，我又看到她有了另外的神色一一惊恐，就在这吋，只听一阵撕心裂肺的声音，我以为是哪辆转轮发出的声音，抬头一看，只见弗里斯转轮上一个悬在半空的座位上挂着一个孩子，孩子尖叫着，像是哭，又像是喘息：啊一哈一啊一哈一啊。

　　我拉着切尔西向前跑去，另一个孩子已摔在弗里斯转轮旁的土堆上，是个穿蓝短裤的男孩，理着罗伯特一直要求理的那种平头。我跪在他旁边时，切尔西轻轻地说：“他死了。”大人和孩子拥过来想看个究竟。又是一声可怕的尖叫，我听到了第二个孩子身体的击地声，显然她也摔下了，与前一个只相距几码。

　　“别急。”我转过半个身子喊，与此同时我又恢复了自我一一急救室里毫不慌张的弗兰妮?F?贝尼代托护士。

　　“这是关键时刻。孩子会垮的，很关键，让我来救他。要救他，你们必须向后退。[致纯书苑]

　　“哦，我的天！”有个女人在尖叫，听声音很熟。“哦，上帝！”迈克来到我身后。我说：“让辛迪控制住他们的妈妈或奶奶，管她是谁，把她带走，让她安静下来。让辛迪跟她撤个谎，说我是医生，孩子没事。你懂CPR吗？”

　　“懂。”

　　“不，我指的是真正的CPR，不是帆船俱乐部的一个班级。”

　　“我确实懂CPR。”

　　“那你快去快回。”我抬起头，提高了嗓门。“我需要一根领带或围巾。”我喊道。我看着四周，女人们穿着T恤衫和磨边短裤，男人们穿着牛仔裤和汗衫，于是又说，“或者一根皮带，皮带也行。”

　　CTR是心肺复苏法，由懂行的人进行操作，像健美操、俯卧撑或抬腿运动，是一系列快速、协调、单一的动作。迈克做得很正确。那个可能受到剧烈震荡的男孩开始喘息、呻吟。那个小姑娘的左腿是开放性骨折，白骨从她球状的、有疮痂斑点的小膝盖上参差不齐地探出来?她吓坏了，眼睛直直地盯着天空，嘴里在轻轻地喊：“妈妈，妈妈。”

　　“亲爱的，你没事，”我同样轻声地说，“你摔断了腿。”

　　“我很想抓住。”她说。

　　“我知道。”尘雾中两个救护员推来一辆救护床。“断了几根肋骨。”我说，“真幸运，他们的转轮位置不太高。要是在顶部一一”我耸耸肩?

　　“干得不错。”他们中的一个说。我的衣服和手上满是血。

　　在医院时，我知道世上有两类人，一类人在危难关头沉着、麻利，另一类，往往是奶奶之类，只会大喊大叫，自己先瘫倒，成了病号。我们在急诊室里称他们麻烦户。所有大人都与我一起成了管理人员。辛迪劝服那个奶奶，说孩子会没事的，让她对着呼吸袋呼吸，并喝些橘子苏打水。卡斯特罗先生把所有男孩集合起来，将他们带到游乐场后面的电子游戏棚里。

　　贾森?伊林的父亲把整个事件拍摄了下来。我们将孩子们送回去，向家长们说明情况，安慰他们说孩子们没事，他却去了当地的新闻台，将拍摄的片子卖给了他们。六个月的谨小慎微，让自己销声匿迹，说什么自己是特拉华州人之类的话，一听到巡逻车呼吸就加速，看到儿子在隔壁房间安静地睡觉，呼吸就舒缓起来。六个月啊，也许就这么毁在那个白痴、那个傻瓜、那个笨蛋的手里，毁在他老爱捧在手上的、可怜的、他常说“只有一袋糖那么重”的小索尼机上。

　　我们来到辛迪家，大概是为了招待卡斯特罗先生，她拿出了墨西哥人的主食玉米粉圆饼和辣沙司，还有啤酒，为大家压惊。我们打开电视，晚间新闻的头条新闻就是我们，被剪辑后的片子里我成了中心人物，简直就成了博比这头公牛眼里的红布。

　　看电视产生的恐惧远比救孩子时的恐惧大。那个小姑娘，腿摔成可怕的直角。还有贝思，克伦肖，用一条棕色皮带做止血带。很少有我的面部镜头，只有一次我回了一下头，眼睛正对着摄像机镜头，一副虎视眈眈的模样。每当全神贯注时我总是那副模样?曾有一位护理教授把我拉到一边，对我说作静脉穿刺时别一副虎视眈眈的模样，这很重要，别让病人觉得要将他置于死地似的。不难想象，有人也在收看电视新闻，在迪斯尼世界汽车旅馆的客房里频繁地转换频道，在德尔瑞一个度假房的客厅里，有个警察的妻子或安妮的圣斯坦尼慈善团体的某个朋友，正巧看见了我，说，“天哪，那女人很像博比?贝尼代托的妻子，是不是？”我闭上眼，低下头，双手捂住了脸。

　　我仿佛听到他们在说，博比，我们在佛罗里达的新闻节目里看见了弗兰在北部的一个小城，叫什么来着？她在一次游乐活动中护理几个孩子，出了可怕的事故。她去佛罗里达干什么？拉卡塔，那地方就叫这个名字。

　　“你刚才的脸色还没这么难看，”辛迪拍拍我手臂说，“你过虑了。”

　　伊林真是个鬼东西。他把人群都拍了，镜头最后停在切尔西身上，只见她眼睛睁得圆圆的，嘴微微张着。先前见到的片刻恐惧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出奇的平静。不管谁看电视都会以为孩子是吓蒙了，但我丝毫不怀疑她内心非常平静，我知道她没疯，也不古怪，其实她确有先见之明，而且准确，这个世界确实像她一贯认为的那样可怕，一切都有可能，孩子们吃螺式煎饼，排队，向朋友招手，然后突然从空中坠落。还有，当救护车最后卷着尘土呜咽着顺泥路驶向远处时，我不难看出罗伯特脸上的神情。他似乎在大声地说：爸爸说得对。爸爸说得对。

　　在去辛迪家的路上我在车里问他：“你没事吧？”他点点头。当然。当然。他见过的远比这个糟糕，可从来就没承认过害怕，也没被噩梦压垮过。又是漠然的眼神，呆滞的眼神。我的心在下沉。他似乎在时间上逆转了回去，回到他不让自己有所感觉的那个地方。“那两个摔下来的孩子不会有什么事的。”我说。

　　“我知道。”他说。

　　我上楼去用厕所时看见他在切尔西的卧室，辛迪正弯着腰，一手搂着他的肩膀。他抽搐得浑身发抖，说话困难，说出的话就像他婴儿时说的那种很好玩的嘟嘟嚷嚷。脸上是一条条泪痕，泪水中掺和着尘上，手里拿着一把纸巾。辛迪拍了两下他的背，然后悄悄地从我身边经过，出了房，出去时也拍了拍我。我站在她刚才站的地方，搂着罗伯特。

　　他又抽搐了一会儿，最后好不容易才说出话来：“真是太可怕了，太可怕了。”我搂着他，摇他，心里非常愉快，内心几乎要大笑，因为我的孩子知道害怕了，知道恐惧了，见到血、伤和痛时知道流泪了。这就是说，他正常了，他的内心有了活力，这意味着他见到可怕的事时会感到害怕了。这一次是真的事故，就一次，而他却没用“事故”这个词。见到糟糕的事他能正视它。我承认，在这之前，我还以为他已永远丧失了这种单纯的天赋。

　　后来，迈克送我们到家时电话铃在响。“让它响，”我说，“别管它。”但罗伯特却拿起了电话递给我。“我跟欧文在新闻里看到你了，”莱维特太太说，“下次当英雄时可别穿人人都看得见你臀部的衬衫。你后部。啊，你知道，是说你的屁股。”

　　“我知道臀部是什么意思，莱维特太太。”迈克?赖尔顿这时正站在门口笑。

　　罗伯特已上了楼。我听见了哗哗的流水声。“他没事，”我对迈克说，“他心情不好。”

　　“抒发出来对他有好处。你知道，这总比封闭起来好，对不对？”

　　“我知道，”我说，“我知道。”他站起来，朝门口走去。

　　“你今天很出色。”我又补了一句。

　　“你也很出色，”他说，“非常出色。难以置信。另外，很高兴听到你说你知道臀部是什么。”

　　“对不起，说起CPR时我真无礼。不过，很多人觉得看看电视就知道该如何做。”

　　“我曾经当过五年的社区自愿急救员。”

　　“我不知道这一点。”

　　他向我走近一步，带着不好意思的微笑，双手捧住我的脸，然后吻了我，轻轻地吻了一下，像八年级时我喜欢的一个上下牙都戴矫正架的男孩吻我时那样，仿佛有硬物会弄痛我，或弄痛他。楼上传来脚步声，他松了手，转身向门口走去。

　　“乖孩子。”他说。

　　第　十　三　章

　　三天没有听到电话铃响，但当它最终响起时，我的手却犹豫了，像是怕听筒会发出电击波。丁零零，砰砰，咔咔，嗡嗡，嗡嗡，丁零零。听着这电子定音鼓般的声音，我的心像锤子一样砰砰地敲打。奇怪，帕蒂?班克罗夫特过这么久才找我。我成了她的坏孩子，她的浪女，反正就像和平皇后学校的梅维?班宁那类人，弄到最后总会尴尬地进校长办公室。

　　晨祷和忠诚誓言后，尤卡里斯塔修女会在内线广播中说，“梅维。班宁，请到办公室来。”我们没抬头看。那些嬷嬷们则悄悄议论说，梅维?班宁最终会……唉，你们知道。她没有，当然没有。格雷斯告诉我，她现在是个律师，是一家大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专门帮助一家公司摆脱困境。

　　我成了帕蒂。班克罗夫特的梅维。班宁。未经许可擅自打电话，又上了电视的晚间新闻。

　　“伊丽莎白？”她问。

　　“贝思。”我又说了一遍。她永远记不住我的名字。我突然想：她老叫我伊丽莎白，很可能他们给我们这类人起的名字全都叫伊丽莎白，众多的伊丽莎白遍布美国，拥挤地住在公寓里、小房子里、活动房子里，像一个中世纪的宗教团体，甘愿贫穷和服从。当然还要保持沉默。帕蒂。班克罗夫特是我们的公众脸面、代言人和领袖。显然她也热衷于此，从家里的无权无势到影响世界，使她感觉很好。而我却觉得，正是她对自己工作的热衷常让我感到不安，

　　“我们正在着于把你挪到另外一个地方。”她说，“如果安排顺利，也许下周能成。”

　　“什么？”

　　“你上过电视了，此事非常非常愚蠢。而且报纸也登了你的照片?像你这种职业的人，身上一定有根深蒂固的行善冲动。为了你自己，也为了你孩子和许多其他人的安全，我求你别在公众场合抛头露面了。”

　　“等下次看到有孩子拼命流血吋，我会记住的。”

　　“没必要讽刺挖苦。不听的话，只会给你自己和你儿子惹来麻烦。下周有人会来通知你挪地方的事。”

　　“电视上没出现我的名字，报纸的照片也没提我的名字。”

　　“问题不在这儿。”

　　“我们不走。我不想让儿子再搬家。”

　　“恐怕你必须付出代价。对我们来说，让一个家几年里搬三四次很平常。尤其是她们引起了人们的注意，或者不去尽力切断与过去的纽带。”

　　“班克罗夫特太太，我跟你说说我这个人吧，”我说，“我想自己管自己的事。我这人一向我行我素。”说这话时我知道，这不是真的，凭我收入微薄的工作很难维持父母为我和格雷斯安排的难以预测的生活。那是一种落户但不安家、不断迁移却又没有改善的生活。离开我和博比的家，我的生活只是一块舞台布景，是虚设的。真正的弗兰。弗林与人们在医院见到的那个有责任心、有自制力的女人大相径庭。

　　其实她是一个受气包、一个木偶。我现在是帕蒂。班克罗夫特的木偶，一个吓得不敢上街跑步、不敢让儿子独自去参加足球赛、自甘认命的女人。

　　“我这么问吧，”帕蒂?班克罗夫特说，“你想活下去吗？”

　　听她说话的口气，这像是她的一张将牌。帕蒂?班克罗夫特与博比?贝尼代托说的话时常一样，真让我觉得我的生活没发生变化，因此，无论她为我和罗伯特做的事有多好，她那样说话使我恨她。当她估计会发生最糟糕的情况时，她总显得别出心裁？但我以前就听说过了，从我当家的那儿听说的。两年前还没出走时，他在我口袋里发现了一张婚姻律师的名片，于是我听他说过这样的话。凌晨两点他喝得酩酊大醉离开一个婚宴，驾车穿越维拉扎若一内罗斯桥，在车道上忽左忽右，我紧抓着座位的边缘，细长的钢缆给灰蒙蒙的河水镶了一道边，它似乎神奇地将车道高高提了起来。

　　“你想活着回家吗，弗兰了”博比一遍遍地问，答案似乎就在嘴边，却又一时说不出。第二天早晨他给我做华夫饼当早饭。他只会做华夫饼和薄烤饼。但他的华夫饼做得很好，即使晕着头或醉倒了也不会做不好。死亡威胁加比利时华夫饼加香肠。这叫什么生活？！

　　“我希望，”我告诉帕蒂?班克罗夫特，“开始付这套公寓的房租。我不喜欢受人恩赐。我自己付电话费。我存了一点钱，不再需要施舍。我需要房东的姓名和地址。”

　　她好：一会儿没说话，我觉得她似乎正坐在一架飞机上，飞翔在她的王国上空。那是一个隐蔽女人的王国，她们将自己的辩护权、甚至保护权都交给了这个女人，让这个女人在台上摸着她的珍珠项链对着话筒为她们说话。帕蒂。班克罗夫特不论走到哪儿都要谈论自己的经历，说曾嫁给印第安那小城上一个有前途的银行家?他遍体打她，就是不打脸，所以穿套装去乡村俱乐部用午餐或穿常礼服去俱乐部赴宴时，没人看得见。在医院里听她讲这些时，我觉得她不像在诉说生平，而是在讲故事，即使帕蒂?班克罗夫特是个受害者，也一定是非常久远的事了。地喜欢凌驾于人。此时此刻，自独自生活以来，我第一次想要自己掌握自己的生命。

　　“我非常感谢你所做的一切，”我又说，“但我们喜欢这儿的生活。我儿子已开始习惯这儿的生活，我积蓄了一点钱。请让房东来一下，我将付他房租。”

　　“贝思，你让我感到非常不安。”她平静地说?

　　“很遗憾听你这么说。”我说。这话我以前就听过。听博比说的。“不知你能否理解，”我最后对帕蒂?班克罗大特说，“别人怎么看我，我管不了，我得管我自己的感受。”

　　“你得管安全，管你孩子的安全。”

　　“对，是得管。”我说。

　　保持贞洁是修女们的又一誓言。也许因为帕蒂?班克罗夫特也曾无数次说过，她那个当银行家的丈夫最终还是打昏了她，弄得她只好找整容医生整容，那位整容医生现在还在为她无偿工作，而她从此没有再婚。因此要安排我换个小镇、换座公寓、换个学校、换个身份出现。也许她听说过迈克?赖尔顿。也许我早就了解迈克。赖尔顿。也许我在努力不去注意他在学校图书馆或在球场四周看我时的局促不安。也许我已说服自己，哪怕有比我强大的人照看我儿子，我也不能被这种安慰诱惑。当初博比打动我的就是让我觉得有人会保护我的安全和健康，会比弗兰妮自己照顾自己还好。他搂着我时的感觉。他拿着我外套的样子。天哪，你卖了自己，这幻景比汽车推销员的吹嘘还动人。我再次想象着与迈克?赖尔顿在一起的情景，这次我没再像二十年前与博比在一起时那样让自己觉得他就是一切，而是让自己相信他微不足道?

　　莱克普拉塔并没有湖①，只有一个水流缓慢的水库和一个社区游泳池。去游乐场后的那个星期六迈克带我们去了海边。他来时在丰田车后部放满了苏打水、一抱的旧毯子。我做了炸鸡和土豆色拉，

　　“本尼可以一起去吗？”罗伯特问道。

　　“我觉得这次最好就我们去，”我说。

　　“我们，你跟我？”

　　“还有迈克。”我说。

　　“我不能那样称呼他，”罗伯特说，“得称他赖尔顿先生。”

　　“我看我们跟他一起做这样的事吋，你可以叫他迈克。”

　　“当我们做这样的事时，这是什么意思？”

　　“就是我们一起外出时。”

　　“过后我们还去什么地方的事？”

　　“不知道。”我说。

　　“我要叫他赖尔顿先生。”罗伯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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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作者这么说，是因为“莱克普拉塔”（Lske Plata）这个名词中的Lske是“湖”的意思。

　　他来了个折中，干脆什么也不叫。到了海滩，我们铺毯子，罗伯特则朝水边跑去，在水线处踢掉鞋子，走进齐膝深的水里。迈克在涌浪中走到他身旁，他却走开了，就像两块磁铁，必定要相互排斥。我下水后，他几乎不假思索地插在我和迈克之间。白色的沙滩拥挤而绵长，在正午的阳光下平展展的，有点发亮，在人们的眼里，我们三人的动作像是一种莫名奇妙的舞蹈。我们的说话就像我偶尔从古典乐台收听到的现代音乐，古怪又刺耳，忽高忽低，没半点优美感多半是迈克对罗伯特说，而罗伯特则爱听不听。

　　“我听说，莱克奥伊达的球队将很出色。”

　　“你妈妈做得一手好炸鸡：”

　　“我带了一只飞碟，想不想玩？”

　　“罗伯特，你今天很没礼貌。”我最终说道。

　　“我只是不想说活。”他咕哝道，然后跑回大海。

　　我站起身，看他往深水里扑腾。涌动的海浪和空气使他的条纹裤成了一只漂浮的气垫，奋力与水流抗争的双肩像一对翅膀，似乎要升腾起飞去翱翔。别看他最初怕水，他，我的孩子，后来还是游得非常好。但他练游泳是为了迁爸爸高兴。三岁吋，他去了布鲁克林商业区的帆船俱乐部，像钻洞穴一样将尖尖的小脑袋钻到水下面：

　　我本不该到沙滩来。对我来说，见到沙滩就是见到博比。那气息，那烈口，那沙子。我可以看到他的双肩、他将衬衫拉过头时的运动肌，看他游向大海，地平线上只留下一缕黑发。安全岗吹哨命令他回来，他不无傲慢地慢吞吞地游回来，走到安全岗亭，跟他们说了些什么，然后再游出去。

　　这次他们不再管他，他似乎得到了某种特许，可以不受日常安全制度的约束。罗伯特小的时候只站在水边看，背部的轮廓线笔直，略大一点后就在海边的浅水处上下扑腾。我知道，他是在等待时机，等自己有足够的勇气跟随比搏击，并肩游向不用再担心脚下有异物的深水。

　　我不会游泳。从来就不会。在沙滩上只呆了几分钟皮肤就晒得发痛，我根本就没脱掉泳装外的衣服。小的时候，父母曾带我们去过科尼岛，母亲还带了一把租来的伞和一袋浴巾。可一切都是徒劳。我和格雷斯要么挤在伞阴下，要么穿着T恤衫，像白天醒来的夜间活动动物，在水边跑来跑去。我的脚背伸在伞的巨大的阴影之外，晒得很厉害，不得不涂满防晒霜，涂得像天然肤色一样雪白。博比与罗伯特从不用防晒霜。

　　“我觉得我们在这里毁了一段美好的友情。”我说。

　　“不会的。我们还是朋友。”

　　“不是我跟你的。说不清，也许是我跟你的。但你跟罗伯特的肯定毁了。”

　　迈克?赖尔顿隔着太阳镜斜了一眼，耸耸肩。他跟我一样，浑身红得发亮。小时候我们称晒得这样黑的皮肤叫爱尔兰人黑皮。“如果有人约你母亲出去，你会怎么想？”他问。

　　我笑了。“很难想象有人会约我母亲出去。”我说。

　　“问题就在这儿。”迈克说，“我有时想，天下最怪的事就是我们在自己家里长大，把父母看成完全没有性却又要求我们了解如何进行性交往的动物。”

　　“我父母是完全没有性的动物。”

　　“也许你心里这么想。我们都这么想。我父母星期天常让我们做九点钟的弥撒，他们则做十一点的。直到二十三岁我才弄明白为什么只要我们中有一人睡懒觉，做晚一点的弥撒，他们就会狠揍我们。”

　　“我肯定你母亲只想多睡会儿觉。”

　　“不。我有天问过她。她说，哦，快长大吧，迈克，你有六个兄弟姐妹。”

　　说起来那算是我们第一次约会。至少罗伯特是这么看的。他似乎一瞬间就明白，化学反应般明白，赖尔顿先生已从朋友变成了威胁。在游乐活动后我们第一次一起跑步时，我自己也有这样的化学反应。两人的呼吸声都变了样，尤其在两人赤裸的手臂偶尔相碰时更是这样。如此过了十多次后，我们又悄悄回到满是尘土的自己的一侧跑道上。

　　尽管辛迪一遍又一遍地那么说，我对迈克?赖尔顿仍没动心，对他没那种念头。在急诊室与我同班的那个漂亮的、伶牙俐齿的黑人护士克拉丽斯?布莱辛，看到英俊但断了骨或有枪伤的男人时，常会这么说。我记得有一次博比来，让我在一些银行文件上签字，克拉丽斯正好在前台值班。没有人告诉她这个黑乎乎、穿着紧身牛仔裤和白衬衫的家伙是谁，她就说：“很有吸引力。”“有吸引力，但很危险。”我觉得这就是我对男人的鉴赏力：有吸引力但很危险。在我认识的人里头迈克?赖尔顿是最不危险的人。我每次都心想，嗨，弗兰，他不是你欣赏的那种人，我必须提醒自己，我喜欢的是那种会给我留下痕迹的人。

　　有天放学后，罗伯特说：“本尼问我，赖尔顿先生是不是你的情人。”

　　“哦，是吗？你怎么说的？”

　　“我说，你没有情人。”

　　第二个星期，迈克带我们出去吃了比萨饼，看了一场适宜在家长指导下观看的电影。有个星期六，我们去打了保龄球，然后在超市后面一家煤渣砖墙饭店吃了中国餐，很好吃。罗伯特刻意要用筷子，迈克用叉子。迈克读了他签饼里的话：“与两位真心喜欢的人同饮，其乐无穷。”“看看我的。”罗伯特说。他眯着眼睛看，饭店里灯光比较暗，里面悬挂着红色金色相间的纸灯笼及瓶上有盘龙的中国产啤酒标志。“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罗伯特不无指责地读道。“对，不错，”迈克说，“我看那正是我们在这里所要注意的，足下。”

　　“我不喜欢炸米饭，”罗伯特说，“炸米饭不是正宗的中国饭。”

　　“吃水饺吧。”我说。

　　“随便，”迈克说着用叉子将炸米饭往嘴里送。你不得不敬佩他的耐心。

　　三月初，微风习习?天气转暖，卡斯特罗先生带着本尼和罗伯特去南面的一个赛场看回力球赛，那儿离莱克普拉塔有一个半小时的路程。迈克带我到拉卡塔一家叫“帆船”

　　的餐馆吃饭，那里除了酒，一切都在桌上烧着吃：我开始用新的眼光看他，手背上淡色的汗毛，头顶上的头发从眼角开始向头顶缩进一英寸，还有衬衫的鸡心领，那里是他的喉咙与胸脯相接的地方一这是我们第四次外出，罗伯特晚上不回家，我穿着裙子和高跟鞋。我有点怕他，尽量不让自己的膝盖与他的膝盖在桌下相碰。

　　“可以问问你离婚的事吗？”等烧着吃的樱桃送到我们面前时，迈克说。

　　“非得问这个吗？”

　　“罗伯特好像觉得你和他父亲会言归于好的。”

　　“他说了吗？”

　　“没明确说。他好像觉得你们不会在这儿久留，会回到你们原来的地方，我看这说明他相信你们会言归于好。”

　　“孩子们不都这么想吗？”

　　“多数这么想。有时事实也是如此。”

　　“就我的情况而言，不会如此。我跟他相处的时间已远远超过了必要，我原以为我会尽量完善自己，将事情办好?我以为只要人好、文静、漂亮、甜美，或只要糊涂一点，情况就会好转的。其实我错了。”

　　“从现有情况看，我认为你是相当完美的。”

　　“别那样说?正是那个‘完美’才把一切都搞糟了：那些不愿留下而出走的人就是因为不完美，就是因为她们以为事情本该是完美的。就说我妹妹吧。她与一个又一个已婚男人混，还要让自己相信这都是因为她要竭力弄明白这、弄明白那，或其他事情。其实只要她遇上一个爱她的好男人，她就会成家。有人人品好但不聪明，有人很聪明但不够英俊等等。虽然我们都成了家，其实没人真想成家。

　　迈克低头看手，最后说：“对不起。”

　　“上帝，”我说，“我怎么这么大发议论？”

　　“是我说了你完美。’’

　　“哦，那倒是。”我说，于是我们两人都笑了，然后一起低头看桌子。桌上有张账单，像个便条，似乎只要我拿它，上面就不会是潦草的缩写菜单和数量，而是几句话，是警示：弗兰?贝尼代托，弗兰?弗林，贝思?克伦肖，小管你是谁，不管你叫什么名字，你究竟为什么要做你现在正在做的事？你出了油锅进了火炉，你不是单身一人，你条件还不成熟，你不会有兴趣的，你并不是眼前这个男人眼中的你，你不是你眼中的你，你不是。

　　我看了看他的手，忍不住要看。这双手很大，指关节大如门球的球。我不知道假如我问他有没有打过女人他会说什么。其实不用问。每当博比?贝尼代托在我耳边说悄悄话时，不管说什么，我都会变得莫名地温柔、湿润、热情，而这也正是招致他扭我胳膊、扇我巴掌的部分原因。二十岁的女孩对危险没什么预感，当时我被危险所引诱，而当时的危险是怕警察撞上我将牛仔裤脱落在脚踝上的窘相。我看着桌对面的迈克?赖尔顿，他从褐色皮夹里拿出信用卡，他也许是我遇到的最安全的男人，那正是他的不幸，也是我的不幸。帕蒂?班克罗夫特常说她丈夫是个两面人，一面温和慈祥，另一面像青面獠牙的魔鬼。但博比既是个善人又是个恶魔。我们年轻时，假如有人问我是否认为他什么都干得出来，我一定会说：不会的，上帝，你是不是疯了？可我内心清楚，这哪里是会不会，而是一种必然。

　　“你看起来有点疲劳。”迈克说。

　　“对。”

　　辛迪喜欢给我上课，说如今的幽会与二十年前我们的幽会如何不同，只是她的信息大多来自日间的脱门秀节目，和晚上上门推销雅芳化妆品时从单身母亲隐晦的话中捡来的。她老说现在的男人期望你初次幽会时就主动推销你自己，辛迪仍说“推销”这个词，似乎性也可买卖。不过，问题不在这里，而在成年人幽会时可做的事很少。去酒吧跳舞显得有点傻，而能在角落里来个法国式热吻的那种周六晚会又没有了。我们离开“帆船”时，穿着破旧晚礼服的店主摇头摆尾咧嘴笑着说欢迎我们再次光临。于是，我意识到馆子里就我与迈克?赖尔顿两个顾客。

　　“第二次爱情更动人。”辛迪常这么说。

　　“你怎么知道的？”

　　“唉，别这么敏感，”她说，“你以为有几个单身男人对性真感兴趣？”

　　“我对性关系没兴趣。”我说。

　　“哦，请别。”辛迪说。

　　“请进。”我们来到迈克住处时他说。他的住处在靠近市区的公寓群。我们进了屋，来到客厅。客厅里的一张长沙发和配套的情侣沙发摆设得完全跟家具店里一样。他说：“请留下吧。”我不习惯听男人请求，说什么“请”，以及之后腼腆得像孩子似的说声“谢谢”，我讨厌这些。但我照办了，也许只想证明自己仍能爱一个温文尔雅的男人，一个好男人，一个你给他难堪，他却看着自己的手、而不用它对付我的男人。我走进卧室，听着解拉链和鞋子落地的声音，似乎像收音机里的哑剧似的，有声无画面。我努力留下，也做到了，只是像被酒和黑暗麻木了，我发呆了。我注视着自己在做的事，想象着我微隆的臀部上面的背的曲线，看着他的手指摸到我体毛下面剖腹产的刀疤。他不停地轻轻呼唤我的名字，声音那么温柔，让人麻醉：贝思，贝思，贝思，贝思，我未了还是应了声“嗯”，也许是这声“嗯”让我睁开了眼，猛然记起我上次与另一个男人发生性关系的情景，每个细节都历历在目，就跟在这张铺着辫结床垫、黑木靠板的陌生床上发生的一样。好像找来了一个鬼，趴在我上面，用膝盖撑开我的膝盖，整个上身的重量压得我动弹不得。他的胸脯坚硬，长着浓密的黑毛。喉头发出的沙哑轻呼声像刀扎在我的喉咙：“快，快。”整个身子像一把刀子扎入我体内，将火和加拿大威士忌呼在我一侧的脸上，坚硬的下巴像石头一样扎入我的脸颊。

　　“贝思。”迈克?赖尔顿又在轻声呼唤，我不得不看着他，不得不睁开眼睛，提醒自己这不是博比，博比的头发不是淡颜色的，肩膀没那么斜，脸没这张温柔。也许我脸上正带着最后一晚博比强奸我时的表情。描述与丈夫干这事和描述与你引诱的、渴望的、热爱的、憎恨的、害怕的、了解的、梦寐以求的男人干这事，应当用不同的词。可只有这么一个词。

　　我记得有一个大学同学，她曾被一个十多岁带枪的男孩拖进地铁附近的一幢废弃的房子里鸡奸了。有一晚我与她坐在一起。“真像魂都被他盗了去。”她哭泣着说，一副溃败的样子。也许迈克低头看到的也是灵魂被盗的、破碎的、掏空的、像秋日枯萎的豆荚似的女人脸。不管我脸上表情如何，他都无法继续下去。

　　“你没事吧？”他问。

　　“没事。”我说。

　　“我弄痛你了。”

　　“没有。没事。”

　　他倒在枕头上，双臂抱住脸。他身上散发着科隆柠檬香水味，声音像男孩变声期时的声音。“哦，上帝，”他说，“请别说那样的话。别说没事。我曾与一个女人生活了四年，想尽办法也没能让她说出内心的话。我说，劳里，怎么啦？你怎么啦？而她始终说没事。”

　　“我很好。”我说，“我累了。”我不敢看他，他也没看我。

　　我仍觉得是博比压在我身上，就像石头压在我胸口：

　　“贝思。”我在自己家门口下车吋迈克说道。

　　“没事。”我回头说道，然后进了屋，洗了个澡。

　　第　十　四　章

　　我喜欢看罗伯特在困倦和睡着时的神情，脸上略有皱纹，眼睛半开半闭。有时博比打过我后，我进去看罗伯特，心里会好受些，使自己平静下来，紧闭心扉：罗伯特快要睡着或已睡着时，满脸天真无邪的表情，仿佛从没遇到过、也永远不会遇到可怕的事情。当他站在我床边，手捧一只碗底剩几颗油腻的核仁的旧瓷碗时，脸上也是那副神情。“可以给我们再做一些花生酱爆米花吗？”尽管他知道回答是肯定的，他仍会小心地问。

　　只有我与罗伯特知道今天是他十一岁生日。他总喜欢听他出生的故事：阵痛了孩子还不出来，人们把我们送进手术室，在我胸骨处放一块屏风，不让我和博比看下面发生的情况，博比站起来抖直裤腿的中缝线，同时瞥见了像血盆大口似的裂口和消毒被单一角的血，他沉重地在我头边的金属凳上坐下。“你没事吧？”我问。“博比？你不会有事吧？”

　　产科护士是我护校时高一个年级的，她让他吸了一大口新鲜氧气。听到父亲这么无能，罗伯特笑了。他喜欢这个故事，热爱这个故事。我已讲过上百遍了。博比见不得血。

　　真好笑。

　　罗伯特现在的生日是七月四日，也可以说是罗伯特?克伦肖的生日。但四月九日那天，我们邀请了本尼和棒球队的另外三个男孩上我们家客厅过夜。他们带来了睡袋和电子游戏机：，切尔西在同一个晚上、也是第一次在外过了夜，是在一个名叫梅利莎?埃里克森的小姑娘房里过的夜，辛迪说那姑娘整个房间都是粉红色。她是父母的掌上明珠。无论什么事情，从操场上摔了一跤，到她得了B＋，到她粉红色卫生间的淋浴房内嗡嗡飞舞的蚊子，她父母都大惊小怪，弄得每件事好像都成了我妈妈以前常说的“联邦案例”。这对切尔西来说是个好的开端，自游乐活动亲眼目睹惨祸以来，她似乎不再像以前那样胆战心惊了。而梅利莎?埃里克森的父母却像切尔西过去那样对生活充满恐惧。也许情况更糟。

　　如果不把罗伯特与格雷斯、他奶奶一起过夜算上，这就是罗伯特第一次请人到家过夜。那时安?贝尼代托送他回家时会给他买新运动鞋、新衬衫、玩具、书、糖果，还有零花钱。他虽在卡斯特罗家住过几次，但从没请朋友来家过夜。

　　博比觉得这样好，他不喜欢陌生人到家里来。他说：“我不喜欢去别人家过夜什么的。我小时候从没请谁上我家过夜过。”我也从没与别人一起过夜，只与格雷斯同住一间房，她在我旁边的床上呼吸，长雀斑的双腿绞在咖啡色的毯子里。

　　罗伯特总说随便怎样也不要孩子在他家过夜。也许他是怕他们听到家里的情况，怕听他们说的话：罗伯特，你爸怎么啦？干吗那么吼叫了什么声音了也许是怕他们闯入他的夜生活，因为那些孩子没学会何时需要视而不见、听而不闻。

　　也许是因为他三岁那个晚上的模糊记忆。那晚他下了楼，小脸粉嫩，灯光刺眼，他眯着眼问：“爸爸，你们为什么打架？”那是他第一次在我们打架时下楼。也是最后一次。

　　“回床上去，罗伯特。”博比说，原本温柔的声音变得生硬，虽然不响但凶狠，很凶狠。“不经我同意，以后不准下床，不准走出你的房间。”

　　“怎么啦？”罗伯特说。

　　“上一一楼一一去。”

　　孩子们睡觉时，我呆在楼上，一边看书一边听楼下客厅里孩子们的窃窃私语。边看边打瞌睡，看了好一会儿?我下楼再做些爆米花。这时，他们第二部“星球大战”电影正看到一半。五个孩子躺在地上，周围放着动画书和电子游戏机，一个叫安德鲁?科瓦克斯的孩子说：“电影里叫卢克的家伙出了车祸，他们得把他的脸再安回去。”

　　“瞧，”本尼说，“一会儿他的脸就变了样。他的眼睛大小不同了。”

　　“我从没吃过花生酱爆米花。”安里侗说。这是个越南孩子，球队的守门员，在学校的别号自然就成了“门将”。

　　“他妈妈的菜烧得可真好。”本尼说，好像我不在场。

　　漆黑漫长的夜如往常一样，佛罗里达中部的上空群星闪烁，卧室窗外升起一轮快满月的圆月。白天已经很热，但夜晚只让人感到暖洋洋的，临睡前去室外看看天空只觉得舒服和温暖。

　　“先生们，”我边说边又递给他们一碗爆米花，“做笔交易。我不管你们什么时候睡觉，”“门将”轻声欢呼起来，“但你们吵醒我，那就都得回家。听到了吗？”“听到了，克伦肖太太。”“谢谢，克伦肖太太。”“我们会安静的。”“我们明白了。”主人上帝般仁慈，引来一阵在女高音和男高音之间摇摆不定的童音，裹着爆米花的嘴说话含混不清。我在楼上的黑暗中仍能听到他们的讲话声、电视机的声音，只是非常轻，好像有人在他们头上蒙了块毯子，跟住我父母公寓隔壁的那对夫妻隔墙透过来的说话声一样。那是我父母搬的第四或第五处公寓，他们深夜放立体声节目，在我与格雷斯的隔壁房间打架。开始几次格雷斯将一只杯子贴着墙，听他们说些什么，很无聊。“她说他以为她是谁，他的母亲7”格雷斯轻声告诉我。一两个星期后我们就习惯了，他们吵他们的架，我们睡我们的觉。

　　窗口射进淡蓝色的灯光，使我能看清房里的家具：斑驳的大梳妆台，一幅从辛迪地下室找来的风景画，摇椅，深深的橱门阴影，楼下有个男孩在大声打嗝，引得其他孩子大笑起来，后又大声说悄悄活，互相笑骂。我意识到这已成了我的房间，在黑暗中已知道它的轮廓。了解附近的街道：了解若伊尔顿街在何处与波伊斯蒂道相接、了解迈拉曼尔街在何处接上公路，这是一回事；而在黑暗中对一个卧室了如指掌，却是另外一回事。它有一种终极意义，它让人觉得美好。

　　甚至在听到楼下客厅的窗户旁边有人声吋，我所有感觉还只是疲劳、疲劳与快乐。房子四周偶尔有点风声，但悄语声略响于风声，不难听出是一群女孩子在与男孩子吵架。

　　她们是本尼的姐妹和她们的朋友，都住卡斯特罗家。有的在格格笑，有的在尖叫。男孩们也听到了她们的声音。放映机已关掉，下面传来嘀咕声和开门声。我床下的铁棍显得可笑，像一部与这情景相仿的电影所留下的道具。

　　我打开窗户向下看，看到五个女孩子簇成一团。我记得我也曾与迪伊?斯坦普尔和其他几个女孩子这样过，当时一群来自圣十字架学校的男生在多兰先生的肉店过夜，睡在油毡地上。楼下两个姑娘手拿着什么东西，小心翼翼，像是礼物。我咳嗽了一声，其中一个将手里的东西掉在地上，溅起了水珠，水珠飞向空中。

　　“要是谁把水气球扔进屋里，那就要自讨苦吃了。”我轻声说，她们听了尖叫着四散逃开了。

　　时间刚过三点我就下了楼，关掉电灯。五个男孩全睡着了，张着嘴，头发乱七八糟。安德鲁嘴里含着大拇指，“门将”的小电子游戏机还开着，屏幕上橄榄球队员不停地追对方，摔倒了又站起来，抛出的球飞旋上升。球赛时我见过他父母。他们俩轮着看比赛，一个留在饭店，一个安静地站边线处。我关掉小游戏机，关掉灯，给他们身上盖上床单。我一直就期望这种生活：五个男孩睡地上，除小姑娘们格格的笑声，没什么能吵醒他们。这样的生活多么平凡。

　　“上帝保佑，你看上去精神还这么好。”安德鲁的母亲说，男孩们则一个接一个地走出厨房，朝前门走，爬进她的货车，直接去学校上一整天的篮球课。

　　“这么说，外表具有欺骗性。我现在要上床睡觉去。”

　　其实我没去睡觉。我在把麦片碗放进水池里时，电话铃响了。这次又没说话声，只有呼吸声。前个晚上，安家、安全、儿子像其他孩子那样正常的那种平凡感顿时都消失得无影无踪。

　　“博比吗？”我轻声问，垂头丧气，随后是一声咳嗽，一声急喘，一声抽泣。“护士太太？”声音很低，我倚在柜子上。

　　去莱维特家的路上我在麦当劳停了一下，买了一大份快餐：几大块炸鸡加一份麦当劳。莱维特太太正坐在黑暗中，窗帘既没卷上也没打开。她身上一股汗水味、倦意及脏衣服味。我用她给我的钥匙打开了门，她没说话，我经过她身旁走向床边，中间停了一下，轻轻摸了摸她的肩膀。这是我第一次在这座公寓里没有听到声响，没有听到电视的声音，没有听到欧文呼噜呼噜的呼吸声。甚至那只大钟也不响了。欧文的遗体有点凉，在开始僵硬。莱维特太太已将被单脱至他的脚踝上，似乎想最后再看看她此生长久忽略的一幕景象，景象忽略程度甚至超过了对自己的身体，虽然看自己的身体还要借助镜子。

　　“让你等我了。”说着我握住了她的手。她点点头。“好了，”我说，“是不是让我叫人来料理后事，还是你想再等一会儿？”

　　“等会儿吧。”她说完穿着拖鞋慢慢走进厨房。我听她打开我带来的袋子，打开三明治包。

　　“是在几点钟？”我大声问她。

　　她拿着午饭到牌桌上，放在饼干纸上。“没给你自己买什么吗？”她问。

　　我摇摇头。牌桌上有一盒无酵饼，让我想起今天是逾越节①。“但愿没买错。”我看着盒子说。

　　莱维特太太见我在看，耸耸肩。“你以为上帝会因我吃汉堡包而不高兴？”她说，把番茄酱递给我，让我打开。

　　吃饭时她没说话，吃完用餐巾抹抹嘴。“半夜的时候我可能是在看有线新闻。”她说，“我看着看着在长沙发上睡着了，直到六点左右才醒。电视在播放有关鹅的报道，是鹅叫声把我吵醒的，于是我对欧文说，那些鸟连死人都要吵醒了。”她的肩耸得很高，然后松下，随后是一声令人窒息的于哭。“我把频道换到全国广播公司的一个频道上，我喜欢主持节目的那个年轻姑娘，她刚生过孩子。我觉得床上怎么没声息。”她还说了句什么，是用德语或意第绪语或希伯来语说的。我说不清是哪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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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逾越节，以色列人的三大节日之一，纪念上帝带领他们祖先出埃及的恩惠。《旧约》记载，上帝派遣天使击杀每一家埃及人的长子和头生的牲畜时，天使趟过了以色列人的家门，保全了长子和头生牲畜的生命。在节期，人们吃无酵饼。

　　“我得上卫生间去，亲爱的。”她说得含糊不清，然后走出了房间。

　　她回来时看上去好多了，也有了精神。她走到病床边。

　　“拔掉那玩意儿吧，亲爱的。”她说，我走过去，取出导尿管。

　　莱维特太太随后拉起被单盖住欧文的身子，一直盖到他尖瘦的下巴。下巴突出，骄傲而坚硬，像是舰首。接着，她靠近他的耳朵，悄悄说了些话，拍了拍他的肩膀。

　　“我刚才饿了。”她坐下看着吃剩的午饭说。

　　我们给中莱克的犹太殡仪馆去了电话。一小时后来了两个人，他们穿着黑色制服，轻轻地说话，推着一辆折叠轮床从运货电梯里上来后又下去。窗户旁边的病床空了，我打开窗帘，让阳光照在白色床单上，那是我和莱维特太太两天前才换过的床单。

　　“我一两个小时就能将床清理干净并搬出去，”我说，“要么就原样放着。看你觉得哪样心里会好受些。”

　　她叹了口气。“放着吧，亲爱的。”

　　“要我给谁打电话吗？”

　　她摇摇头。“欧文有两个姐姐，”她说，“她们像待王子那样待他。他母亲也一样，把他看做王子。她们现在都已去世了。”

　　“我是说给你的亲戚打电话。”

　　“我有两个兄弟，一个姐姐。他们都去世很久了。”她喝了点苏打水，变得暖和、滋润了些。“我们结婚快五十年了。

　　时间够长了。”

　　“真够长的。”

　　“到上个月四十八年整。”

　　“你怎么认识他的？”

　　“啊，人人都想听这个故事。他当时解救了我。”她说着，我微笑着，摸着她手上的瘦皮，上面皱纹纵横交错，长着老人斑。

　　“他们后来告诉我们说，那天是五月五日，我们没记日期。睡我上铺的一个姑娘用石头在墙上刻了记号。她病死了，你知道，她整天咳嗽，不停地咳。有时我们连几月份都不知道，过了一阵子，连哪一年都弄不清了。

　　“很远的地方长着小白花，非常香。尽管一朵都看不见，但能闻到。那天我们醒来时，所有警卫都走了，一个帮他们干活的太太向路的另一头跑去，她不时回头看，好像怕我们迫她。没东西吃。已经有一两个星期没吃东西了。两个姑娘死了，我们等人来弄走她们。不时有人死去。人们早晨醒来，看到哪张铺位上有人却没动静，就明白了。因此，经历了一段时间后就觉得没什么大不了的，跟见一只老鼠、太阳或其他东西一样，见怪不怪。只是又有人死了。她们死时大多睁着眼：不好看。”她朝病床看去。“要么就跟睡着了一样。

　　“屋里腐尸味熏人，于是我们走到外面。人们以为有我们这种经历的人注意不到什么气味。尸体自身会腐烂，你搞护理工作懂这些。于是我们到了外面。跟我坐在一块的姑娘叫沙达，从农场来。她没日没夜地说话，从早说到晚。

　　进来时?是个胖姑娘，但过后她跟我们别的姑娘一样，瘦得皮包骨头。她下面没毛，也没乳房，我们俩都没有。跟别的姑娘一样，初来时我们都很谦让，但没多久就变了。

　　“我们看到扬起的尘土，她说是警卫回来了。我觉得也许她说得对，因为我看到了卡车和制服。正说着，他们就到了近旁，这才看清他们不是警卫。我们看清了一辆卡车上的旗帜，我们明白是怎么回事了。他们中有个人很年轻，眼睛是褐色的，蓄着小胡子。他走过来，站在我身旁，说了些英语。我不知道那是英语，我不懂英语。我用德文说我不懂，不会讲英语。他便改用德语说现在没事了。他看上去像在哭。我对他说，先生，我们是犹太人。你该知道我是犹太人：他说：‘知道了，小姐，我也是犹太人。”’

　　她停顿了一会儿，似乎讲到这儿听众总会插活说些什么。可我?句话也没说。

　　“莱维特中士。我从没听说有这种事，有犹太士兵。可他们有东西吃。沙达猛吃了一顿，随后就病倒了，她是当场病倒的，像狗一样。他们把我们带进一顶特殊的帐篷，给我们一些药。衣服不怎么好。”她的眼睛突然闪出光芒，笑着说，“我很漂亮，哪怕穿难看的衣服也很漂亮。

　　“我后来学会了这个词：解救。是他解救了我。大家都喜欢听这个故事。有个士兵把这事写进了他们的士兵报。

　　莱维特中士解救了我，把我带回了家，娶了我。他母亲和姐姐不是很满意。她们更喜欢她们家附近的一个姑娘，希望他能娶她。她叫苏菲。可是他娶了我。”

　　她捋起毛衣的一只衣袖，露出了她在集中营里的编号。

　　“看到了？”她说。

　　“看到了。”我说着点点头。我在流泪，而莱维特太太则微笑着耸耸肩，拍了拍我的手。

　　“人人都喜欢听这个故事。”她说，“但是，你知道，以后我们结了婚。人人都觉得这像传说。是欧文的侄女说的。

　　像个传说。我不清楚。人人都生活在你所处的时代。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对不对，欧文？”

　　“真是个动人的故事。”我说。

　　“只是个故事，”她说，“发生在很久很久以前。”

　　“你打算将他葬在老兵墓地，还是华盛顿的阿林顿国家公墓？”

　　莱维特太太摇了摇头。“我已与珀尔曼的人谈过了。

　　他们给他火葬。这样我就可以带着他，想到哪儿就到哪儿。”她远远地望着病床?“你知道对欧文来说什么是最理想的事吗？他回家娶了苏菲。那姑娘一直没结婚。她在公立学校教四年级，直到他们让她退休。欧文本该娶了她，心里时时想着我。我本该嫁给别人或不嫁，心里想着欧文，想着他如何救了我。”她叹了口气。“咳，真不知道现在该怎么办。也许再向南，搬到迈阿密。我老家的两个朋友住在迈阿密，叫鲁思和埃丝特，都是寡妇，真让人难以置信。我过去常为自己感到难过，跟人家说我家人都死了，死神带走了我妈、我爸、我姐雷切尔、我的兄弟们，将他们全带走了。现在我认识的人都死了。他们先是老了，后是病了。就这样。”她双手伸向空中。“啊，你有什么办法呢？”

　　我在门口拥抱了她。“你看上去很疲劳。”她说。

　　“我儿子昨晚与四个朋友一同过夜。你知道，他们睡得很迟。他们虽然很乖，但你还是睡小着。你其实可以早一点给我打电话的。”

　　莱维特太太笑了。“我与我姐姐雷切尔也在朋友家过过夜。她是一个漂亮的姑娘。我聪明一点。我们俩睡同一张床?用被单蒙着头，谈论男孩子。你知道，就是这样。妈妈朝我们喊：睡觉。睡觉。”莱维特太太脸上带着微笑，可双眼满是泪水。“也许你儿子喜欢打高尔夫球。”她最后说。

　　“也许。”我说。

　　第　十　五　章

　　“得跟你说一声，好让你有个准备，伯恩森太太让五年级全体学生画家谱图。”

　　辛迪递给我一杯咖啡。“她是不是大脑有毛病？”她说。

　　我对迈克?赖尔顿也说了这话，我当时去接罗伯特，他放学后被留校，因为他与人人讨厌的乔纳森。格林发生了迈克所说的“口头纠纷”，乔纳森当时说纽约扬基棒球队是一群失败者。“我们谈了谈如何控制自己脾气和容纳不同意见的问题。”迈克说着递过罗伯特的书包，尽量不看我，我也不看他。自我们睡过觉后，我们的眼睛就可怕地相互躲避。

　　伯恩森太太为了让学期临近结束的几周不那么枯燥，提议给五年级的学生厂：家谱学课，我与迈克只得接受这个不能苟同的提议。三十年前她刚开始教这门课时也许有些意义，但今天上这门课就像步行穿越第十八大街街心一样困难重重。那个说话结巴得像风钻的小希拉里?汤普森该如何解释她的两个继父和他们加在一起的五个孩子呢？那个从巴拉圭领养的、又小又黑、父母又大又白离了婚又各自结婚的布里塔妮?麦克劳德又该怎么办呢7

　　“她说，学点家谱学常会给班级带来活力。”迈克耸着肩说，“我能告诉你的是，每年我都听到有家长不满，而每年我都又听说效果很不错。”

　　“她精神不正常。”我说。

　　佛罗里达中部没有春天，也没有真正的冬天，因此见不到积雪覆盖条形商业区及农场房舍的那些粗陋边角和线条的景色，而东北的城镇，从圣诞节到复活节这段似乎遥遥无期的时间，即使是最难看的地方也是白雪皑皑，一片妖娆。

　　我抱怨没季节变化时，莱维特太太告诉我，这段时间是犹太人的献殿节到逾越节期间。在佛罗里达，也许能从农场田野的那些疲惫的树叶间看出季节的变化，从新建的住宅区草坪的绿色色层变化上感觉到这种变化。可我生活与工作的狭窄街道上到处是铺满黄白沙砾的院子和勉强存活的灌木，因此，只能从商店橱窗的摆设的变化判断季节的变化。

　　圣诞节是绿色，情人节是红色，接着是复活节的紫色，眼下是母亲节的粉红色。罗伯特步行去条形商业区给我买了一盒糖、一只怀抱气球的绒毛熊，球上写着“我爱你”几个字。

　　辛迪做了卤汁面条，但曼福德太太因肚子不舒服没有来。

　　“谢天谢地，她不是来了以后生病的，否则我爸肯定会说是我烧的菜。”辛迪说。

　　罗伯特第二天没上学，原因是老师要开什么会，我就让他跟我一起去了莱维特大太家。电视像往常一样开着，午间新闻正播报布朗克斯区警察枪战的新闻，死了四个，伤两个，这是纽约警察局二十年里最大的一起伤亡事件。我与我儿子似乎与那里依然紧紧相连。我们并肩坐进沙发，倾身凑近电视机，似乎脸越贴近电视机，它能告诉我们的情况就越多，要比那个穿鲜红套装、涂鲜红口红、跟着电子提词机读新闻概要的女人告诉我们的多得多。我们公寓没有有线电视，主要是付不起钱，但卡斯特罗家有，而且罗伯特知道如何换其他新闻频道。我们花了足足一个小时，边等边

　　看电视，像我常在医院公共场所见到的那些人，张着嘴，似睡似醒地坐在椅子里，等着医生给他们带来消息。等最后听到叫自己的名字时，已疲惫得站不起身。我伸手搂着他的肩。

　　“你们认识纽约警官？”莱维特太太轻声问，在我面前又放了杯茶。“是家里人吧？”罗伯特带着恐惧与渴望注视着我的脸，我搂紧了他的肩膀。

　　“我们有朋友在警察局。”我说，“他们没有受伤。”

　　“真高兴，爸爸没死。”我们往家走时罗伯特说。

　　“我也很高兴，”我说，“真的很高兴。真高兴，他没事。”

　　“他真的没事吗？”罗伯特说，“你知道他没事？”

　　“你也听了新闻。”

　　“但我是说他真的很好，像平常一样。”

　　“但愿如此。”我说。

　　我曾多少次希望博比死？几年前就已经希望过无数次了。当他初为街警时，我最恐惧的是电话铃响，怕牧师进门，怕听他父亲葬礼上如泣如诉的风笛再次响起，怕我会只剩下可怜的抚恤金和压我首饰盒底的警徽。就连在那些他扭我手臂、把我往墙上推的日子里，只要他比平时晚回来哪怕只半个小时，我也会醒来看着数字钟，然后躺着等他。听见他将衣服扔到角落里，皮带扣在宁静的屋子里发出咔嚓声，我就会惊醒。他满身威士忌和啤酒味地钻进被窝，伸手抱住我，两手交叠，将我睡袍轻轻往上拉，好像他正顺着一根绳子爬进我的体内。

　　后来，我害怕晚上听到他下班晚两三个小时后发出的声音：回来悄悄打开楼下房门，在楼梯上跌跌绊绊，或摔打橱门和冰箱门，而这一切不是因他满腹牢骚，就是因他调查不顺利，或者是因为遇到了傲慢、不合作的证人，甚至是一辆停得离我们车道出人口太近的汽车。有些夜晚他会无事生非，猛地推开卧室门问：“面包他妈的在哪儿？”或者不顾我呼吸匀称一一那是我假装的，就爬到我身上，不管三七二十一，钻入我体内。

　　但是后来，上帝宽恕我，多少次他出门去上班时，我心想有三样东西我最喜欢：电话铃响，牧师上门，存放我嫁的英俊警察的骨灰盒。那样他就再也不能动我一根手指头，不能用拳打我脸，不能粗暴地用手指将我掰开，好像我是一条任他进出的隧道，而他有这样的权利。当我理性地思考时，我知道这不是解决办法，因为那样一来，我儿子心目中的父亲就会是一名英烈，一个崇拜的偶像，他将永远不会知道、也无法面对人们所说的事实真相。可是我经常不能非常理智地思考。我一心一意地希望，有个下流坯的子弹会在博比的身体上找到软弱之处，凭我的双手、眼泪或语言我无法找到这样的地方。

　　“你为什么说爸爸是个朋友？”罗伯特一周后突如其来地问，当时他正在画他的家谱图。“那天你跟莱维特太太说话的时候？有警察受伤的时候。”

　　“哦，从一定意义上说是朋友。”我说。但这永远不可能是实话?每当我从杂志上读到女人描述丈夫是最好的朋友时，我真不知道她在说些什么。我跟博比从来就没能成为朋友，永远不会，要不我不会如此忠心地爱他，让他如此虐待我。

　　罗伯特弓身趴在一张发亮的广告纸上，在画伯恩森太太要求的家谱图。他画的时候我在想，他怎么对过去和未来不太关心。而随便哪个孩子碰到我都会问个不停，比如我们什么时候回去、要不要回去啦。随便哪个孩子都会在学校说漏嘴，跟朋友说自己是哪儿人，吹嘘父亲是警察，在社会学课上指着意大利地图就他说不清的中美人的姓撒谎。而当我看罗伯特用左臂压住作业，像是要藏起或遮住它的，我意识到他几乎是从小就一直受这样的遁避训练，养成对哪怕是隔墙发生的事都充耳不闻的习惯，学会对别人闭口不谈自己知道的事，学会不提傻问题。他父母就一向伪装自己，只是现在换了伪装的方式，换成另一种假胡子、假帽子。

　　“要帮忙吗7”我不安地在厨房里问。

　　“还不要。”他说。

　　我做了些通心面，看了份杂志，还看了雅芳新系列目录。房里还是没动静。过了一会儿他笑眯眯地站在门口，点着头，拉住我的手，把我拉到牌桌旁。

　　“我想好了该怎么画。”他说，“瞧，反正我不在乎怎么称呼人，这就跟真的一样了。这是爸爸，只是我叫他罗伯特?克伦肖。这是爸爸的爸爸，我用同样的姓。就这样，只是名字不同而已。”

　　原来如此。我给他填以前几代人时做了修改，只是要改的地方不多。有一位叫朱塞佩，名字很特殊，是罗伯特的曾祖父，我就叫他乔。我婆婆做姑娘时姓斯塔诺维克茨，这个我没改。而我的呢？我跟罗伯特说，这跟玩游戏一样，随便选一个。给我安个婚前的姓。他选了温。叫伊丽莎白?温。听着不错。

　　“外婆的呢？”他问，我母亲就用她的真姓吧，从出生到长大她都用奥唐奈这个姓，这么一个孤零零的真姓不可能会威胁我们的新生活。

　　“瞧，我知道他们都是谁。”罗伯特说，“这就够了，对不对？我知道就行。班里每个人都会看，上面写着罗伯特?克伦肖，我知道该怎样看上去像真的：”

　　“对了。”我说。

　　“我知道。记得那次爸爸带我到他在中央公园上班的地方去的事吗？就是有那位高大警察的地方，我记不清他的名字，他可真的非常高大。”

　　“麦克迈克尔。副巡官麦克迈克尔。他是那个局的局长。”

　　“就是他。他一直看着我，还说：‘你不是贝尼代托。我知道你不是：我以前认识你爷爷，现在认识你爸爸。不，我说你不是贝尼代托。’我想他只是说着玩的，因为我长得像爸爸，可我当时还小，才五岁左右，不完全清楚那是说着玩的。所以我当时以为他说的是真的，说不定是领养的，跟我以前学校的那个朝鲜孩子一样，他总跟别人说他是意大利人，因为他名叫拉索，大家都觉得他很傻。爸爸可能看出我很伤心，就带我去公园的‘好心情卡车’买了冰淇淋，坐在长凳上吋他对我说：你瞧这。他指着我手臂上那根粗血管。”

　　他伸出瘦得皮包骨的手臂，用黑乎乎的手指指着手肘内侧的蓝色动脉给我比划着。“爸爸让我看他的血管，可真粗，都向外面鼓出来了。他还说你身上有我的一部分，我身上有你的一部分。你所有的孩子身上、孩子的孩子身上，都有我的一部分。”

　　“说得没错。”我说。

　　“我知道。”他说，再次拿起铅笔给家谱树上的一些树叶涂颜色。接着，他似乎心里在想着该用翠绿笔还是用中绿笔，而嘴却随意问我道：“那次爸爸将奶奶的镜子砸碎在过道里后，他说他真是非常非常抱歉，又给她重新买了一块。

　　记得这件事吗？如果他砸了你的镜子，你会不会说没事？”

　　“我不知道。”我说。

　　“我不是说要回去，”他说，眼睛没离开他的纸，“是说接受他的道歉：”

　　“我不知道，亲爱的，”我说，“爸爸对我做了不少糟糕的事。他对我做了许多不该做的事：他不该打我。绝对不应该。谁都不该打人。可他打了，而且经常打。我很难理解他干吗要打。我真不理解，也许今后会理解。”

　　“我要把这个做完。”罗伯特说，他的铅笔尖重重地划在广告纸上。

　　我有时觉得我真会终生坐在合盖的坐便器上，任眼泪和着流水流淌。罗伯特在楼下坐着画大作，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听着冷水急流心里会觉着一丝安慰，那是他童年时夜间陪伴他的声音，跟火炉渐渐燃旺的隆隆声一样熟悉。这次过了很长时间我才哭完，然后在苍白的脸上泼些冷水，擦擦鼻子，再用点遮瑕膏涂一涂，掩盖一下激动的红晕。完了再折好换洗衣服，换了床单。衣物经常助我渡过难关。

　　等我再回到楼下时，名字全都整洁地写好，罗伯特正在画树，看着像粗壮的橡树，枝叶茂盛，树干很粗，是用彩笔画的。我观赏着他的家谱树图，称赞他画得整洁，树叶画得仔细。这时我意识到，我应该告诉迈克，伯恩森太太比我聪明，至少在这件事上是如此。我注意到树干底部写着“罗伯特”三个字，没有姓。那是树的根部、基底部，是所有一切的中心。树叶还没上色，主干与树枝看上去不像是树，而像一条褐色的大河，尼罗河，亚马逊河，贝尼代托与弗林家族的血系河，而河峡处就是这孩子，它让人觉得，所有这些人，无论他来自波兰、意大利、爱尔兰，还是来自布朗克斯和布鲁克林，相聚在一起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有一天能孕育出罗伯特?贝尼代托。此事非同小可，这跟他在圣斯坦尼的问答式教学班里了解到的伯利恒的那件事一样重要。罗伯特是导致群星碰撞的原因，也是我们大家的救星。

　　“这样行吗？”

　　“很美，美极了。我真为你感到骄傲。”

　　不难看出，他也为自己感到骄傲。他小心翼翼地卷好纸，用细绳将两端系好，双手捧着出门上车。看他双手捧着站在那里的样子，我想起他四岁时的事。那次他穿着蓝绸短裤、白绸礼服衬衫，做安?贝尼代托一个教子婚礼的持戒人?我记得他当时的样子，神情严肃，手捧蓝绸托垫紧贴他细小的胸口，顺着教堂走廊走去。本尼拿着他家谱树的样子跟他差不多，这两个漂亮黝黑、背井离乡的男孩真像在捧着他们的生命。他们的神情一一严肃而不无骄傲的神情，整天留在我的眼前，不论我在责备透析病人零食吃得太多时，还是在给那个脑瘫女人买东西时都一样。

　　“你好。”罗伯特那天下午回家时我随意说。他进来时给开着空调、比较阴凉的这间公寓带进了一股热气。长沙发上有只洗衣篓，我又在折床单，将角对齐，伸着手臂，像在祝福，因此没马上看见他的脸。等注意到他的脸时，我真不敢相信，以为看错了。我站着，手里拿着床单，横在胸前，像帘子，床单上沿的眼睛和嘴巴都大张着，跟个卡通女人似的。

　　“我的天哪！”我说，将他拉到窗口的光亮处。

　　他的脸色比初看时还难看。上嘴唇一边发紫红肿，变歪了，左眼下开始变黑。嘴下面有条血痕，我没费时去拿毛巾和水，直接用唾沫擦掉血迹，这才发现血迹下没受伤。牙床也许出过血，但现在不出了。

　　“出什么事了！”我说。

　　“乔纳森?格林是个惹祸精。”他说，喉咙深处发出颤音，像鸟叫。

　　“坐下吧。”我说。我把冰块、阿司匹林、纸巾放在不怎么坚实的咖啡桌上，伸手搂着他，他浑身颤抖了一下，然后抬起头，用手指碰碰嘴唇。彩色铅笔还散放在餐桌上，形成一道弯曲的彩虹。

　　“等一等。”他说了声便上楼进了卫生间。我知道他去照镜子。

　　“这不是我的错。”他说，“我先推了他，但他活该。大家忍了他一年。他是惹祸精，学校里就他最会惹祸。真希望揍扁他的鼻子。他叫本尼‘西皮克①’。你知道什么是‘西皮克’吗？”

　　我点点头。

　　“我们在课上正说着我们是哪儿人时，他就来事了。他一上来就说如果你不会讲英语，就不配在这儿生活。还说美国小得连供美国人生活都不够，却又有那么多人到美国宋争吃的。又说那些人甚至连英语都不会说。”我看得出来，“门将”难堪极了，还有那个叫克里斯蒂的女生，你不认识她，她父母像是希腊人什么的，英语说得不好。我说很多人虽然说不好英语，但人很好。”

　　“难道伯恩森太太没说什么？”

　　“她说我说得对，说她父母是德国人，花了很长时间学英语，现在再瞧她，她却在教英语。可说到这儿，课就结束了。我们出了教室。乔纳森走上来，本尼也在。他说我是为我的‘西皮克’朋友说那些话的。他的原话就是‘你的西皮克朋友’。我就使劲推了他。他骂本尼‘西皮克’，还打我，我就还手打他。”他的下嘴唇又在渗血，我递给他一张餐巾纸。他用纸捂在嘴上，使劲捂着。

　　“我骑在他身上，让他收回他的话。”他最后说道。越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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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西皮克（soic），美国俚语。这里指西班牙裔美国人。

　　越大的嘴唇使他的声音含糊不清。“放点冰上去。”我说。

　　他咕咚一声坐在沙发里，弓着背，胳膊肘撑在膝盖上，避开我的眼睛。冰箱里有柠檬冰棍，我给了他一根。晚饭前又有冰块，又有意想不到的柠檬冰棍，他真是一举两得。

　　“乔纳森是个惹祸鬼，”我说，“他从第一天开始就招惹你。他生就一张臭嘴。你现在知道他是彻头彻尾的小人，知道对付他的唯一办法就是离他远点。你一生中总会遇到像他那样的人。他们无知、可恶、嘴脏，因为他们以为使别人渺小就可以使自己显得高大，以为贬低别人就可以抬高自己。本尼在学校里是个明星，人人都喜欢他，他擅长体育，功课出色，所以乔纳森想把他压下去，所以他要骂他西皮克。这件事让你看得清清楚楚，乔纳森远不如本尼。”

　　“我也那样说，”罗伯特说，“我说他真不知自己在说什么。他甚至不知道西皮克是什么。我从爸爸那儿听说过。

　　爸爸跟霍根先生和卡特先生说起过西皮克。他说西皮克活得像畜牲，他们杀了华盛顿高地的那个警察。是爸爸帮着训练的那个警察，你当时参加了他的葬礼。是西皮克杀了他。”

　　我哭笑不得。“宝贝儿，别用那个词。”我说，“人们用‘西皮克’一词指说西班牙语的人，像本尼一样的波多黎各人、古巴人。他们都是拉美人，不喜欢他们的人就管他们叫西皮克。”

　　“爸爸不这样。爸爸说，西皮克把城市搞得乱七八糟。”

　　“也许你听错了。”我说，可我脑海里却响起了博比那一连串的咆哮声，他那咆哮声我都?听过几十次了。?他们像兔子一样繁殖，不学英语，让女人们干装五元一袋毒品的活，让姑娘们穿得像妓女，让男孩子不穿裤子。见鬼，他们为什么不留在属于他们自己的地方？这些话就像一首歌里的歌词，胡乱凑在一起的歌词，听多了反而让人不在意。

　　“我以为西皮克是坏蛋，像强盗，或者像那些贩毒的人。”

　　“不是的。”我说。

　　“那他们是什么样的人？”

　　“西皮克这个词是有人用来指西班牙语国家的人的。

　　就跟不喜欢黑人的人称黑人为黑鬼一样。”

　　“这么说，爸爸说西皮克时是在说波多黎各人？古巴人？”

　　“宝贝儿，”我说，这时我看到他的脸已经扭曲了，“罗伯特，警察有时因周围有许多坏人而非常生气，便用脏话骂那些坏蛋，有时用了不该用的词。你爸爸如果在这里，他会向你说明的。”

　　罗伯特吮着棒冰，眼睛看着不远不近的地方，一只眼眯成一条缝，闪着光，另一只眼什么也不看。好一会儿，我们两人只是并排坐着，但没靠在一块儿。最后他像个感到浑身酸疼劳累的老人，满是倦意地站起来。

　　“我上去做作业了。”他说。

　　“宝贝儿，”我说，“没事的。”

　　“我真的不再喜欢你这么叫我。”他说。

　　十五分钟后门铃响了，本尼站在门口。我看到他脸上有泪痕。他手里拿着动画书。我跟他说，罗伯特在楼上自己房里。“别惩罚他。”他说。我炸了鸡，煮了米饭，心想吃晚饭时该好好谈谈。但是，等我上楼去叫罗伯特时，他却在床上睡着了，脸朝窗户，像只熟过头的水果，又软又紫，像蜜桃，或金黄色的李子。我把东西都放在炉上温着。

　　我必须为博比做些辩护，这跟为他干的那些令人恐惧的事辩护一样，他从没在孩子面前骂骂咧咧，至少他心里明白这一点。他的话里不带黑鬼、婊子和诸如此类的字眼，至少他觉得他没骂。罗伯特所闻所知的事还真不少，它们致使他现在在楼上和衣入睡，并在梦中轻轻抽搐。而这些事我也许根本就不会真正知道，他也许也不会向我承认。

　　他没醒来看他喜欢的电视节目，本尼带了电子游戏机和又一本动画书又来过一次。我准备上床睡觉时，浴室窗外，初夏的一轮洁净的月亮犹如银色剪纸。月光照在罗伯特的床上，泻在他房间的地上。地上乱七八糟地堆着他包着牛皮纸的课本，上面满是他的涂鸦。我将书理齐，放在他床边，他还是没动弹。我自己的倦意像掠过天空的飞云一样消失了。我抬起头，数字钟面上的白色数字在黑暗中显得很醒目：十二点二十七分，一点十二分，两点十四分。外面什么地方响起了警报，像谁在哭叫，片刻后就消失了。这时，我听到楼下有说话声。床下有我很久以前从卡斯特罗先生家里拿来的铁棍，我拿着它，悄悄地走出房间，来到走廊，向楼下走去。

　　“我知道。”我听到有人在说，是罗伯特的声音。他在厨房。走到楼下后，我从门缝里看到他在打电话，穿着睡觉时的衣服，双腿交叉坐着，背靠着冰箱。借着月光，我看到地上有堆奥利奥饼干，像玩具，又像棋子，像游戏赌博卡。

　　“我知道，”他又说了一遍，“我也想知道。”沉默似乎带着震颤。我觉得手里的铁棍变得很沉，真想放下它。

　　“那你为什么？”罗伯特问。接着，“是的，我踢足球、打篮球和棒球。我是三垒手。越打越棒。”他擦擦眼，不小心碰了青紫块时脸扭曲了一下，掰开一块奥利奥，舔着中间的奶油。“我也看了，”他说，“我知道你会看的。”

　　我早该动了，可直到这时我才能肯定。我穿着睡袍，一身白色地走出黑暗，罗伯特扔下了电话机，盯着我的脸，又看看我手里的铁棍。连着线的电话听筒在墙上轻轻撞了三下。我用两只手指拿起它，放回话筒座里，放的时候我听见那一头传来他深沉、带着睡意的声音：“罗伯特？咳？罗伯特？”

　　“把饼干放好。”我说。

　　“你对我说了谎。”他站起来说，眼睛只是比我的眼睛略低一些。

　　“说了什么谎？”我说。

　　“说了很多谎。”

　　“我没有说过谎，罗伯特。你今天晚上真做了傻事。如果再这样，我们就不得不搬家，搬到另一个地方，一切又得重新开始。没有本尼，没有辛迪。新的学校，新的朋友。”

　　“我要见我爸爸，”罗伯特说，“你对我说了他的谎话。”

　　“什么方面？”

　　“许多事情上。他说，你许多方面都是在说谎。”

　　“告诉我，他说了些什么。”

　　“不。你只会说他的坏话。他爱我。他想我。”

　　“我知道，我从来没有否认过这一点。”

　　“他说，他也爱你。”

　　“你有没有告诉他我们在什么地方？”

　　“没有。”罗伯特说，他声音沙哑。

　　“他问你了吗？”

　　他点了点头。

　　“那你说了什么？”

　　“我跟他讲我不能说。他说西皮克没有那个意思，他有一个朋友在缉毒部，是波多黎各人。他说，我敢为朋友挺身而出，很好。他说有时我们必须那样。”

　　他说，他说，他说。当他一口一个‘他说’一一那听惯了的老一套的辩解与指责一一时，我仿佛觉得房里来的是博比，只是说话的是罗伯特，童音清脆。

　　“宝贝儿，”我开口说，顿了顿，“我没跟你说过什么谎。”

　　我碰碰他的脸。“还记得我的脸像这样过吗？比这还厉害，还断了鼻梁?幸运的是下巴没事。”

　　他哭了，浑身在我的怀里颤抖，跟小时候我抱着颠他入睡差不多。我睡衣的前胸湿了。泪水里还夹杂着血。

　　“我没说。”他最后说。

　　“我知道，亲爱的。”

　　“我就问了西皮克的事。”他说。

　　“我知道。”

　　我把铁棍放在过道的壁橱里，一起上了楼。一小时后，等我确信他又睡着了，我走到楼下，从皮夹里他的娃娃照片后抽出一张名片。对方传来录音电话声，听到响声后，我说：“我是伊丽莎白?克伦肖。我需要马上与帕蒂?班克罗夫特通话。她有我的电话号码。”

　　早晨，他带着为自己受伤的脸而骄傲的神情上了校车，本尼用手臂勾着他的肩膀。他们走后，我步行去了学校，敲响了迈克?赖尔顿的门，他正坐在桌旁。看到是我，他脸上的神情肯定跟我看到罗伯特每天放学后推门回家时的神情一样。我曾恨过自己极高兴而又极谦卑的神情。他为了掩饰，将一团活页纸扔进钉在桌旁墙上的玩具篮球筐里。桌上有只吸杯。篮球筐旁边有张广告，画着一只想抓高高横杆的猫，下面写着：“宝贝儿；挂在那里！”在南湾时，我们的护士休息室里也有这样的广告。

　　“我需要帮助。”我说，在他桌子另一侧的直背椅里坐下。

　　“行。”他说。

　　“首先，”我说，“我叫弗兰妮。贝尼代托，从纽约市来。”

　　开始叙述时时间是八点五十分，讲完时是九点三十分。把一切原原本本地告诉他，像卸去重负一样说出内心的秘密，竟只花这么短的时间。

　　第　十　六　章

　　学校放学后的第一个星期六。他开车送我去辛迪家，车后座上有五六只锡箔纸袋，里面装满了食品。袋子在后座上滑来滑去。“拐弯别太猛，”我说，“否则会弄得车里到处是烧烤用的排骨和鸡翅。”太阳光下他略微皱了皱眉，脚从油门上移开，将他那辆小车的车速降到了每小时十英里，在他边上的一个老太太居然能绕过他车子，在车前停下。

　　“嗬一嗬一嗬。”我说。

　　我做了两天饭。孩子们偷吃土豆薄烤饼和酱排骨时，我用洗碗布打他们瘦骨嶙峋的、黑手乎的大腿。“克伦肖太太，你烧得真好。”本尼彬彬有礼地说。“别用甜言蜜语来哄我。”我说。罗伯特只是笑笑。他脸上的伤痕褪了，心情似乎平静了些，也许这只是我的想象。不管怎么说，他一直是个安静的孩子。

　　“现在我很理解他了。”听我说了我们的经历后，迈克。

　　赖尔顿对我说，“谢谢，这让我感觉好多了。”

　　对我也一样。虽然这个男人见过赤裸的我，还将舌头伸进过我的嘴里，解开过我裙子的扣子，但这些跟他知道我其实是哪里人、叫什么、真正的生活来源、我儿子以前所承受过的一切等事实相比，又算得了什么？就连他的微笑都带有心领神会的味道，让我觉得自在，觉得跟他在一起不害怕，不比跟其他人，哪怕是和辛迪在一起。那天我去找他说的时候，他倾身听我说，眼睛看着我，什么问题都没问。我讲完后，他绕过桌子坐到举行家长会时通常是父亲们坐的椅子上，握着我的手，使劲揉我的手指，好像怕它们发冷，努力在给它们活血。“你太了不起了。”除此以外他什么也没说。

　　他在车里回头看我，加了速，脸带微笑。“罗伯特很好。”他看出了我的心思。

　　“我知道。”

　　“不，你不知道。但我清楚。他是个聪明的孩子。他会明白这一切的。”

　　但我确实知道，知道他不可能会明白。有些精神病医生说孩子可塑性强；另一些则说，一切都会留下烙印。两者都没错。有时让人觉得罗伯特那天晚上没给博比打过电话，没为他说过话。有时，又让人觉得，我跟迈克?赖尔顿一个只是孩子的母亲，一个只是孩子的教练，好像我从没有不顾罗伯特而选择了他。然而罗伯特跟我一样，心灵上千真万确有伤疤，他的伤疤很危险，用肉眼看不见，他可以认为它们不存在。

　　“你想得太多了，弗兰。”我有次分析情况时，博比曾对我这么说。他说得对，我确实想得太多。我现在在想的是，我已不再听得到那个占据着我的生命、那个让我觉得被拴在皮带一端挣扎的博比的声音了。甚至在电话上，那个声音听上去也只是我不久前似曾相识的人的声音。弗兰，你想得太多了。我差不多听不到这种声音。

　　这一点他说得没错：我确实想得太多。如果是个称职的护士，就得多思、多见、多了解。瞧一眼那个被查出肺病的癮君子，别听他口口声声说只是感冒了、感冒而已、伙计、来点维生素C、睡上一觉就会焕然一新，即使你不戴双层手套，不给他抽血化验，你也能看出此人已越过HⅡV阳性滑向艾滋病，接近死亡边缘。一个小女孩跟着母亲走进候诊室，见母亲转向她。她却微微向后仰，你就明白，肯定明白，那个母亲经常打她。至于打得有多重，X光会告诉你。温妮以前常说，对某些病人她不用等他们开口，从他们肩膀的姿势、倾斜的目光中就能知道他们想说什么。她常说，医生和护士有时像是牧师。我也有同感。

　　我给格雷斯打了电话，觉得情况不妙。她家的电话突然响起应答机的声音。预留的话很短，又没留名：“听到蜂呜声后请留言。”我说了三遍“格雷斯，是我。”我害怕把我的电话号码给她，害怕别人听到它，看到写在电话旁的纸片。

　　我又往她办公室打了两次，可那儿也一样，只有预留言声和蜂鸣声。“我们很好，”最后一次我说，“我们没事。”但她出事了。从她冷冰冰的留言里我能听得出来。这冷冰冰的声音让我发冷。这件事，还有罗伯特的电话。游乐活动后的电视新闻。我了解博比多少，在查出他想查的东西方面他有多大能耐。

　　看着莱维特太太下垂的双肩之间那团越长越大的肉，我很清楚，这两三年内，只要她稍微踉跄一下，结果就会是髋关节断裂，住疗养院，不用轮椅也得用拐杖。“你得吃钙片。”我说，将塑料药瓶砰的一声放在厨房的小柜台上。

　　“嗬，钙片吃了要便秘。”她嘴里吃着巧克力饼干说。于是我换了一种钙片，一种不会引起便秘的钙片。“你必须健骨。”

　　我提醒她，她却一副可怜的样子看着我，好像在说，护士太太，集中营的四年里他们只给我吃杂粮、喝脏水，还不知在我体内搞了什么手脚，弄得我终生无法生育。你觉得那时我的骨头强健吗？现在我眼中的莱维特太太是一个巨大的秘密：她手臂上的数字，她的婚姻，她从半个世纪前五月的一天以来的整个生命。我意识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隐秘。

　　我掩饰自己的伤疤，因为我感到羞愧，为博比感到羞愧，为跟他一起生活羞愧。现在我还知道，我还害怕被人看不起，害怕所有认识我的人会在心里想那个可怜的女人常挨丈夫揍或过去常挨他揍。我开始把自己看做这样的一个人：一个过去常挨丈夫揍的女人。一个被揍得遍体鳞伤的女人现在正在获得新生。上帝，我讨厌这种话，讨厌那种将我们的伤痕降低到与可以进行定型号的眼睛或头发颜色一样的地位，沦落到杂志封面的标题地位。

　　“纳粹屠犹的幸存者。”莱维特太太一天在看新闻报道时愤怒地说，“像个俱乐部。人们真厚颜无耻。”

　　我见得多，了解得也多。从我病人梅尔文蜡黄的皮肤上，我知道如果九十天内不给他移植肾，我就得出席他的葬礼，而不是给他量体温了。我知道我的脑瘫痪病人渴望爱和浪漫，因为她上网聊天给自己起的名字叫“性感珍”。她在别人屏幕上只不过是一行黑体字母，我真不知道这时她会如何描述自己。也许她会说自己身材修长、晒黑的皮肤下肌肉柔顺，而事实上她的手臂和腿不停地颤抖和抽搐，在无法克制地摆动。她要做别的人，在别的地方，我无可非议。

　　我知道迈克?赖尔顿决心用轻松的态度努力使一切正常起来。罗伯特就如他告诉他爸爸的那样，现在在打棒球。

　　迈克不时带我们出去。本尼通常一起去，罗伯特用他的眼睛测量他教练与他母亲间的距离。距离还很大。我们上过床后的那个星期，我买了一些避孕栓，就像人们买阿司匹林一样，说不定哪个星期六晚上会头痛。一切又回到老样子。

　　不再有火烤排骨，不再有穿着晚礼服的领班。还有，迈克每次送我们回家，只要赶上罗伯特沿人行道去本尼家，或上楼去做他的功课，他就会跟进公寓，抱着我，吻我，而且不再像第一次那样轻柔。有一次，在学校的游泳会上，我们在勒尔巴克家的地下室相遇，当时他头发湿漉漉的，刚往后梳过，上面还留有克雷格的梳子痕迹，我穿着辛迪借给我的蓝色泳装，太阳镜闻上去有可可味。他抱住了我，长时间地抱着我，最后呻吟着推开了我。“我是个有耐心的人。”他说。

　　“你对那个可怜人真狠心。”第二天我与辛迪看护孩子们游泳时她说。

　　“我不是真想狠心。如果离他远点，他会更幸福，但目前情况下很难。”

　　“我喜欢他。”辛迪说。

　　“我也喜欢他。”

　　“那么，还有什么问题？”

　　“我也喜欢你。”

　　“亲爱的，如果我们这么有好感，我会立马要你。但这不行。我们喜欢的女友都这么善良、聪明、有用，可我们喜欢的男人却都那么小气，那么折磨我们，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克雷格不小气。”

　　“克雷格另当别论。还有迈克?赖尔顿。这正是我想强调的。想不想试试这种我们刚生产的防虫香水？”

　　“味道怎样？”

　　辛迪嗅一嗅说：“麝香味。”

　　“谢谢，不想试。”

　　“再说，他喜欢孩子。”辛迪说。

　　我比辛迪自己还早知道她怀孕了。她的头发变得松塌。有天我们在图书馆送超期卡时，她突然对帕特里尼太太生气地说：“我们懂我们该干什么。”帕特里尼太太红了脸，我想我也红了脸。她四月开始在早晨喝药茶，不喝咖啡了。我们在家里吃汉堡包喝啤酒时，她喝苏打水。她的无袖白衬衫纽扣有点绷紧，两乳间的肉露了出来。她不知为什么没马上跟我说。我们说话时会出现长时间的间歇，她真想用这消息来填补间歇，这是令女人最激动的消息。但有时是最糟糕的。

　　“我儿子很想他父亲。”我曾对莱维特太太说，当时我在给她量血压，她则用空着的手吃冰酸奶。莱维特先生去世后，医生给她做了一次体检，说她有高血压，体重超常。这个诊断使得她继续派我去莱维特公寓。那儿除了病床已搬掉外，一切还是老样子。虽然佛罗里达春天的新鲜暖风不久就会变热，莱维特太太还是让朝阳台的门开着。“应该让空气进来。”我第一次注意到玻璃活动门开着时，她说，“早晨闻点寒意，你就知道这天天气一定不错。如果寒意袭人，就会下雪了。至少在芝加哥是这样的。人需要新鲜空气。”

　　欧文现在在一张临时茶几上的不锈钢盒子里。如果你摇一摇，里面会有晃动声。罗伯特曾问过里面是什么。“哦，一件小摆设。”莱维特太太说，她还对我直翻眼睛。

　　“孩子难理解。”她轻轻加了句，顺便舔掉上唇的香草。

　　“生活不容易。”

　　“我真不该向你抱怨。”

　　“为什么？”

　　“你的生活也不容易。”

　　莱维特太太耸耸肩。“你不该跟我说这是酸奶。”她看着手中圆锥形的东西说，“我会以为是冰淇淋的。”她用舌头舔着吃，接着又说，“大事情，嗯，都变了内容。瞧现在，尽想些要不要保留电缆、搬家、早餐后午餐前没做什么。”

　　“你很孤单。”我说。

　　“不，不，”莱维特太太说，“老太太如何度时不是一种感觉，而是一种工作。现在我有时还与欧文说话。我有这样的权利。”

　　“我还是不该抱怨。”

　　“你把那也称为抱怨？你不知道什么是抱怨。不管怎样，别人的痛苦无法消除你的痛苦。但也别犯傻，别以为别人的一切都是美好的。”

　　我以前还真是常这么想的。小时候穿着校服经过别人家窗子时，里面似乎透出台灯的黄色灯光，照亮了英俊潇洒充满活力的父亲们夜间的身影、热情而有同情心的母亲们、住在贴有亮丽墙纸的房间及每晚上都有人给掖紧毛毯的孩子们。长大成人了，有时我也会想着自己，想着我与博比同罗伯特在铜质枝形灯下的小餐厅里用餐，碟子和杯子闪闪发光，似乎它们是生活给予我们的奖品，花瓷匾是祝贺我们互爱的贺礼。我常会暗自想，但愿一切像此刻一样，永驻不逝：可等我们收拾好桌子，摞起碟子，熄灯睡觉时，这感觉就消失了。它像灯光，明亮而短暂。

　　“男孩今后会遇到的事你根本无法预防。”莱维特太太又说。

　　“你像个算命先生。”

　　“差不多。他们尽说些对人人都适用的话。人生祸福难测。你会遇到贵人相助。你爱的人会死。大磨难。”

　　“你吃钙片了吗？”

　　她伸出手中的酸奶。“比药片好吃，”她说，“如果是巧克力的就更好吃。他们做不做巧克力酸奶？”

　　辛迪现在吃冰酸奶，喝牛奶，每天去农场货摊上买新鲜蔬菜。我记得不久前自己也曾这样。一年前吧。只一年。

　　一年前我体内有了一个秘密，跟辛迪一样，我没跟人说，连博比也不知道我怀孕了，格雷斯也不知道。只有出色的护士能看得出。有天下午温妮在急诊室见我动作迟缓，便歪着头，双手叉在硕大的臀部，努起嘴角。“感觉怎样？”她问。

　　一个女人那样走路：拖着脚，脚趾略分开，骨盆前突，似乎为自己的身子骄傲，出色的护士一看就明白了。

　　博比最后一次打我并打断了我鼻梁的两天后，我去了诊所?那里的一切我非常熟悉。我躺在手术台上，膝盖上盖着床单，看到角落里的瓶子和软管，我清楚它们的用途。

　　诊所的人很善良。

　　“我给你讲讲过程。”那里的顾问说，他一直在看着我伤痕累累的脸、绑带、大小明显的青一块紫一块红一块。

　　“我是护士，”我说，“我了解。”

　　自己协助做人工流产时，我跟病人说过会出现抽搐痛。

　　我现在才知道，不全是那么回事。流产很痛。越痛，我反而越高兴。越痛，我就越有勇气自己上下手术台，离开博比?贝尼代托。我想知道是男孩还是女孩，但我没问，实际上无关紧要。如果是男孩，他会学会用巴掌留住女人；如果是女孩，她会了解男人爱你也伤害你。这两个都不要，我不时想，都不要。日子艰难时，这种废话，你想得到，但说不出。

　　机器发出了像我们卧室的窗式空调一样的噪音。我盯着天花板，眼里没有泪水，只有坚毅的神情。在恢复室里，他们给了我一些劳娜多纳饼干和苹果汁。“你会有个女儿的。”

　　我前次流产后博比曾这么说过。但他错了。

　　“做好了。”医生说。

　　也许当迈克?赖尔顿而不是博比进入我体内时，我所感觉到的是那个医生，是那个阴道扩张器。我躺在手术台上，

　　抚摸着胶布，嘴一动，胶布就牵痛。

　　“你的脸是怎么回事？”医生问。

　　“出了车祸。”我说。

　　我现在已不再多想这事了，可当时，当我坐上地铁，从曼哈顿东边的诊所回布鲁克林的家，去给放学后的罗伯特做顿快餐时，一路上心里百感交集。那天晚上，我是在筹划逃跑中入睡的。我还做了个梦，梦见自己在科尼岛海滨宽阔韵人行道上跑步，看到有个穿暗黄色带褶裥边泳装的小女孩在浪里挣扎。我跑到海边，那里已有了两个警察。“我们会处理这事的，太太。”其中一个警察对我微笑着说。我转过身，头也不回地跑了。梦中的一切都是安静的，没孩子的声音，也没警察的打水声。

　　现在她该有六个月大了，会坐，会对着她哥哥逗人的大脸蛋嘟嘟哝哝说话、哈哈哈地笑。我无法对这事想得太多。

　　那是博比给我的最大伤害，或是我为了他而给自己造下的孽。以前不能想此事，只能让大脑将其隐藏起来。而现在可以较多地想它了。我在坐车去辛迪的分娩送礼会①的路上忍不住会想，整天都忍不住在想。我与迈克将食物拿入地下室门内，克雷格上前迎接我们，切尔西跟在后面，她身后拖着软而无力、脸色发白的查德，像在拖一袋粮食。查德喊：“放下我！”但切尔西只当没听见。即使在这样的时刻，我还在想着那件事。

　　“我在冰上加的苏打太多了，得再用一只盆。”克雷格说，“蛋糕送来了，我放进了冰箱，它占去冰箱里一大半的空间。”

　　“上面有把糖伞。”切尔西说，“过后把这把伞给我，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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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分娩送礼会是美国人为新娘或即将分娩的妇女举行的送礼聚会?

　　“好的。”我说，

　　“罗伯特呢？”

　　“他随卡斯特罗先生和本尼去野营了。去了森林动物保护区。本尼爸爸说，说不定他们能见到鳄鱼。”

　　“我不喜欢鳄鱼。”切尔西说。

　　“我也不喜欢。”

　　“你好，赖尔顿先生。”切尔西又说。

　　那天切尔西想吃什么，我就给她吃什么。吃了排骨和三听可乐，吃那把伞时她觉得不舒服，虽然那只是棉花糖，我还是随她的便。大家几乎把我做的食物都吃光了，来客中有家长一教师联合会的母亲们，有两位是拉卡塔的高中同学，曼福德太太与她的两个姐姐一一辛迪的姨一一也来了，辛迪与她母亲一起出去买东西，回来看到一堆盒于和她房间躺椅上挂的白色花边伞时，她捂着脸尖叫起来。我知道，如果我们用了客厅，把东西散放在褐灰色的地毯上，她一定会跟我没完的。

　　“贝思，你这么做，我跟你没完，我发誓说到做到。”她说。我只是笑笑，而且看着她圆圆的、羞红的脸，看着她白色喇叭衫下挺起的结实的大肚子，更觉得想笑。现在的孕妇衫比十三年前我怀罗伯特时有了很大改进，那时什么都要镶花边、丝带、花朵什么的，好像怀了孕自己就得看上去像个孩子。虽然她怀孕才五个月，但怀的是双胞胎，所以看上去远不止五个月。超声波检查说是一男一女，加上医生说不准能否保住胎儿，因此她将怀孕保密了三个月。

　　“差点两个都没保住。”她后来告诉我，让我想起了我失去的孩子，然而看着她一脸的幸福，便没再多想自己的事。

　　辛迪喜欢特殊，双胞胎就是一种特殊。盒子里的礼物都是成双成对的，两条粗斜棉布小背带裤；两块软绒襁褓，带两块绣花布，一块粉红色，一块蓝色；两只绒毛熊，一只系领结戴高帽，一只穿礼服。“哦，真可爱。”切尔西嘀咕着，查德蹒跚地走到包装纸旁，每看一个礼物都要拍手。

　　我走进辛迪的厨房，重新添满菜盘。那些菜盘是她的结婚礼物，也可能是在这种送礼会上得到的。我记得我结婚后不久与巴迪和玛丽到百慕大去了一周。面对离港航班牌上的城市名，心想我可以带上旅行支票，想到哪儿就到哪儿，西雅图，辛辛那提，巴黎，大瀑布，蒙特哥贝，开始一种全新的生活。我不知道当时我为什么要那样想，那时我与博比还深深相爱着。也许人人都会在此时或彼时产生这样的想法，换个人做做，比如放弃律师职业去做职业高尔夫球手，放弃教书去做女招待，在加勒比海火烧般的阳光下生活。我记得博比跟我说过寻人部他认识的两个警察的事，说他们如何寻找一位皇后学院的英语老师。这位老师有个幸福的家，有新车，有一片漂亮的草坪，可有一天却失踪了。

　　他们两年后在澳大利亚找到了他。他在那里教英语，也有了一片漂亮的草坪、一辆新车以及一个名叫雪莉的妻子，而雪莉正是他前妻的名字。

　　在当时，这只是个有趣的故事罢了，但现在我知道，它反映了人性中的本质真实。我与罗伯特穿越了整个国家，从某种意义上说，最后却又回到了以前的位置。我看了看家长一教师联合会的秘书长罗宾?皮尔逊，她正在与梅格翰。

　　迪克逊的母亲说话。我记不起这位母亲的名字。就当是玛丽和泰丽吧。随你带人新生活的是你自己，因此你创造的新生活仍旧是以前的生活，你习惯这种生活，因此也就感到舒适。我远远地朝辛迪看去，她在解一只大盒子上的银色包装纸，我为格雷斯感到一阵痛苦和悲伤。

　　“嗬。瞧。”辛迪边说边抖开一条摇篮小被，上面的心字图案是用交叉针缝出来的。她在被子里摸来摸去，寻找卡片，曼福德太太最后用紧张而轻轻的嗓音说：“那是我的礼物，亲爱的。”

　　这使我想起了安?贝尼代托，想起她如何在一次圣诞节上提议为“她孩子们”干杯；如何送给博比一件开司米套衫、一双靴子、一本棒球书和一只筒式行李包；如何递给我一瓶从杂货店买的香水，甚至给过我一双尺码太大的连裤袜。

　　面对这种公然的污辱我会禁不住脸红，就跟辛迪现在脸红那样。她看看被子，又看看她母亲，再回头看看被子。

　　“真漂亮，妈。”她说，可你看得出，其实她心里想的跟所有在场的人想的一个样：对一个怀着两个孩子的女人来说，送一条被子不吉利，尤其是这个女人自己曾经怀过双胞胎。

　　我看了看两位阿姨，曼福特太太的姐姐们，但她们正在议论中学联谊事宜。

　　辛迪告诉我，她准备给两个孩子取名“查利与凯西”。(L Z)

　　她从没跟我说过她姐姐的事，一定引起整个尘土飞扬的小农镇议论她的事：“辛迪?曼福德，可怜的人，不记得了？她同胞姐姐，哦，对，同卵双胞，她们可怜的母亲……”曼福德太太正在重新涂口红。“我发现缝被子真可以让人停止想心事。”她说。

　　没有比似曾经历过的事让人更加熟悉、更加记忆犹新的了。生活就是这个样。查德尿脏了尿布。曼福德太太问辛迪为什么不训练他坐便盆。罗宾?皮尔逊说，她儿子直到四岁才练坐便盆。辛迪的一个高中同学说，拉卡塔的学前班一一就是循道宗教堂的那个挺不错的学前班，不收不会坐便盆的人。切尔西说要给婴儿洗澡。曼福德太大说她年龄太小。我说我来帮她。辛迪说自己经常小便，恨不能整天呆在卫生间里。她母亲说，她老上卫生间就不能卖雅芳了。自罗伯特给他父亲打电话已有九天了。由于怕出绑架的事，我们在他六岁时就让他记住了电话号码。听到听筒里传出的嗓音非常圆润，很让人吃惊，只是不像那天晚上那么害怕，可以说没恐惧感了：好像它不如我周围所发生的事来得真切，这跟莱维特太太在集中营的岁月比不上她货架上的意大利面食罐头来得真实一样。帕蒂，班克罗夫特给我回了电话，再次让我们搬到别的地方去，搬到我们会得到安全的地方。但我最终还是觉得没有安全的地方。“我得冒一下险。”我说。我要独立自主。这是我的生活。

　　“看看这些战利品：”克雷格慢条斯理地说，手叉着腰，等所有客人都走了他就帮着将盒子堆好。

　　“祝你幸福，亲爱的。”辛迪说，拍拍我肩膀。“真喜欢你。罗伯特呢？”

　　“跟卡斯特罗家去野营了。”

　　“你今晚有安排吗？”

　　“我想早点睡。整个儿让我累坏了。”

　　“我有一个更妙的主意，最好不告诉你。”她说?眼睛朝厨房里望去，迈克正用手指刮剩下的土豆泥吃。

　　“我赞赏你的克制力。”

　　“行，随你说吧。我得去解手了。”她揉揉腰，俯向淡粉红的桌布，这块桌布我曾用在餐厅里。“我得马上去买些除污剂，用这儿。”她说，“查德，宝贝儿，这些烧烤指印是你留的吧？最好别在沙发背上留指印。”

　　“生日快乐！”查德喊道，绕着圈子，摔倒了，四肢趴着，格格地笑。

　　“他是不是喝了杰尼斯?迪更斯酒广丰迪说。

　　“没错！”

　　“她的嘴像不像在拉痢疾？没完没了的。天哪，这句话真难听。我是从你爸爸那里学来的。”

　　迈克开车送我回家。天临近傍晚，暗淡的光线下他看上去有些老。“我想提高一下高尔夫球水平，得多去球场。”

　　他说。

　　“克雷格是个很好的人，对不对？”

　　“是很好。他也喜欢你。”

　　“那很有意思。”我说。

　　“你今天很引人注目。”

　　“含羞草确实能让人放松。但愿辛迪能有一盆。”

　　我们驶入了阳光中，在车流中穿梭。车子从条形商业街驶入长街，后座上都放着瓦楞纸盒与褐色纸袋，一路上人人都开着空调，凉快而干爽。酷暑来得快，这里的酷暑与别的地方没有差别，灼人的热浪弄得你裤裆里都是汗水。迈克伸过湿乎乎的手捏住我的手。不能爱他。不能爱他。但是，上帝，好在世上至少有个人知道我究竟是谁了。

　　“你还没问那个价值六万四千美元的问题①。”我最终说。

　　“你指什么？”

　　“人人都会问的问题。我们上班时一有被打得遍体鳞伤的女人送到急诊室来我们就会问的问题。你为什么不走？干吗还要再呆下去？”

　　“你走了。我知道你为什么呆下去。你是为了罗伯特才呆下去的。”

　　“我为什么要走呢？”

　　“也是为了罗伯特。你肯定觉得我很傻。”

　　“我觉得你真神了。”我说。一辆卡车从我们旁边呼啸而过，将我们的车震动得像刮过的一阵风暴。“走之前刚流过产。”卡车声很响，不知他有没有听清我的话。我自己都几乎听不清自己。

　　他沉默了好一会儿，看着前面的路。最后他说：“你说这件事只是为了告诉我，只要多说些糟糕的事我就会离开你？”

　　“我不知道。”我说。

　　“干吗不上我那儿去吃晚饭？”

　　我摇摇头。太阳在他的眼镜上泛着光，我看不到他的眼睛。“今晚不行。”我说。

　　“你会不会什么时候提出我们出去远足什么的？”

　　“随便什么。”我说，我们在公寓群前停了车。他的双眼阴郁深沉，伤心的样子与罗伯特有时伤心而又不想隐瞒时一样。“弗兰妮，”他说。

　　“贝思。我还是贝思。”

　　“弗兰妮。贝思。你要我叫你什么我就叫什么。我不在乎，什么都不在乎。你还想跟我说你是个系列杀手？说吧，我不在乎。”

　　“不是去远足。”我说。

　　“这是个好兆头，是不是？”

　　“对。”说罢，我走了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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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指美国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无线电问答比赛节目中最高奖值的问题，后来人们用以指关键的问题或最后、最重要的问题。

　　第　十　七　章

　　夜半三更，一股烟味将我惊醒，我下了床，赶紧往罗伯特房间跑，随后想起他跟本尼野营去了，不在房里，房是空的，床铺收拾得好好的，床单上课本散乱。我嗅嗅空气，像野兽一样竖起头，顺着烟味下了楼，朝厨房走，想着是不是自己忘了关炉子，或者是廉价的石膏灰胶夹板墙里什么地方的电线烧着了。铁棍还在门旁的角落里，我拿起它，握在手里又沉又冰，这时我看到客厅里发光的烟头。是万宝路。

　　我怎么就忘了这种熟悉的烟味？

　　他看着我手拿铁棍的那种模样，一下子就让我红了脸。

　　“哦，怎么了，弗兰？”博比说，从破旧的绿粗花呢沙发里抬起头。我曾将这椅子从客厅一头搬到另一头，搬来搬去不下五六次，想找一个不至于使它看上去太糟糕的地方。“怎么，你想用管子打我的头？”他摇了摇头。“上帝，有时我觉得你的脑袋有毛病。坐下吧。”

　　随着嘴里冒上来的血腥味、金属味、苦涩味的消失，我就没什么感觉了，当然更谈不上吃惊，似乎博比坐在那里是，非常自然的。我与博比，博比与我，天生的一对，永不分离。

　　他就在我跟前，旁边就是厨房。我能感到电话机就在墙上，可够不着。像以往一样，他看出了我的心思。“电话断了。”

　　他说，把烟灰掸到茶儿上的一份旧杂志上。“再说，你又能对警察说什么呢？我家里有个陌生人，他是我丈夫。嗯，他在干什么，太太？哦，警官，在抽烟？见鬼，我们马上到。”他猛吸了一口烟。“不过，这里的最快速反应时间大约十二分钟。坐下吧。”

　　“我就站在这儿。”

　　他耸了耸肩。“那请便。”他说。

　　这个博比看上去不错。他一向不错。牛仔裤烫得笔挺，不知道现在是谁给他烫的。他的棒球衫很紧，裹得他的胸肌与轮廓像幅解剖图。他手臂粗大，肌肉圆滚壮实。他一直在努力锻炼，我脑海里突然浮现出他锻炼的画面，在家里的地下室里，我家里，做仰卧起坐、跑步。他的块头越来越大，火气也越来越大，捡起我的短裤和香水瓶，等待，等待。我看到他的脖子上有一圈发光的金属物，棒球衫的领口挂着他父亲曾佩戴过的徽章，衬着他毛茸茸的胸口闪闪发亮。这个徽章看上去有点不同，我这时才发现它两边各有半颗心，他自己的半颗和我曾佩戴过的、后又放在布鲁克林家中我梳妆台上首饰盒里的另外半颗。博比这人看上去英俊，只是跟那天克拉丽斯?布莱辛在急诊室说的那样，有吸引力但很危险。有吸引力但很危险。我猜想他是来杀我的。

　　“近来好吗，弗兰妮?安妮？你这里真乱七八糟。这么大个地方只及我们家的三分之一。我打算卖掉它，但房契上是你的名字，律师说没你的许可不能卖。上帝，我卖我的房子却要得到你的许可。

　　“我只好瞎编，说你去了佛罗里达。真好笑，是不是？我还不知道你在佛罗里达前就说你在佛罗里达了。我不得不编造许多他妈的故事为你遮丑，弗兰，先是说你太忙，后又说你母亲病了，再后来说你在佛罗里达，因为我工作已快满二十年了，可以退休了，所以想搬到这儿来。”他用烟头点着了另一根烟。我们初次相约外出时，他就抽烟，生下罗伯特后他戒了烟。他将吸完的烟头扔在地上，用脚掌碾火了火。他穿的是黑色懒汉鞋，他常去十号大街的意大利皮货店买这种鞋。这双鞋在黑暗处亮闪闪的。博比经常将鞋擦得锃亮。“我不明白怎么会有人住这种地方，”他说?“我退休后死也不会住这儿。”两颗心跳动得一致：弗兰与博比，博比与弗兰。我们的婚礼曲是《我的肌肤获得了你》。那也是一种表达法。

　　我的身体在薄薄的睡衣里颤抖。半开的窗帘渗进一缕街灯的光亮，我不知道他在这种光线里是否看得清我在发抖。他说了句什么，但声音很轻，我没听清。他低着头，嘴里含着香烟。随后他抬起头，黑眼睛闪闪发光，像他的鞋子，不难看出他在重复刚说过的话。

　　“你带走了我的儿子。我的儿子。我的孩子。你从我身边将我的儿子带走。怎么，你疯了？你难道不知道我会找你们？带着我的孩子，尽给他灌输垃圾？为的是什么？就因为我做错了事，对你发了点火。上帝，我真该打断你的腿，你这婊子，这样你就跑不了了。

　　“你他妈的要什么就有什么。别人说，‘博比，你干吗还让她去工作？’可我随你的便，以为那样你就会快活，就随你的便。你有房子。你上班时或回家晚了，我妈就来给你看孩子。你只要打个电话就行。她问我，博比，她怎么不请我到你家里去？我说，妈，你得给她点空间。总是护着你。做个好男人。带孩子上公园。让我的朋友别多管闲事。他们说，博比，她不很和善，我得对他们说，哦，她只是不爱说话。

　　知道这是在撒谎，因为只要你想热情时，是很热情的。只是你不想罢了。

　　“你总不着家，去给别人包扎什么的，留给我的只是疲惫、可怜。上帝宽恕，让我丈夫歇会儿。坐在餐桌边假装听我说话，我说话时，你那爱尔兰人的小薄唇却越抿越紧，似乎嘴里含着什么酸东西。我母亲是母狗，我朋友粗俗。你还跟我儿子说我心胸狭窄，弗兰？你啥事都不懂，却要对我儿子说教。

　　“你想不想听听他妈的伤心事？我爱过你。我他妈的真心实意地爱过你，弗兰妮。可是没一件事是对的，没一件事是好的。你随心所欲，跟你妹妹走，去医院，还要跟你搞同性恋的女朋友们出去，总是出去，出去，就不想呆在你该呆的家里。即使留在家里你也只是看着我，一副担惊受怕的样子，似乎大难要临头了。你知道那是什么鬼滋味？瞧着妻子总回头看你，偷偷地、鬼鬼祟祟地看你，就像你是个手榴弹，随时会在她的手里爆炸一般。我朝你发泄，多半是为了赶跑你脸上那种见了鬼的神情。”

　　我们有好久没有单独在一起了。罗伯特不在隔壁，不在另一层楼上，不在其他房间里，我不必设法保护他，不必压低嗓音。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没有惊叫。“你无权伤害我，博比。”我说。

　　“伤害你？伤害你？那你他妈的对我又怎么样呢？我圆家的时候，屋里常常是一片漆黑。我在我妻子身旁手淫，就因为她已呼呼大睡了。孩子不正眼瞧我，就因为你跟他说了那些屁话……”

　　“我从没说什么……”

　　“别他妈的打断我的话！”我靠在楼梯旁的墙上，但愿墙壁很薄，别人能听到。可他们——别人——能听到，以前就能听到，但就是不出来帮忙，让我们去吵、去打。

　　“一天晚上，我回到家里，我的妻儿不在了，所有东西都在，因此，他们不可能走远，于是我去找你妹妹、你母亲、你医院里和你一起上班的搞同性恋的女人。她竞有胆对我说：你一直打她，是不是？我就说：你一直跟她手淫。她妈的劈脸将门关上，给警察打了电话。叫警察！”博比将头往后一甩，哈哈大笑。我看到他太阳穴那儿的头发有了银丝。

　　他看上去很不错，很英俊。我无法止住颤抖。

　　“跟你说吧，我确实花了一点时间。你妹妹真是个难对付的婊子。不管我使用什么手段，她就是不出卖你。我操了她，所以她连电话都不愿接了，但不管怎样，她还是不出卖你。还有那个女人，她叫什么来着，那个经常在电视上露面、说话蛮横无礼的女人，我找不到她，但她手下的那些人都是草包，头脑简单。天哪，说起软弱，那个带着狗开车送你们到这里来的女人真经不起吓唬。纽约那个家伙，我一威胁说让纽约警察总署全部出动，抓他这个可怜虫，你看，就把他吓个半死。他们迟早会出卖你。”

　　他狠命地吸了一口香烟，脸上堆着笑。博比的笑常常很吓人。这次笑得让人恐怖，我真想扭开头。“我甚至没必要等，”他说，“我在电话上装了这个小盒子，拨叫识别器。

　　城里的胆小鬼都买这玩意儿，有坏蛋打电话来时它起点作用。你可以干扰电话号码，让他打不进来，幸运的是，我认识警署的一个人，他会解干扰。这盒子已安装了好长时间，弗兰妮，我没卸掉这鬼东西，还真管用。所以我来了。因为我儿子忠心耿耿。真是个好孩子。他给父亲打了个电话，我记下了号码，于是……他拿着香烟对着漆黑的客厅划了一圈，“我来了，来到了这个鬼地方。一个女人的家，这女人拥有了女人该有的东西，却又撒手不管，搞得一团糟，还他妈的要让我来收拾。”

　　“博比……”

　　“啊，他妈的，弗兰妮。别废话。我不想听你的废话。即使我好的时候，你也总像我随时会变坏似的看着我。像等着什么似的看着我。”他又笑了，“弗兰，我不想让你等待，我也不喜欢等』二一年时间再见我的孩子。”

　　“他不在这里。”我说。

　　“你以为我连这个也不知道？你以为我不知道他到底在哪儿？不知道他在哪儿上学？我之所以等待就是因为这个，弗兰。我本可以在他给我打电话后的两天赶到这里，可我又等了一星期。你知道为什么？因为我是好父亲，非常好的父亲。我等着，以免毁了他这一年的学习，让他在你给他找的狗屁公立学校上完这学期。弗兰，他们都恨你跟那个老师上床，让你孩子得到特殊待遇，你难道不知道？”

　　“我……”

　　“不要再说谎。我他妈的讨厌你说谎。谎话，谎话，谎话。”他深深地叹了口气。“弗兰妮，弗兰妮，弗兰，我知道你在哪儿于活，弗兰，为谁干。还知道你赚几个钱。我知道你这儿的电话号码。你有一扇后窗松了。窗板外翘，挡板又脆，花一分钟就能用玻璃刀割开拿掉。我跟你说过，说了有无数遍，弗兰，你的安全意识太差，任何动物、任何人都能进来。我的孩子在这里不安全。”

　　“博比，我们不回去。”

　　“我根本不要你回去，你这婊子。”他掐灭了香烟。“你知道此事最糟糕的是什么吗？我那么爱你，弗兰妮·安妮。

　　有时多喝几杯睡着了会做梦，怪的是那些梦不是瞎编的，像写真电影，家庭电影。比如我们～起去海滩的情景，那时罗伯特还小，我们支起一把大伞，不让他晒黑。还有我用英斯塔马蒂克相机拍的那些照片，你坐在孩子睡的小盒子旁。

　　我抱着他在浪花里扑腾，回头看你，你脸上挂着偶尔一露的淡淡笑容，真甜，真美。醒来时肚里烧得厉害，真以为要死了。”

　　“你放的屁我都觉得是香的，可你看，你是怎么对待我的。”

　　“我也爱过你，博比。”

　　我怎么丧失了看出他心思的能力？丧失了看清那两个黑窟窿般的眼睛里面的想法的能力？也许我从来就没有过这样的能力。在他说个不停的时候，我有十多次觉得自己被推进了身后的墙里，脚后跟被墙脚线勒得很疼。也许是因为这句话，或者是因为感情冲动，让我伤心得差点晕倒，上面那句话刚出口我的身体便向前倾。尽管手里仍拿着沉重的铁棍，但这句话是发自我的肺腑：我也爱过你，博比。

　　话音还没落，他便像猫一样蹿出沙发，快得没等我明白怎么回事，就已把我压在了墙上，用身体顶着我，前臂抹住我的喉咙，动作跟他做新手时由老警察教他的那样。有一次他开玩笑做给我看过，那是多年前的事了，弄得我头晕得嗡嗡叫，只觉得地板向我的脸扑来。这次不是玩笑。他用膝盖使劲顶我的手腕，随着沉闷的一声，铁棍掉在地上，滚到我的脚上，在嘲弄我。

　　以前，总好像我在等待这事发生，像他说的那样，真想感谢这样的等待结束了。也许他说得对，这些年来，我的眼神一直在告诉他，我的喉头始终藏着尖叫。然而不知怎么，尖叫的却总是博比，以致在他推搡我、对着我咆哮时，我都能闻到他身上的味、感觉到他的气息，这些我都非常熟悉。

　　可这一次，他像一个陌生人一样在袭击我。那双手硬得小再让人熟悉，呼吸中带着令人作呕的焦油味和酒味；他裤子里的那个东西顶着我的腹股沟，让人觉得陌生和有犯罪感，他的声音也不再像过去那样具有催眠作用，它变了，变弱了，微不足道了。也许是我变成了另外一个人，这个贝恩·克伦肖不再让这个男人殴打得鲜血淋漓。我使足全身力气，用手、用膝、用脚、用一切抵抗他，就是没用声音，因为我的脖子被他的铁臂抹住了。我闭上眼睛，身体往下，顺墙往下滑。我感到他放松了，喉咙里发出哼哼声，一种咕噜咕噜声，趁他稍一放松警惕，我猛然挺身撞他，不仅让他吃了一惊，还差点把他撞倒。

　　“好啊。”他说着就扑向我，卡住了我的喉咙。我的眼前是色彩斑斓的彩珠，就像我们每年国庆节看到的礼花。就这样。之后的事我就记不清了。

　　第　十　八　章

　　我女儿长着一头红头发，性情跟头发相似，任性，带点野性。打学说话起，几乎每句话都要加问号：妈咪，这什么？妈咪，水烫？妈咪，吃那个？怎么啦？为什么不？人们多半听不懂她的话。她的话像一碗汤，一碗元音加粗短辅音所做成的滑润浓肉汤，这些元音与辅音在她小嘴里一搅拌，出来的声音就成了玉米糊。有时，我甚至还得为她热爱与崇敬的爸爸翻译。她说的一切我都能听懂。什么都能听懂。

　　人们有时在超市，碰见我们全家，就对那团橘红色鬈发议论纷纷，说它像网状购货推车上的一面旗子。我们两人的头发是那么金黄，人们弄不懂这种变态基因遗传来自哪里。加州金发素二十七号使我不太像女儿的母亲，倒是像迈克的妻子，而这种关系比我与格雷斯·安妮的关系脆弱得多。“格瓦丝妮，”她这么称自己，将名与姓合在一起。“我们来说格雷斯①。”我们在节目晚餐前说，她却笑着喊。照我父亲的话说，两岁孩子，精力过剩。

　　我仍叫贝思·克伦肖，没把姓氏改成赖尔顿，更没有改回到弗林。我扔掉了弗兰妮这个名字。现如今，不管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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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说格雷斯，即say graces，在英文里意为“做饭前祷告”。

　　我就叫贝思。克伦肖，是格雷斯·安妮的母亲，也是罗伯特的母亲。

　　自我发现博比在我客厅抽烟后过了半天，迈克发现了我。地上有一堆熄灭的烟头，我的睡衣拉到了胸口，看样子他似乎再次打量过我。我查看过了，他没有强奸我，只是这个博比鄙视地敞开了前门，让人以为这屋里没什么再值得保护了。脖子从左耳到右耳有条缟玛瑙色加天青石色的伤痕：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就是博比所要的，也不知道他是不是真想杀死我，但最终失算了。也许在最后关头他在我身上看到了我常在他身上看到的那个让人恨、让人怕、又洼入爱的形象，于是他没有最后再使一把劲。也许最后一刻这致命的一卡换成了拥抱，或两者兼而有之。

　　也许他的意图就是那样。“弗兰妮，弗兰妮，弗兰，”我可以听到他那浑厚深沉的声音在说，“杀死你就太便宜你了。得让你受罪。”我确实是在受罪，天天如此。

　　当我与迈克跑到那排公寓房的一头时，卡斯特罗太太说：“他回家了。”本尼在厨房门口看到我们脸上的表情时，一脸的迷惑与不安。“他早就回家了。”

　　我宁可认为罗伯特的父亲是在外面、在前门、而不是在客厅碰到了他。我宁可认为，假如罗伯特看到我倒在地上，他会大声哭喊，让别人能够听到。他会哭着叫着飞跑到卡斯特罗家里。他会站在我的一边，而不是博比一边。我宁可认为，博比编了个故事给他听，一段娓娓动听的关于赎罪、宽恕的神话故事，一个幸福家庭死而复生的故事，跟那个长久躺在华丽的玻璃棺材里，后被一个白马王子叫醒的白雪公主的故事差不多。我宁可认为，直到以每小时六十英里的速度不知已到了公路的什么地方时，他才明白他将离我而去了。

　　眼下我只知道我儿子走了，不知道在哪儿能找到他。

　　迈克让我去警察局，他们则拍了我喉部的照片，记下了我丈夫的地址和电话号码，充分注意到他是纽约市的警探，而我没有法律文件证明我拥有对儿子的监护权。他们听得认真，记录做得少，有时点点头，但从他们的眼睛里我能看出，这个只有四个壮实男人的小镇警察机构没有经济实力飞到布鲁克林，去寻找像许多男人那样对待自己妻子的博比。

　　而且我清楚，即使他们真去了布鲁克林，博比也不在，这跟他一年前下班回家发现我不在家一样。再说，即使博比干了我自己没干的事，我又能说什么呢？

　　迈克找了一位私人侦探，我们一起去见了他。我跟他说了我的事。看样子他像个好人。他做过得克萨斯的警长，他的桌子上方有条大肚子老鲨，上嘴唇吸着一块红人牌烟草。他把支票从桌上推了回来。“你们是好人，”他说，“我就不骗你们了。你的孩子不见了，要找到他不容易。你前夫是警察，这意味着他知道如何不露面。你以前也很方便地做到过。不过，假如你去找，也许能找到他。那又怎么样呢？关键是这不能立案。你带着这个人的孩子逃走。他把孩子带圆去。因此有麻烦的也许是你。你也许可以控告他犯了侵犯人身罪，可这不一定能帮你要回孩子。他会在法庭上说你带着孩子消失了一年，你这就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了。”

　　“我们决不放弃这个孩子。”迈克说。

　　“我理解你的心情，先生。我也有两个儿子。但我要告诉你，你别无选择。如果找到他，你可以把他抢回来。然后你丈夫再把他抢回去。这么抢来抢去，没完没了。你该明白，跟打乒乓球一样，孩子是球。”他转向我，摇了摇头。“假如你们已离婚，你又有监护权，我也许能找到他，让他回来。

　　你连一点监护权的证明材料都没有。我甚至不知道该怎么说你现在的处境。”

　　我知道该怎么说。跟死没两样，只是我必须继续承受着。迈克·赖尔顿顺道带了几盒糕饼和几摞杂志来看我，我不敢看他，因为我知道，他一整天都跟当地日间夏令营的孩子们在一起，嗅着他们皮肤和头发的香甜气息，听着他们轻巧的脚步声和呼喊声，教他们如何进球，要像我儿子那样射门。也许他在千里之外踢球。我穿着衣服睡觉，每次辛迪请我去吃饭，我都拒绝。然而七月的一天，那是博比找到我之后的第四周，也是我与罗伯特失去音信的一整年，寂静的公寓响起了门铃声。空气里满是尘埃，我一动就像下了场暴风雪，我像疯子一样扑向大门。

　　“弗兰妮。”她说，声音里充满了忧伤，我几乎听不清。

　　格雷斯扑进我怀里，我扑进她的怀里。我像个病号，由她打扫屋子，给我烧饭。她陪我伤心流泪，给我读书。有一次，我听她在打电话时说，“她还不想说话。”又有一次，她递给我一只信封，里面是证明材料：我的出生证、护士证、罗伯特的洗礼证明。我用手指抚摸着文件上的印章。

　　我甚至没有立即想到我已经自由了，不用再躲躲藏藏了，因为值得藏的东西已不复存。倒是迈克想到了，他通过学院找到了格雷斯，将一切都告诉了她，然后去机场接了她。莱维特太太也打电话来，让我过去，她不时头晕，出现心悸。这也是迈克让她这么说的，直到几个月后，当她要求我对他好一些时，她承认有那么回事。

　　“你得创造儿子回来可以过的生活，护士太太。”有次在吃“欢乐餐”时她对我说，递给我一只骑摩托车的唐老鸭玩具。“别浪费时间哭。哭，没用。根本没用。”

　　八月的一个晚上，辛迪拿来一瓶酒，我喝了一大半，随后放声大哭，口齿不清，黏液滴到她肩上。我向她倾诉了一切。我跟她说了流血的事，挨打的事，博比的两个孩子，一个被他从我身边带走，另一个我自己流掉，什么都说。她把我弄进浴缸，放了一些带甜气的油，拖着怀着两个孩子的沉重身体给我修剪头发和指甲。格雷斯飞来的那个日子以及辛迪费力地从我身边挤进我空气浑浊的公寓的那个日子，就是我开始起死回生的日子。

　　我买了一部录音电话，人不在时，罗伯特打来电话，我就能得到他的音讯；我还买了只博比吹嘘过的拨号识别器，我在家时罗伯特打来电话我就能知道电话是从哪里打来的。我保留了罗伯特的学籍。“跟他们说他马上就会回来。”我打电话告诉迈克，还让他别再来，别来，别送东西来。

　　除了我失去的，我啥都不缺。

　　没人来要房租，家庭护理机构又给我安排了一个帮助对象，是迪安先生的妻子。她得了早老性痴呆症。我一去，迪安先生就轻松了，可以出去与朋友打保龄球或看电影。

　　我陪他妻子坐着，她抓弄着裙子说：“我不知道。我再也不知道了。”我们两个傻女人坐在一幢牧场式小砖房的客厅里，看通俗电视节目。我们面前摆着茶几，迪安太太玩着好像没规则的单人跳棋，我给学校和各警察局寄传单。传单上写着：“你见到过这个男孩吗？”是格雷斯用她的电脑打印的。罗伯特的照片粒子很粗，很呆板，是黑白照片。

　　有两所学校和一个警察局来过电话，但说的孩子不是年纪太小，就是太大。太小，太轻，太不像我的孩子。有天晚上我与迪安太太看了一部电视连续短片，说的是一个在贝弗利山拥有最好的时装店的漂亮女人，我看完后回家，看见漆黑的厨房里有一点红光。起初我以为是燃着的烟头，以为是博比回来收拾我了。我的心跟着跳了起来，因为如果是博比，那他身边就有罗伯特。我想只要能最后一次用双臂拥抱罗伯特，哪怕博比用手抹我脖子，我也高兴。

　　原来只是录音电话上的光亮。有一会儿留言上没说话声，只有噪音：车流声，卡车声，喇叭声，背景里隐约有两个男人大嘁着在谈话。随着一声深呼吸，“妈！”他说，我向机器弯腰，把它抱在胸口，弄得声音有一瞬间会听不清楚。

　　“我没事。爸爸也没事。他变得好极了。我走后，他真的想念我。”磁带里又没了声音，长时间没有声音。一阵小车喇叭声。听背景的噪音像是在公路上，也许是加油站，也许是商店的投币电话。“你好吗，妈？”长时间的沉默。“我们在麦当劳吃的午饭。跟本尼说，我向他问好。告诉他我看了电视里的《蝙蝠侠》。”又是沉默，呼吸。“我很想你。我得走了。我爱你。别担心，我很好。我们常搬家。”泪流满面。“我希望你不伤心。我希望你没事。对不起。我得走了。”

　　听到录音的第一个晚上，我整夜没睡，都在听这个电话录音。听时，我觉得自己就在他身边，我能看到卡车呼啸而过，感觉到电话亭周围的微风，看到孩子往电话机里喂零钱，都是从陌生的柜子上和自动售货机里收集来的。到早上我已记住了每个词、每个音包、每个音色与声调的变化。

　　我的儿，他害怕。是害怕博比发现他打电话，像那晚我发现他在厨房里打电话那样。也许还有其他的事令他害怕。我不是在凭空想象，当他说希望我没事时，他的话断了。迈克也听到了。“那个狗娘养的对他说你死了，”他说，“我知道，我能感觉到。”

　　一周后，录音电话录下了接线员的声音。“你有个对方付费电话。通话人，听到铃声后请报你的名字。”接线员的话在这里断了，我坐着，哭着，一遍遍地放着该报他名字的地方，可传来的只是一片死寂。我改了我机子上的预留言，把它改成：本机接受对方付费电话。但除了那次有人试图这么打过之后，再没人打过。

　　学校十月再次开学后，我带了三百块钱飞到纽约。格雷斯以为我星期二晚上到，但我坐的班机清晨后就降落了。

　　我没坐出租车去她的公寓，而是去了布鲁克林，到我与博比十三年前买的小房子去。房子的四壁记录了我们的一言一行，所有的一切都萦绕在我的心头。我接了门铃，一个二十五至二十岁左右的漂亮姑娘拿着洗碗布出来开了门。她长着深色的头发和眼睛，即使不是意大利人，也可当个冒牌的。博比·贝尼代托本该娶这样的女人，温柔顺从，像一只羽毛垫，永远不会有埋怨。

　　“他不在这儿，”她说，“我跟我丈夫从他母亲手里租了这房子。她住海洋大街。说不定她能告诉你他现在住在哪里。也许在佛罗里达的什么地方。”厅里仍挂着我的镜子，就是安·贝尼代托送我们的那块，我从镜子里看到了自己的身影，头发已垂到肩膀，碰到了连衣裙的领子。裙子是我与辛迪趁削价买的，在东北的秋天它太薄了点。我必须向格雷斯借件毛衣。我说，不，我不需要指路。我认识去贝尼代托太太家的路。另一个贝尼代托太太。唯一的贝尼代托太太。[致纯书苑]

　　我听到屋里响起了铃声，是装在白色过道里金黄色的铃铛发出的铃声。我听见里面传出轻微的脚步声，她从厨房来到前门。我忆起了七八年前的日子，那时我与她站在面对院子的窗前，看着窗外，呆呆地看着博比拿着～瓶啤酒又往外走，看着罗伯特在一排排的西红柿中钻进钻出。那天我深深感到，孤独的日子不只是一种感觉，还是一种生存状态，就如零引力或者像减压病一样，我们会在心灵深处慢慢感觉到自己所处的生存状态，它像深海球形潜水器，你在里面感觉到它的压力，从四面挤压你，挤压洗碗机、锅架、调味棒、叉子、调羹和内部空间。

　　“问你点事，”那天我对安？贝尼代托说，“你丈夫是个什么样的人？”

　　“这是什么问题？”

　　我不知道这是什么问题。这也许是我问博比母亲的第一个直截了当的问题，是我手肘上的疼痛给了我勇气，那是他推我时我撞在餐厅一张椅子上所留下的，因为我说，我想星期天呆在家里，不想到海洋大街去。

　　“他对你好吗？”

　　“他是我丈夫。”

　　“他打不打你？”

　　她眯缝着眼睛看着我。她的厌恶也是一种气氛，强烈的程度跟我们两人在那一尘不染的房间里保持距离一样，而这种距离跟在外面喊儿子的男人存在着距离～样。

　　“我儿子是个好人，”她说，“别人都这么认为。”

　　当时，她的脸冷若冰霜。今天她开门见我站在她家的水泥台阶上，站在她家每天让人打扫得一尘不染的台阶上，仍是冷若冰霜。她刚做好头发，乌黑的头发做成雕塑般的波浪，染发油和发胶泛着光泽。她长时间地看着我，我也看着她，然后她开始关门。我用手掌挡住门。“我要儿子回家。”我说。

　　“我也要，”她说，“可我们两人运气都不好。”

　　格雷斯对迈克说了这事，他们绕着我跳起了舞。他是独自来纽约的，来时还雇了个侦探。迈克有一些朋友，他们属于一个寻找失踪儿童的团体，他还将附有罗伯特照片的布告寄往更多的学校。那张照片是他五年级时在莱克普拉塔拍的，笑得很开心，脸很瘦，眼睛亮亮的，身后是人为的布景，有树木、云彩和无边无际的田野。迈克从不泄气，我也没有。四年过去了，我的抽屉里仍然放着那盒录音带，当格雷斯·安妮睡午觉时，我不时放着听。那张照片在我的床头柜上。“这是你哥哥，”我对女儿说，“你很快会见到他的。

　　等他回家的时候。”

　　“我的嘟嘟（哥哥）。”格雷斯·安妮说。

　　我想象着他——我的罗伯特——的样子，在激动的时候，他的声音会沙哑，下巴曲线的下面会变厚，他自己都忍不住照镜子看，歪着头，用手去感觉，像是抚摸、度量自己。

　　也许他父亲现在与另一个女人在一起，就像我与另一个男人在一起一样，也许他酗酒后会打她，下手很重，甚至将她打倒在地，而罗伯特则尽力闭上眼睛，堵住耳朵，也许有时他自己也喝点酒，从冰箱里偷偷拿一听，这样，刺耳的声音变轻了，像给锋利的刀刃裹上了一层棉垫。

　　我脑海里浮现出罗伯特的身影，他现在长高了，长帅了，仍像以往一样用心去揣摸世界，很少谈他的感受。也许他自己也找了女朋友，她考验他，嘲笑他，一切都很纯真，因为有时考验与嘲笑只不过是逗乐罢了，至少对多数人是这样，他抓住她，出手很重，吓了她一跳。可她觉得他抓住她的前臂是爱的表示，因为他疯狂地爱着她，也许开始时是这样。但等这发生变化时，唉，那就太迟了。

　　我想念罗伯特，想念那个也许存在的女孩，可谁能料得到，我一点也不在乎她，不在乎她遍体鳞伤、伤筋断骨。我本该很在乎。可我没有。我爱我儿子。一直爱他，永远爱他。我的头脑不乏理性，我的身体能感觉到她的痛苦，然而在我的脑袋与身体之间是我的罗伯特——是我的心脏。

　　再过六个月罗伯特就十六岁了，可以坐飞机、打电话、独立行事了。我和他失去音讯已有四年，但他知道上哪儿找我。我的电话号码从没变过。不论我离开那套公寓，搬去与迈克一起住，还是后来买了这幢有三个卧室与车库旁有铁线连架的房子时，我都要把我们的新地址给那个接替我住进那里的女人。于是他会敲响那套公寓的门，那女人会说，哦，你母亲想让你知道找她的确切地址。他便开车到这幢房子，我打开门，他说，妈妈，放心吧，我汲取了你们两人身上的精华，舍弃了糟粕。那部分血脉流淌到你为止，没在我身上继续流淌。我天天祈祷，让梦幻成真。我有时想，为什么麦克迈克尔副巡官那天在警署说罗伯特不是贝尼代托？他是嘲弄他？还是祝愿他生活幸福？

　　只要他来这里，我的生活就美满了。迈克曾说他很有耐心，这一点他没撒谎。他不是傻瓜；我两次叫他滚开，他真走＿『。有一阵他跟中学一位学生兼教师约会，那是个瘦小的女孩子，声音尖细，褐色的头发很长。我看到他们一次，当时我正在去迪安家的路上，他们手拉手走进一家小餐馆。在她的衬托下他很高大，跟多年前我衬托得博比很黝黑一样。迈克告诉我，她与他断绝了来往，因为她说他还没有准备好承担义务。其实他准备好了，只是不是为她。

　　他照顾我，时近时远，过了好久我才开始关心他。我想我现在很爱他，不过不是我原来观念的爱。我知道我爱他这个人，爱他给予我的那种让人觉得平凡、宁静而又充实的生活。我们的经济入不敷出，要留出一部分钱聘请侦探，一有希望的线索迈克就出门去寻找罗伯特，而这得有路费。

　　他已提拔为校长，我上钟点班，辛迪把格雷斯。安妮与她的双胞胎儿女一起带着。查德成了他们三人的头。我与迈克每天早晨带着小宝贝儿一起跑步，小宝贝儿坐在辛迪送给我们的一种特制的跑步手推车里，是在她为我举办的送礼会上送的。我们的房子里有一问黄绿色卧室，专给迈克的母亲和我妹妹格雷斯来时睡：桌子上方有一块布告板，上面贴了张足球队的照片和扬基队的赛程表。抽屉里有一封本尼的来信，我答应他一有罗伯特的地址就帮他转寄。那是罗伯特的房间：它跟我一样，也在等待他归来。

　　我现在大多数时间都把自己看做贝思t克伦肖，这是因为如果我把自己视为弗兰。贝尼代托的话，我就会觉得身上被剜去一大块肉，疼得揪心，肝胆欲碎，还让我觉得被博比缠住一般。我不允许发生这种事，因为我还是格雷斯·安·赖尔顿的母亲，她还小，除了担心吃点心时不给吃第二块外，还不懂什么叫害怕。她听不到墙外别的声音，除非偶尔听到她父亲呻吟着喊她母亲的名字：贝思，贝思。她父亲钟爱她，也钟爱她母亲。她母亲对她父亲的爱与日俱增。我信赖他，这是发自肺腑的信赖，这种信赖非常重要，我以前未曾理解得了。“我一生中最幸运的日子是我遇到你的那个日子。”迈克在我们在市政大楼举行婚礼时说。我不知道这是否合法，不知道我是否已离婚，我根本就不在乎。我丝毫不在乎什么法律。法律为我做了什么？迈克想当我丈夫，这就够了。剩下的全是弗兰妮的生活。那不是我。现在的我是我亲手创造的。过去吗？照莱维特太太的话说，“只是个故事”。

　　每年有三四次我让自己回到过去。男人们带孩子出去打保龄球或看电影，我跟辛迪夜晚单独果一起，就我们俩。

　　我喝上几杯葡萄酒，然后抽泣、哭喊，她抱着我，陪我哭，泪水流进我的头发：“亲爱的，他爱你，”她说，“我知道他爱你。他会回来的。会的。”上次她对我说：“我要你知道，要是什么时候见到那男人，我要用锯齿刀存他肋骨上扎一刀。”然后她削了几片黄瓜贴在我眼睛上，帮我消肿：我躺着，眼里透进一片绿光，不知怎么话就出了口。我伸手抓她，说话声很轻，她弯腰凑近我才能听清。我问：“你什么时候才告诉你姐姐的事？”

　　我不清楚她说话时的表情。我让黄瓜片留在眼睛上，这样，她如果不想面对我，就可以不面对我。她没哭，像诉说别人的事那样，有个小姑娘，蜷缩在客厅一个黑暗角落的椅子里，读一本书，一本名为《西风母亲的孩子们》的书。听到她母亲在喊她：辛迪。辛迪，过来。辛西娅·李，我有事找你。母亲不再叫时，她暗自笑了。她母亲打开纱门，绕到屋子的另一侧，在客厅窗外的花圃边缘处站着。“凯西，”她说，“去叫你父亲吃晚饭。”

　　我紧紧地抱着她。我能说什么呢？说不是她的错？说她不要有罪恶感？语言啊，语言。它们苍白无力，一文不值。我知道。

　　在我请她过来的那些晚上，辛迪认为世上的事都有偶然性，时不时发生，又都没什么特别的缘由。其实不然。问或我听到了电话铃声，而电话那一头除了呼吸声没别的声音。我跟自己说谁都会遇到这种事，其实我不相信。我等着，倾听着我自认为的爱之声，直到那头挂断。我不知道我接听的足罗伯特还是博比，还是某个陌生人的电活。也许我永远也不会知道。但我相信那是罗伯特，我相信他知道我清楚，于是我就等着。六个月前，电话铃又一次响了，我听到了呼吸声，正当我在倾听时，坐在高脚椅里的格雷斯。

　　安妮抬头看着我，命令似地哭喊着：“妈妈！”打电话的人突然挂断，啪的一声，像使劲合上一本书。“罗伯特！”我喊道，但只剩下空寂的回声。“欧伯①！”格雷斯。安妮快活地答遭。

　　这个电话后的许多晚上，当我跟辛迪独坐一块时，我的耳中仍是醉人的呼吸声，心中充满忧伤：

　　辛迪手拉着查利，在市政大楼为我与迈克当证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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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格雷斯·安妮将罗伯特念成欧伯：

　　克雷格也在，他拉着凯西。还有格雷斯。切尔西得出结论，格雷斯姨是个非凡的女人，她说起多音节词来显得很轻松，而且她肌肉结实。之后，我们聚集在勒尔巴克家的游泳池旁。“为我们的新女儿干杯。”迈克的母亲说，她送了我一只多彩浮雕戒，是她丈夫几年前送她的生日礼物，她紧紧拥抱我。那时我流泪了。迈克接着说：“我们能马上生个孩子吗？”我多喝了杯香槟，进了卫生问，久久地看着镜中的自己，穿着丝绸套装，脸旁垂着鬈发，嘴唇粉红，再仔细看看，确信那就是我，是真真实实的我。我伸手在嘴上摆出口型，但没发声，为了纪念这个日子，我在心里将它说了出来。罗伯特，罗伯特。当天晚上，在基韦斯特一家旅馆卧室的四根帷柱床上，我怀上了孩子。

　　罗伯特，罗伯特，他现在在哪里？他心里有什么感受或想法？。也许他在意大利、巴西、加拿大或墨西哥。我相信他不会认为我死了，我知道他明白我爱他。我知道博比擅长说服人，很能迷住人，会使你对已确信的事产生动摇，让你忍受那些你认为你永远也不会忍受的事。他初次向我发起攻势时我才二十一岁。也许博比跟罗伯特说我完全知道他们去了哪里，说我已将他扔给了他父亲。罗伯特会有片刻相信这一点吗？如果他正是那天电话另一头的人，那他现在还在不在想这事？当时有个孩子在叫我妈妈，而当时只有他才有权利这样称呼我。博比一定对他说了许多谎，说服他，争取他，但所有这些都没比听到另一个人叫我“妈妈”

　　这声音有说服力??

　　当我把真相，大部分真相，跟辛迪说时，她说：“只告诉我一点。贝思·克伦肖现在是不是跟那个——叫什么来着——是一个人？真搞不懂，我怎么总对那个名字有心理障碍。”

　　“弗兰妮·贝尼代托”

　　“贝思是不是跟弗兰妮是一个人？”

　　“只是名亨变了。”我说。

　　我以为在某种程度上是这么回事。当我是弗兰、弗兰妮、弗兰妮、弗兰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同时是两个人：一个是克制而满足，一个是眼睛被打青、骨头被打断，她对丈夫又爱、又怕、又恨贝思·克伦肖也是两个人：一个在院子里拔野草，身旁带着头发在阳光下熠熠生辉的女儿，在晚餐桌上向迈克微笑，将他的衬衫整齐地放进第二只抽屉里，开着小货车上街，在忘却一切的时候深爱着她可爱的小家庭。另一个心里有个空洞，奇大无比。我没有哪一天不在反思，离开博比究竟对不对、当然，如果不离开他，就没有迈克，也就没有格雷斯·安妮。孩子使你无法反悔过去。他们是精美的果实。有时是唯一的果实：

　　“哦，亲爱的，”辛迪喜欢说，“你别无选择：”

　　大家都说我做得对，说我不该回头，说我别无选择？也许他们说得对。可我依然不清楚。

(END)

《伤痕累累》